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以至国民革命时期，早期共产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人对五四纪念给予高度重视，实现了五四纪念的奠基，并以话语自觉不断赋予五四纪念以新的意义，形成一套纪念的体系，不仅传播了革命思想，还发挥出民众动员的效用。在五四纪念的起始阶段，已形成以政治、文化双重语义来阐释五四运动的共识，即以“爱国运动”“救国运动”指称“政治五四”，以“新文化运动”言说“文化五四”，这种双重语义合流交融态势影响并奠定了其后中国共产党五四纪念的基本底色。

1919年5月，陈独秀将五四运动视为“国民爱国自卫”和“觉悟”的体现，1919年10月，李大钊强调五四运动系“排斥侵略主义”，并不只是爱国运动，“实为人类解放运动之一部分”。

中国共产党一大纲领提出，“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因此，激发青年热情，“复活五四精神，到民间去”，动员民众走社会改造之路，便成为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人纪念五四运动的“新意义”。

1925年4月，青年团中央在号召学生筹备五月纪念周活动时，将五四运动视为“中国近代民族运动的发端”，并提出“继续五四运动的精神，组织整顿学生会，反对反动思想与腐败教育，到劳动群众中去，参加民族解放运动”的口号。此后，“民族运动”“民族革命运动”“民族解放运动”等话语在五四纪念中渐趋火热。

——摘编自霍新宾《中国共产党早期五四纪念及其内在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