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 北魏孝文常“雅重门族，以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四姓，衣冠所推。咸纳其女以充后宫”,还要求“王国舍人，应取八族及清修之门”。

材料一   民本，法也。故善治者，塞民以法，而名地作矣。……国之乱也，非其法乱也，非法不用也。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故善治者，刑不善而不赏善，故不刑而民善。不刑而民善，刑重也。刑重者，民不敢犯，故无刑也。而民莫敢为非，是一国皆善也，故不赏善而民善。   

——《商君书·画策》

材料二   盖君子之为政，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如其不能立法，而欲人人悦之，则日亦不足矣。使周公知为政，则宜立学校之法于天下矣；不知立学校而徒能劳身以待天下之士，则不唯力有所不足，而势亦有所不得也。

——王安石《周公》

4 . 史事的本来面目，往往随着时间的推移或言事者的表述不一，而显得扑朔迷离，给后人带来困惑。

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1899年康有为回忆“公车上书”时说：“李鸿章求和，议定割辽、台，并偿款二万万两。三月二十一日电到北京，吾先知消息，即令梁启超鼓动各省公车，上折拒和议。时以士气可用，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与名者千二百余人，以一昼二夜草万言书。联都察院前里许，至四月八日投递，则察院以既已用宝（光绪帝批准和约），无法挽回，却不收。”许多论著据此认为康有为发起和组织了“公车上书”，并将之视为资产阶级改良派走上政治舞台的标志。

——摘编自《康南海自编年谱》等

材料二       近来，史学界对康有为的说法提出诸多质疑。茅海建详细查阅清朝军机处《随手档》《早事档》《上谕档》《电报档》《洋务档》《收电》《交发档》《宫中电报电旨》等档案，提出：“从二月二十七日至四月二十一日，上奏、代奏或电奏次数达154次，人数超过2464人次。在各省，封疆大吏电奏反对者（反对签订和约）已过其半数；在京城，官员皆有大规模的联名上书；举人们单独上书达31次，人数1555人次；举人们参加官员领衔上书7次，人数为135人次。”“四月八日，即康有为所称‘不收’其上书当日，都察院代奏了官员举人的上书共计十五件。”由此可以证明，康有为组织的十八行省公车联名上书，并非都察院不收，而是康有为根本没有去送。

——摘编自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

材料三       日本逼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回国内，激起朝野上下的反对声浪。在京官员及在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纷纷联名上书。康有为、梁启超组织了联合各省举人的“公车上书”，虽未送达光绪皇帝，但拉开了维新运动的序幕。

——《普通高中教科书历史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

材料一   机器与工业社会大事年表

——依据世界史教材整理

材料二   不列颠入侵者打碎了印度的手织机，毁掉了它的手纺车。英国起先是把印度的棉织品挤出了欧洲市场，然后是向印度斯坦输入棉纱，最后就使英国棉织品泛滥于这个棉织品的故乡……不列颠的蒸汽机和科学在印度斯坦全境彻底摧毁了农业和制造业的结合。

——（德）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

材料三   在19世纪，奥斯曼、俄罗斯、中国和日本社会都面临着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双重严重挑战，和欧美军事力量的碰撞显示出农业社会在军事上要远远弱于工业化国家。……所有这些国家都启动了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在奥斯曼、俄罗斯和中华帝国，保守的统治者有能力限制改革的范围：虽然他们大体上支持工业化和军事改革，却扼杀了可能威胁其社会地位的政治和社会改革。而在日本，反对派倒幕运动的成功使改革者们有机会进行比在奥斯曼、俄罗斯和中国社会中更彻底的改革计划。

——（美）杰里·本特利《新全球史》

材料四   19世纪的帝国主义扩张几乎完全是欧洲人的事。但是到这一世纪末，两个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出现在世界舞台，它们是美国和日本。美、日两国都在19世纪末实现了快速工业化，建立了强大的军事力量。当欧洲列强的旗帜在全世界飘扬时，美、日两国的领导人决定，他们也要参与建立全球的帝国主义秩序。

——（美）杰里·本特利《新全球史》

在戊戌变法运动的研究中，围绕“戊戌政变”前夕光绪帝的“密诏”问题，史界多有争论。由于“密诏”的面世有不同来源和不同版本，故有“真本”与“伪本”之说，甚至也有认为“密诏”本身并不存在，是“伪作”。

据学者梳理，“密诏”的来源主要是两个：一是杨锐（戊戌六君子之一）之子，一是康有为，两者均称“密诏”为光绪帝直接颁谕所得。

材料一   1898年10月19日，上海《新闻报》登载康有为所持“密诏”：朕维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能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不能变法，而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可与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诸同志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特谕。

材料二   1909年，杨锐之子杨庆昶呈缴都察院存录的“密诏”：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屡次降旨整饬，而并且随时有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之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十分焦急翘盼之至。特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