材料 汉景帝认为笞刑“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故下诏说:“加笞与重罪无异,幸而不死,不可为人。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后又“减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中元二年(公元前148年),又下诏“改碟(把肢体分裂)为弃市,勿复碟”。汉景帝提出,虽然按律文定罪而犯人如果不服可上诉,有关部门应及时会审评议。后元元年(公元前143年),汉景帝又特别下诏对刑狱案件要求慎重处理,疑难案要复审。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汉景帝再次下诏,说:“高年老长,人所尊敬也;鳏寡不属逮者,人所哀怜也。其著令:年八十以上,八岁以下,及孕者未乳,师、朱儒当鞠系者,颂系之。”所谓颂系,就是“宽容之,不桎梏”。
——摘编自马亮宽《略论汉景帝》
(1)根据材料,概括汉景帝法制改革的内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汉景帝采取上述举措的原因。
材料一:和约定议以后……为清除积弊,实现自强。光绪皇帝在保和殿进行策试时,追问天下贡士:“若《淮南子·兵略训》、杜牧《战论》、苏轼《训兵旅策》,见诸施行,果能确有成效否?……国用必有会计,禹巡狩会诸侯之计,其说何征?”
——摘编自《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六六
材料二:曾任驻英等四国公使参赞的宋育仁,倡言向西方学习,同时又认为:“更律法、厘官制、兴学校、行议院,乃实用策略……外域之治果胜于先王之法,即师外域无伤也,先王之法而包举乎外域,数典而忘祖,则何为哉?
——摘编自《宋育仁为<陈炽集>作序·陈炽集》
材料三:维新派相信“变者,天道也,天下之公理也”。樊锥在《湘报》上发表《开诚篇》,提倡:“洗旧习,从公道,则一切繁礼细故、猥尊鄙贵、文武名场、恶例劣范、诠选档册、谬条乱章、大政鸿法、普宪均律、四政学校、风情土俗,一革从前,搜索无剩,唯泰西是效。”
——摘编自《湘报类纂》甲集上卷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光绪帝、宋育仁、维新派樊锥解决民族危机的主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19世纪末中国救亡思想发生的变化,并分析变化的原因。
材料 新中国成立之初,有学者认为不改革文字,文字上只能由“已经取得特殊权利的人来领导文盲大众”,并且一些东欧友人也迫切希望改革汉字以便于语言翻译工作。在新文化运动以来文字改革理论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改革文字的紧迫性,于是中国文字改革协会等文字学术研究团体应运而生。1950年6月,在认真研习朝鲜、越南等国的文字改革工作后,毛泽东提出了汉字简化“不能脱离现实,隔断历史”的指示。1951年下半年,经过征询各方意见后,毛泽东认可了文字改革者共同提出的汉字拼音化主张,提出“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形式应该是民族的,字母和方案要根据现有汉字来制定”,“鉴于汉字书写困难”,“必须加以整理简化”。
——摘编自崔明海《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启动文字改革的动因及决策过程》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字改革的特点,并指出改革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字改革的意义。
A.得到广大民众普遍拥护 | B.极大提升了军队的战斗力 |
C.确立了封建土地私有制 | D.影响了社会的心理和行为 |
材料明治维新开始以后,旧封建士族(武士阶层)在政治和财政上都成为新政府的负担,甚至危及新政权的存亡。为此,明治政府推行“秩禄处分”,由政府发放禄券,代替原有的家禄,由政府逐步收买、偿还这些禄券。1870—1877年,政府分三个阶段向310971位武士发放了价值1.13亿日元的金禄公债证书,一次性赎买武士阶层的家禄特权。1876年,明治政府修改了国立银行条例,规定个人可以用“秩禄处分”中的金融公债为资本金设立银行,将武士阶层手中的政府公债转化为银行资本金,将士族引向新的产业发展道路,使旧幕时代的食禄阶层转化为新的自立阶层。这既以和平方式解决了士族问题,同时又将其转化为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因素。该政策仅着眼于经济方面,而没有对士族意识进行改造,为尔后日本的军国主义留下了思想上的根源。
——摘编自臧佩红、米庆余《近代日本的“秩禄处分”与“士族授产”》
(1)根据材料,概括明治政府对士族阶层改造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明治政府对士族阶层的改造。
①向农民提供商业贷款 ②拨巨资从事商业经营
③推行均输平准 ④对农民进行军事训练
A.① | B.①② | C.①②③ | D.①②③④ |
A.打击了封建的地主阶级 | B.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 |
C.革除了落后的社会风俗 | D.废除了旧的土地制度 |
A.加重人民的负担 | B.实现了富国强兵 |
C.使北宋走向衰亡 | D.加强了社会管控 |
A.整合政治认同以维护统治 | B.缓和社会矛盾以加快融合 |
C.开启了律令儒家化的进程 | D.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
材料一 在与宗室重臣的交流中,孝文帝将他迁都的本意说的十分明白,平城“虽富有四海”,但只是“用武之地”,很难“移风易俗”。迁都后又说:“若永居恒北,值不好文之主,卿等子孙不免面墙也。”同时孝文帝明确地认识到只有迁都於“王里”洛阳,才能“光宅中原”。迁都后,他接二连三地南征萧齐,虽然连遭失败,然而他的“期於混一”的壮志,直到临终前仍念念于怀。
——摘编自尚志迈《也谈魏孝文帝拓跋宏的迁都》
材料二 孝文帝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的改革完全是自觉、积极、主动的。这充分表现在他对陆叡的谈话中:“朕为天子,何必居中原!正欲卿等子孙渐染美俗,闻见广博。”孝文帝迁都、汉化使洛阳再次成为北方文化中心,也为以后形成和发展的盛唐文明奠定了基础。在融入汉文化的同时,鲜卑文化的精华成了汉文化的一部分。鲜卑族尽管因此而不再作为一个单一民族而存在,但在另一个民族大家庭中得到了永生。
——摘编自葛剑雄《盖世英雄还是千古罪人——元(拓跋)宏及其迁都和汉化》
(1)据材料一,概括孝文帝迁都的意图。
(2)据材料二,阐释孝文帝改革对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