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重视监察机构的设置，将之置于与行政机构并列的位置。在历史演进中，监察机构的体系越来越严密，相对于行政机构的独立性也越来越强。历代政府重视监察法规建设，坚持依法监察，监察法规逐步完善。监察机构职权涉及察德、察政、察能。同时，为防止地方分离，整肃吏治，历代统治者都重视中央对地方的监察。监察以常驻为主要形式，并辅以不定期的或定期的巡按制。此外，监察御史作为风纪之官，品秩虽低，权势却十分显赫，甚至享有“便宜从事”和“风闻奏事”的特权。但是，监察机关的独立是相对的，其监察功能的发挥受到皇权的极大制约。

——摘编自林志强、张旭日《中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特征研究》

材料二   监察官是罗马共和国时期比较特殊的官职，其产生、职权伴随着平民和贵族的长期斗争。随着共和国历史的发展，监察官基于实践的需要，其权力不断扩大，从最初的人口和财产调查权，到后来的公民道德监督权，再发展到元老遴选权，监察官的地位日益神圣和显赫。由此看出，监察官的权力扩张恰好对其他官员起着很大的制衡作用，从而推动着古罗马共和宪政的平衡与发展。

——摘编自连佳《浅议古罗马共和宪政下监察官制度及其启示》

材料一 夏朝，设有监察之官“啬夫”。战国时期，李悝的《法经·杂律》为惩治滥用职权等职官犯罪提供了法律依据。自魏晋始，御史台脱离少府而成为完全独立的监察机构。唐代，尚书省左右仆射兼掌对御吏的监察。我国古代监察官员的选拔与任用，其标准大致包括品德、学识和经验三方面。如宋朝规定：“非曾经两任县令，不得除（授予）监察御史。”明朝谏官的职能由六科给事中取代，监察六部官员。清雍正年间，清廷取消了六科给事中执掌的封驳权，“以六科内升外转，始隶都察院”，都察院的监察职能进一步加强。清政府制定了我国古代最完整的一部监察法典《钦定台规》。至此，我国古代监察系统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和严密。

——摘编自张国安《论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及其现代借鉴》

材料二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监察院是颇具特色的独立监察机关，它直接源于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思想。在近代中国的政制实验田里，基于中国传统的独立监察制度和源自西方的议会监察制度互相竞争。经过民国初年的探索与南京国民政府“训政时期”监察院的实践，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将美国式的参议院制度与中国传统监察制瘦融于一炉，使得监察院无议会之名却有议会之实。这样中西合璧的制度探索受到很多批评，但无论如何，监察院制度的弊端并不构成废除独立监察制度的理由，源自中国传统的独立监察制度至今仍有重大价值。

——摘编自聂鑫《中西之间的民国监察院》

材料三   党的十八大以来，伴随反腐败斗争形势的不断高涨，我国监察体制改革也在不断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由试点到全国推行，提高了监察机关的地位和独立性，实现了监察的无死角、全覆盖，整合了监察资源，形成了强大的反腐败合力，这是我国反腐败领域的一次重大创新，是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的一次重大变革。

——摘编自李凌云《新中国监察制度七十年的嬗变》

材料一   明朝初期改前代御史台为都察院作为中央监察机构，对全国十三道监察御史负有领导、监督与考核的职责，而监察御史掌管监察百官、巡视郡县、纠正刑狱、肃整朝仪等事务。又创设六科给事中制度，即在吏、户、礼、兵、刑、工六科中，各设置给事中之职，其具体职能如：对各科驳正违失、对口监察、弹劾在京大臣等等。六科给事中不受都察院的管辖，与都察院相互制约、监督。清朝都察院根据工作需要，可以派遣御史监察专项工作，例如检查档案、巡视京营、学校等。战争期间，还可以派御史监记军功。

——摘编自韩兵昶《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简论》等

材料二   14世纪时，英国国会由贵族院、平民院组成。1343年，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慑于国会的压力，宣布贵族院有权控告大臣。1386年，平民院又因财政大臣萨福克伯爵滥用职权而向贵族院起诉并获胜。这样，就确立了平民院提出弹劾案、贵族院审判的监察弹劾程序，由此形成惯例，并得到1701年英国《王位继承法》的确认。在此基础上，英国各部门、各行业、各地区又相继成立了各种不同的监督机构，但因地方高度自治，缺乏全国统一的协同机制。1787年，美国第一次以宪法的形式肯定了议会的监察弹劾权，此后，监察弹劾权作为议会监督政府的手段，被资本主义国家广泛采用。

——摘编自王晓天《中西古代监察制度之比较》等

材料一   唐代的官员监察制度日益成熟，从官员监察的范围看，不论身份高低都要接受朝廷的考核和监察。到武则天时，朝廷增设了监考使一职，这一制度对唐代监察制度的完善和运行起到了积极作用。唐中后期形成了流内和流外两种官员考核标准，并形成了《四善二十七最考课法》，这一制度既对官员考核德义提出了要求，又对官员的公平和勤政提出了标准。宋代延续唐朝监察制度，并根据实际设立审官院机构，还成立了专门的考课院，负责对地方官员的监察考核。宋代官员监察制度较唐代更加详细，在执行落实上也更加认真具体，这为基层官员打开了上升渠道。

——摘编自党会先《唐宋官员监察制度历史镜鉴》

材料二   19世纪中后期，美国经历了一个重要的社会转型时期。这次转型，虽然为美国成为世界大国奠定了基础，但同时也冲击了美国的传统价值观和道德准则，还使美国陷入了一个政治腐败时期。这一时期的美国政治腐败源于政党对政府的操控，集中表现在“政党分赃制”下的选官腐败及其造成的官场乱象。面对这一时期如此严重的政治腐败，美国政府一直在名积极寻求解决的办法。1883年，阿瑟总统签署美国文官制度改革法律，即《彭德尔顿法》。《彭德尔顿法》的通过标志着近代美国公务员监察制度的初步建立。它使美国联邦政府最终摆脱了“政党分赃制”的困扰，把行政官员的选任真正纳入了法制的轨道，从而抑制美国政府腐败及腐败的继续蔓延。

——摘编自石庆环《二十世纪美国文官制度与官僚政治》

材料   明朝对所有官吏的任用都实行一定范围和程度不同的回避制度。从回避内容来说，可分为亲族回避、籍贯回避和职务回避三种。从回避的职官来说，可分为京官、地方官和一些特殊地位的官。一般来说，所有官吏都实行亲族回避，地方官吏实行亲族和地区的双重回避。一些重要的官吏则另有特殊要求的职务回避。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一   早在殷商之时，“官刑”的出现，中国便有了专门治官监察的规定。汉武帝时，在地方设置刺史行使监察权，对各州进行监察，且独立行使监察权；元朝时，设置了专门独立行使监察权力的机构——御史台，它与中书省、枢密院各自行使权力，呈分庭抗礼之势。清朝时，《钦定台规》的出台，强调监察法律规范的全面化、系统化，对于监察机关正确、合法地行使监察权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颇具中国特色的机构、职能和监察法规，切实起到了在国家机器运行中的制衡作用

——摘编自张德权《论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之当代借鉴》等

材料二   西方的监察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在古希腊“小国寡民”的政治体制下，雅典城邦出现了带有监察职能的机构：公民大会、五百人会议、执政官、十将军委员会、陪审法庭、贵族会议等。其中，公民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其他机关均是共同隶属公民大会，彼此相对独立、互相制约的权力部门。它们既有分工又有协作，既有民主又有监督。而公民大会作为雅典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20岁以上男性公民均可参加，该机构崇尚法治，严防个人专制，对僭主和行政官可投票决定惩戒或放逐。而陪审法庭在控制政府官员权力方面也有重要作用。国家官吏任职前，不管是选举还是抽签的方式选出，被委任者在担任职务前，法庭必须对其实行被称作“认可听政会”的程序，在听政会上，任何公民都能对其提出反对意见，然后陪审团进行投票表决，经多数同意即可，如果情况属实，他就被判处死刑。

——摘编自李勇《试论古希腊古罗马的权力制约机制及其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