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我国近代史上的文字改革运动，从晚清时期就开始了。从运动的整体情形看，它实际包含四项内容：施行汉语拼音、使用简化字、写白话文、推广普通话。四项中的每一项，又可以单独构成一场运动，四项内容在实际运动中往往结合在一起。运动大体以辛亥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文字改革的迫切性与必要性在文学革命的框架内，借着五四运动的强大气流，迅速升腾为席卷全社会的潮流。“五四”后的文字改革运动，不但得到了北洋及国民政府的认可，而且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发展与弘扬。整场文字改革运动，在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上首次实现了“书同文、语同音”的目标。文字改革运动将汉字改造成为了一套科学符号，使其真正能够为广大民众所掌握，堪称中华民族文明史上的一大盛事。

——摘编自李洪岩《浅议近代的文字改革运动》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争取更多的国家和人民认识并了解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对外工作，尤其是具有特殊作用的对外文化交流。新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对象首先是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与中国邻近的缅甸、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等国，在20世纪50年代初即与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文化交流随之有了相应的发展。1949年10月，以著名作家法捷耶夫为团长的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来华访问。此后波兰、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文化代表团和艺术代表团纷纷来中国访问。同时，中国文化艺术团体也走出国门进行访问演出。1958年，中国成立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直属于国务院，形成了对文化集中管理体制。至1958年年底，中国有59个艺术表演团体到49个国家访问演出，中国的京剧、歌舞、杂技艺术、木偶、皮影和民间音乐在国外受到广泛欢迎，中国的许多地方戏剧和少数民族的歌舞，同样在国外获得极高的赏识与评价。

——摘编自张登德《20世纪50年代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特点》

材料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伟大决策。20 世纪90年代初，江泽民提出“求同求和”与“全面参与”的外交思想。北京申奥和上海申博的成功是中国全面参与国际事务，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的重大成果。截至20世纪末，中国已与123个国家签订了文化合作协定，签订文化交流执行计划430个，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不同形式的文化往来，与数千个外国和国际文化组织保持着各种形式的联系。文化外交不仅依靠官方渠道。各部门、各地方也参与进来。文化部（今文旅部）与经贸和旅游等部门合作，共同推进文化外交发展。交流的品类日益增多，艺术展览更加注重作品的民族性和艺术水平。1978 年8月，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马杜。马赫塔尔。姆博与邓小平会面。1979年2月，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正式成立。双方在翻译、出版和版权方面的合作也始于该时期。从1978年下半年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双方每年合作项目都超过300个。

——摘编自杨悦《新中国文化外交70年的传承与创新》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新兴君主们根据臣下的功绩来封官授爵，根据爵位高低来规定臣下的薪水。商鞅认为：“行赏而兵强者，爵禄之谓也。”秦朝建立后，一个一千石的官吏每年可得小米34250公斤，所得俸禄已经可以满足相当富裕奢华的生活了。到了汉武帝时期，俸禄以钱币而不是谷物的形式付给，有记载，丞相作为最高官员，月俸是高级官员中两千石的2倍，是中低级官员中六百石的20倍，是低级小吏的100～600倍。魏晋南北朝时期，俸禄内容复杂多样且多以布帛或谷物为主，且多个政权均因战时需要一定程度上削减了百官的俸禄。唐朝官员的收入主要包括职田（朝廷拔给官员自主经营的田地）、俸钱和赏赐。此外，还实行公务用车制度，官员的差旅福利，甚至还有退休金。到了清朝，政府在实行“薄俸制”的基础上，还设置了“养廉银”，并设置完善监管措施，形成稳固的俸禄制度。

——摘编自李博朱玉洁《中国古代的俸禄制度》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造成了“银贵钱贱”，加之局部内战的巨额军费，使得开支不菲的官员因收入被波及而陷入了入不敷出的境地。面对国家的日渐沉沦及吏制的渐趋腐败，有识之士认为要想革新政治，必须对现行的俸禄制度进行必要的损益。在多方力推下，1869年颁布的《中国海关管理章程》一方面采取了中国俸禄制度按年计算的惯例，同时又引进了绩效工资的思想，体现了工资设计与职级高低、职务繁简相配合。外交官员的工资结构也抛弃了旧有的正俸、恩俸、养廉等名目，而是直接按照行政级别的高低拟定工资额，且按月支付，另外报销一定生活费和交通费。伴随着清末新政中的官制改革，清政府开始陆续实行工费、津贴、薪水制度，且改设各部门、各省份自行拟定养廉银数额，出现了如东三省奏定数额高出定额1.3～2万两的现象。

——摘编自鲍伟《晚清文官俸禄研究》

材料1771年，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顺应民意，率领部众17万人踏上东归祖国的旅途。土尔扈特部的归来受到清朝政府的热情欢迎。1771年6月，清政府官员在伊犁河畔会见了渥巴锡。清政府及时赈济土尔扈特部，又划定牧地，对他们进行安置。同年9月，乾隆皇帝于承德避暑山庄召见渥巴锡，封他为卓哩克图汗，意为“英勇汗”。为了方便统治和管理，乾隆皇帝将土尔扈特分为新、旧两部——旧土尔扈特由渥巴锡统领，分东西南北四路，共十旗；新土尔扈特由另一首领舍楞统领，分二旗。乾隆皇帝还亲自撰写了《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两块碑文以记此事。这两块碑文今天依然保存在河北承德避暑山庄的普陀宗乘庙内。

——摘编自王磊《土尔扈特部东归：谱写爱国主义光辉篇章》

材料一   商鞅变法时在秦国颁布了分异令，规定“民有二男不分异者倍其赋”。贾谊称“秦人富家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所谓“子壮则出分”，即每个儿子均可以从父母处分得一份家产。汉代以来，家产继承遵循诸子均分的原则，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依旧有数额上的差异。女子在继承中的地位很低，故有“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妇有唱随之礼”的说法。在中国古代的继承制度中，法定继承一直是主要的继承方式，因此基本上不存在遗嘱继承的情况，只有没有法定继承人的情况下才适用于遗嘱继承。明清时期，兄弟分家、父子析产异居成为通常的行为习惯，并且发展为一套完整的方式和制度体系，“律不言家产，而例特为补文，以产争继者多，故于财产一层反复言之也”。

——摘编自邢铁《家产继承史论》等

材料二   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着手进行家庭财产制改革。《中华民国民法·亲属编》首先确定妻子享有了继承丈夫遗产的权利，除配偶外的法定继承人的范围、顺序为：直系卑（晚辈）亲属——父母——兄弟姐妹——祖父母，而且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不问性别。但直到20世纪40年代，农村的财产继承原则还是传统的作法，姐妹无论出嫁与否，均不能继承财产。1950年《婚姻法》规定夫妻双方对于家庭财产有平等的所有权与处理权，夫妻有互相继承遗产的权利。198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明确规定了男女平等继承、法定继承、遗嘱继承、保护弱势一方等原则，继承制度更加精细，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张彩娟《中国家庭财产制的历史变迁与现代重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