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公元前359年，商鞅下令：“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戮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摘编自辛田《春秋战国时期社会转型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商鞅户籍制度改革的主要举措。(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商鞅户籍制度改革的意义。
材料：临时政府北迁后，第一届责任内阁对外交人员的聘任制度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改革由精通外文并且有着二十年外交经验的首任外交总长陆征祥主持，一改晚清权臣亲贵保荐的旧例，拒退未受专业训练、不懂外交、不习外语的被保荐者，驻外使馆和领事馆等机构外交人员一律由职业外交官充任。此次改革，外交部吸纳了大量法律出身、通晓国际法、拥有专业外交知识和技术、精通国际外交礼制、深谙西方社会与文化以及世界形势的职业外交人才。近代中国第一支职业化的外交队伍由此产生，外交部成为当时中国“官僚体制中心专业化程度最高的部门”。在这一原则主导下， 民国时期外交舞台上涌现了一批具有近代意义上的外交官群体， 如顾维钧、 王正廷等。
——据林红玲《试论中国外交近代化与国民意识的觉醒》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北洋政府外交人员聘任制度改革的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北洋政府外交人员聘任制度改革。
材料 汉景帝认为笞刑“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故下诏说：“加笞与重罪无异，幸而不死，不可为人。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后又“减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中元二年（公元前148年），又下诏“改碟（把肢体分裂）为弃市，勿复碟”。汉景帝提出，虽然按律文定罪而犯人如果不服可上诉，有关部门应及时会审评议。后元元年（公元前143年），汉景帝又特别下诏对刑狱案件要求慎重处理，疑难案要复审。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汉景帝再次下诏，说：“高年老长，人所尊敬也；鳏寡不属逮者，人所哀怜也。其著令：年八十以上，八岁以下，及孕者未乳，师、朱儒当鞠系者，颂系之。”所谓颂系，就是“宽容之，不桎梏”。
——摘编自马亮宽《略论汉景帝》
(1)根据材料，概括汉景帝法制改革的内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汉景帝采取上述举措的原因。
材料一：和约定议以后……为清除积弊，实现自强。光绪皇帝在保和殿进行策试时，追问天下贡士：“若《淮南子·兵略训》、杜牧《战论》、苏轼《训兵旅策》，见诸施行，果能确有成效否？……国用必有会计，禹巡狩会诸侯之计，其说何征？”
——摘编自《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六六
材料二：曾任驻英等四国公使参赞的宋育仁，倡言向西方学习，同时又认为：“更律法、厘官制、兴学校、行议院，乃实用策略……外域之治果胜于先王之法，即师外域无伤也，先王之法而包举乎外域，数典而忘祖，则何为哉？
——摘编自《宋育仁为<陈炽集>作序·陈炽集》
材料三：维新派相信“变者，天道也，天下之公理也”。樊锥在《湘报》上发表《开诚篇》，提倡：“洗旧习，从公道，则一切繁礼细故、猥尊鄙贵、文武名场、恶例劣范、诠选档册、谬条乱章、大政鸿法、普宪均律、四政学校、风情土俗，一革从前，搜索无剩，唯泰西是效。”
——摘编自《湘报类纂》甲集上卷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光绪帝、宋育仁、维新派樊锥解决民族危机的主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19世纪末中国救亡思想发生的变化，并分析变化的原因。
材料 新中国成立之初，有学者认为不改革文字，文字上只能由“已经取得特殊权利的人来领导文盲大众”，并且一些东欧友人也迫切希望改革汉字以便于语言翻译工作。在新文化运动以来文字改革理论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改革文字的紧迫性，于是中国文字改革协会等文字学术研究团体应运而生。1950年6月，在认真研习朝鲜、越南等国的文字改革工作后，毛泽东提出了汉字简化“不能脱离现实，隔断历史”的指示。1951年下半年，经过征询各方意见后，毛泽东认可了文字改革者共同提出的汉字拼音化主张，提出“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形式应该是民族的，字母和方案要根据现有汉字来制定”，“鉴于汉字书写困难”，“必须加以整理简化”。
——摘编自崔明海《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启动文字改革的动因及决策过程》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字改革的特点，并指出改革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字改革的意义。
材料明治维新开始以后，旧封建士族（武士阶层）在政治和财政上都成为新政府的负担，甚至危及新政权的存亡。为此，明治政府推行“秩禄处分”，由政府发放禄券，代替原有的家禄，由政府逐步收买、偿还这些禄券。1870—1877年，政府分三个阶段向310971位武士发放了价值1．13亿日元的金禄公债证书，一次性赎买武士阶层的家禄特权。1876年，明治政府修改了国立银行条例，规定个人可以用“秩禄处分”中的金融公债为资本金设立银行，将武士阶层手中的政府公债转化为银行资本金，将士族引向新的产业发展道路，使旧幕时代的食禄阶层转化为新的自立阶层。这既以和平方式解决了士族问题，同时又将其转化为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因素。该政策仅着眼于经济方面，而没有对士族意识进行改造，为尔后日本的军国主义留下了思想上的根源。
——摘编自臧佩红、米庆余《近代日本的“秩禄处分”与“士族授产”》
(1)根据材料，概括明治政府对士族阶层改造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明治政府对士族阶层的改造。
材料 彼得一世刚成为沙皇时，俄国教会的力量依然不容小觑。而彼得一世的新政改革，影响了一些大贵族及教会的利益，使其对沙皇十分不满并进行造谣生事，造成人心惶惶、社会局势不稳的混乱局面，这使得彼得一世决定对教会进行改革。1701年彼得一世下令将部分教会的财产收归国有。为了改善神职人员的不良作风，彼得一世还颁布一系列命令来约束他们的行为，他要求神职人员用宗教来美化、颂扬沙皇，要求他们把沙皇君主专制制度神圣化，强迫神职人员宣誓为沙皇效忠。为保证欧化改革顺利进行，彼得一世对反对改革的教会势力进行了进一步的打击。1722年，彼得一世颁布指令，一切神职人员，在得知修士中有反对政权统治的意向时，必须立即秘密上报政府当局，否则将给予严厉的制裁。
——摘编自张宇《彼得一世教会改革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彼得一世教会改革的内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彼得一世进行教会改革的原因。
材料 子产（？——前522），又字子美，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当晋、秦争霸时，郑为晋、秦所争。今晋、楚争霸，又为晋、楚所争。国境屡为战场，自裹公以来几至年年有战事，故其大夫患之。子产参与郑国政务时，高士奇将此时郑国的时局概括为：“族大宠多，俗淫而侈，又介于晋、楚之间，疆场日骇，民生垫隘，未易以为治。”子产鉴于礼已经无法挽救，故征之于刑书，以法绳之。子产的立法“为民刑程，上下维辑”没有出现“乱狱滋丰，贿赂并行”之乱象。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何如？”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
——摘编自姚晓盈《子产的治国理政思想及其践行》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子产改革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子产改革的作用。
| A．改良主张缺乏群众基础 | B．制度改革难以深入人心 |
| C．国人抵触西方思想传播 | D．维新变法具有空想色彩 |
材料 1864年，在开明官僚的推动下，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签署法令，开始实施司法改革。改革创建了"乡-县-司法区-省-中央"的五级法院建制，完善了检察制度和上诉体制，形成了司法部和参政院联合监管下的司法管理体制；改革创新性地创立了吸收英、法模式的陪审制度和律师制度。陪审制的引入是人民参与司法的典型体现，而律师是代表当事人维护个人权利的，他们享有言论自由。但19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俄国政治环境的变化，沙皇政府开始采取直接和间接的措施来降低司法改革的影响力，直到1917年，改革者建立法治国家的目标仍然没有实现。
——摘编自郭响宏《俄国1864年司法改革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俄国司法改革的背景，并分析改革措施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分析近代俄国司法改革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