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0世纪初，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在韩知古、韩延徽等人的帮助下建立政权。初创之时，辽境内除了有从事游牧的契丹、奚等民族，还有从事农耕的汉族。当时，“庶事草创”，没有完备的法律制度。对此，神册六年（921年），耶律阿保机对大臣道：“凡国家庶务，钜细各殊，若宪度不明，则何以为治？群下亦何由知禁”，于是命大臣“定治契丹及诸夷之法，汉人则断以《律令》”。其中，“治契丹及诸夷之法”为适用于契丹等游牧民族的法律，即《决狱法》。该法由耶律突吕不奉诏编撰，为辽朝最早的一部基本法典，对契丹等游牧民族的不同习惯法作了调整，保留了不少草原传统法律条文。“断以《律令》”即沿用唐朝律法断案，适用于汉族。

——摘编自漆侠主编《中国改革通史》等

材料   （贞观）十六年（642年）诏：氏族之盛，实系于冠冕；婚姻之道，莫先于仁义。……燕赵右姓，多失衣冠之绪……名虽著于州闾，身未免于贫贱。自号膏梁之胄，不敦匹敌（配偶）之仪。问名惟在于窃赀，结褵（古时女子出嫁）必归于富室。乃有新官之辈，丰财之家，慕其祖宗，竞结婚媾，多纳货贿，有如贩鬻。或贬其家门，受屈辱于姻娅；或矜其旧族，行无礼于舅姑。积习成俗，迄今未已。……自今已后，明加告示，使识嫁娶之序，各合典礼，知朕意焉。其自今年六月禁卖婚。

（显庆）四年（659年）诏：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范阳）卢浑、（范阳）卢辅、清河崔宗伯元孙，凡七姓十一家，不得自为婚姻。

——摘编自（宋）王溥《唐会要》

材料   1888年3月，刘铭传在台北设邮改总局。这是我国第一个自立的邮政机构，是我国邮政史上的一次大变革。

1886年，刘铭传苦于台湾的通讯落后，与内地的联系困难，上奏朝廷，提出：“台湾一岛，孤悬海外，往来文报，屡阻风涛，每至匝月兼自，不通音信。水陆电报，实为目前万不可缓之急图。”他一方面积极架设贯通台湾南北的陆路电线和铺设台湾、福建间的海底电缆，另一方面他又以销递迟缓，延误时机，而创设邮政机构，开始了我国新式邮政机构的改革。他以台湾站制为基础，参酌当时海关邮政办法，于1888年11月颁布（邮政条目十二条》和《台湾邮政票章程），创立新的邮改组织。他改旧驿站为邮站，直接隶属邮政局，不再附属衙门机构：所有递送公文一律粘贴邮局发送的邮票，即使衙门发送的公文也不例外；商民便函，也凭邮票传递，收取邮资以信件重量和道里远近为准。为此，邮政局不再像旧式铺递那样仅仅是官方公文的代递机构，而是官民合用的近代邮政机关了。

——摘编自邱江生《中华正气》

材料一   “汉末丧乱，魏武始基，军中仓卒，权立九品。”中正定品任官的政策虽从形式上来说是汉末“乡举里选”的翻版，但实际上是中央政权对世家大族“乡举里选”的模拟，力图把选举权从世家大族手中收归中央的重要举措。起初，政府选择中正比较慎重，多数中正符合“贤有识鉴”的标准，比较认真负责，不负责者要受到弹。他们“盖以论人才优劣，非为世族高卑”，“其姑造也，乡区清议，不物爵位，褒疑所加，足为劝助，尤有乡论余风”。

——摘编自陈金凤、方潜龙《魏晋南朝九品中正制与皇权政治》

材料二   随着民族交融的加强，北魏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秩序，调解民族矛盾，在沿袭九品中正制的同时，又建立起地方中正组织，与中央中正组织并行不悖。中央系统的中正组织依旧分为州、郡两级，地方系统的中正组织则分为州、郡、县三级。本来州郡中正须由士族，特别是士族中的高门充任，但北魏“重吏干，就像重军功一样”，寒门因军功、吏干被提升，大量充任州郡中正。

——摘编自段锐超《十六国北朝九品中正制的发展演变》

材料 正统以后，伴随着屯田制的逐渐崩溃，兵农合一的卫所兵制走向衰落。蒙古诸部兴起，“边境之民肝脑涂地，父子夫妻不能相保，膏腴之地弃而不耕”。自张居正入阁始，他就致力于推行边军改革。他针对卫所兵“册籍空存”问题，要求“按田求丁，自浮原额”，还令“役山西民兵赴偏老备边”；针对操练规定废弛等弊，令“春秋操期载在会……操止操，务遵照会典"；同时，减少边军充劳役的现象。他推广了戚继光结合诸军种优势、协同作战的操练方法。他还责令沿边府县挑选民壮，编成乡军，并入官军“队伍之制”，并严加团练。经过改革，“三陲宴然，一尘不扰，边氓释戈而荷锄，关城熄烽火而安枕”。可是，张居正奉行“守备为本”的边策，人为地将南北各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族隔离开来，“增兵增饷……万姓疲劳，海内虚耗"。

——摘编自朱东润《张居正大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