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唐宣宗是唐宪宗的第十三子，846年即皇帝位。未登基前他曾装作平民游于江淮间，了解民间疾苦。大中元年（847年），天旱，宣宗减膳撤乐，出宫女五百人，放五坊鹰犬，疏理京城系囚。849年，唐出兵取原州（今宁夏固原）等七关；十二月，又收复扶州（今四川南坪北）。851年，河湟之地尽入于唐。从财政收支，漕运情况来看，在宣宗时期，唐王朝的财政有了好转。宣宗想知道百官名数，就命作《具员御览》，常置于案上，又尝密令纂诸州境土风物及诸利害为《处分语》一书，藉以考核诸州刺史。宣宗下诏，凡刺史调任，必令至京师，面察其能否，然后除官。唐宣宗在位十三年，国家初安，虽有各地军变都很快就平息了。《资治通鉴》说宣宗“明察沉断，用法无私，从谏如流”，谓之“小太宗”。

——摘编自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

材料   西魏建立后，民穷兵弱，处境十分艰难。宇文泰大力改革，采用苏绰的建议，颁布“先治心、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六条诏书和一系列新制。政治上，以德治教化为主，法治为辅。要求各级官吏用儒家学说修身，躬行仁义、孝悌、忠信、礼让、廉平、俭约等，恪守儒家道德规范。打出复古旗号，按照《周礼》官名更改官制，颁布文告模仿《尚书》文体，以标榜承袭中原正统，争取汉人支持。用人则唯贤是举，不限荫资。军事上，为适应鲜卑等族军人的心理，采用鲜卑族原有的部落组织，建立以六镇军人为骨干，收编关陇豪强的乡兵部曲的府兵制。官兵之间保持鲜卑旧日的氏族关系。经济上，根据儒家先富后教的传统观念，劝课农桑，恢复均田制。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等

材料   19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结束后，人们对于理性的信仰已经衰落，但以福泽谕吉（1835-1901）为代表的日本国内知识分子，仍然坚定地信仰“进步”这一观念。这一信仰也导致了他们对于中国的负面结论：颓废和落伍的反面教材；是日本实现脱亚入欧的桥梁。福泽谕吉因此认为，日本实现开化的源泉在于西方。福泽谕言倡导“文明开化”的一个重要目的就在于促使日本发展具有独立自主精神和责任感的公民。福泽谕吉偶尔也规倡男女平等，但是仍然认为女性的主要地位在于家庭。他认为不可赋予政府过多权力。由于对政府持怀疑态度，他不出任任何政府职务。致力于著述、办报、办学。在福泽谕言看来，独立自主之于国家和个人，后者才是前提与基础，个人的独立自由将会促进国家的富强和民主。

——摘编自【美】康拉德.希诺考尔《日本文明史》

材料   建武六年（30年）六月，刘秀下诏：“今百姓遭难，户口耗少，而县官吏职，所置尚繁。其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减更员，县、国不足置长吏可并合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这道诏今颁布之后，效果是“条奏并者四百余县，吏职成损，十置其一”“并官省职，费减亿计”。除了并县之外，刘秀还裁撤了许多官职。刘秀改丞相为大司徒，后又删去“大”字。改丞相为司徒，这不仅是名号上的更改，而且是权力上的削减。地方废去郡都尉，州牧改为州刺史，俸禄由两千石降为六百石。建武十三年（37年），降赵王良为赵公，太原王章为齐公，鲁王为鲁公。建武二十六年（50年）春正月，“沼有司增百官奉，其千石已上，减于西京旧制；六百石以下，增于旧秩”。刘秀“以三公曹主岁尽考课诸州郡事”，而各州之刺史常以八月循行所部郡国，录囚徒，考殿最，初岁尽，诣京都奏事。

——摘编自减云浦《略论东汉初年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