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七月七夕，潘楼街东宋门外瓦子，州西粱门外瓦子，北门外、南朱雀门外街及马行街内，皆卖磨喝乐，乃小塑土偶耳。悉以雕木彩装栏座，或用红纱碧笼，或饰以金珠牙翠，有一对直数千者。禁中及贵家与士庶为时物追陪。又以黄蜡铸为凫雁、鸳鸯、龟、鱼之类，彩画金缕，谓之“水上浮”。又以小板上傅土，旋种粟令生苗，置小茅屋花木，作田舍家小人物，皆村落之态，谓之“谷板”。又以瓜雕刻成花样，谓之“花瓜”……皆于街心彩募帐设出络货卖……至初六日七日晚，贵家多结彩楼于庭，谓之“乞巧楼”。铺陈磨喝乐、花瓜、酒炙、笔砚、针线，或儿童裁诗，女郎呈巧，焚香列拜，谓之“乞巧”。妇女望月穿针，或以小蜘蛛安合子内，次日看之，若网圈正，谓之“得巧”。
——【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
材料二 七夕，（汴京）潘楼前买卖乞巧物。自七月一日，车马嗔咽，至七夕前三日，车马不通行，相次壅遇，不复得出，至夜方散。
——【宋】罗烨《醉翁谈录》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宋汴京七夕节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北宋汴京七夕节特点的成因。
材料一 两宋时期,随着东南地区经济的发展、造船术的突飞猛进以及罗盘针的使用,我国瓷器、丝绸等商品畅销南洋等地，对外贸易迅速发展,海上贸易十分繁荣,出现了中国最早的海商群体。雍熙四年(987年),宋太宗发布诏令“遣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纲，各往海南诸蕃国勾招进奉,博买香药、犀牙、真珠、龙脑”。两宋政府在主要通商口岸设置了“怀远驿”“来远驿”等机构以接待外国客商。开宝四年(971年),“置市舶司于广州,后又于杭、明州置司。凡大食、古逻、阁婆(爪哇)、占城、勃泥(加里曼丹)、麻逸、三佛斋(苏门答腊)诸蕃并通货易”。
——摘编自金亮新《宋朝经济立法探析》
材料二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扩张,大量的洋货源源不断地输入厦门。在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厦门外贸市场首先是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势力占据优势地位。甲午战争后，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体系宣告最终解体。随着日本强占台湾地区及世界经济体系结构的不断变动,中国东南沿海以香港、台湾等地区为中转基地，与东南亚各国和地区以及日本等国和地区进行贸易,初步形成了跨国界的地域经济圈。东南亚地区的华侨关注厦门的开发并不断汇款回国,使厦门与东南亚地区的贸易不断发展。
——摘编自 刘梅英《从厦门近代外贸市场的嬗变看地域经济圈的重要作用》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对外贸易迅速发展的原因及特征。
（2）根据材料二,指出近代以来厦门外贸市场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变化的原因。
材料一 明代中后期，出现了文人经商风潮，对文人学士而言，通过文字谋利，是他们比较容易参与的商业行为，于是一批士人书商出现了。大量文人在自己熟悉的图书领域寻求生计，进一步加速了书籍商业化的程。此时出书品类繁多，数量庞大，鸿篇巨制频现，无论经史，还是日用类书、通俗小说，都以惊人速度发展。南京、苏州、杭州等地皆为重镇，常熟、湖州等地也在书籍出版领域拥有无法替代的特殊地位。借助江南地区优良的水路交通条件，整个区域联结成成熟而活跃的书籍刻印出版和消费市场，并与福建、江西、两湖、江北、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地区等地域形成全国性的书籍交流网络。
——摘编自章宏伟《明中后期江南出版业的勃兴》等
材料二 甲午战后，维新志士以报纸、期刊、图书为宣传工具，输入西学，启蒙新知，一时间，出现了国人争相办报的热潮。1900-1911年，中国通过日文、英文、法文共译各种西洋书籍至少1599种，超过此前90年中国译书的总和。庚子以后，清政府改革教育，变更学制，特别是废科举兴学堂，带来了庞大的教科书市场。一些民营出版机构抓住机遇，编写了适应时代需要的新教科书，如商务印书馆陆续出齐了成套的《最新教科书》，因销路十分广泛，一跃成为全国最大的出版机构。1902年，梁启超提倡“小说界革命”，揭开了小说出版史的新篇章，其表征是小说出版的蔚为壮观，1903-1911年的9年间就出版、翻译小说2377种。清末民营出版业的崛起，使之成为了清末三足鼎立的出版主体之一。
——摘编自吴永贵《论清末民营出版业的崛起及其意义》等
材料三 改革开放后，中国图书出版业整体出现加速繁荣的态势。到2013年，中国的传统出版业规模已位居世界第一，电子出版物、网络出版物的规模位居世界第二，印刷业总产值居世界第三，在世界出版业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在当代中国，出版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能够起到凝聚民心、鼓舞士气、振作精神、形成合力的作用。
——摘编自周蔚华《重新理解当代中国出版业》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代中后期江南出版业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末民营出版业崛起的背景及影响。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时期出版业发展繁荣的意义。
材料 宋王朝表面上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可在币制和货币流通上存在严重的地方性。南宋的纸币，东南用会子，四川用川引，两淮用交子，湖广有湖会。宋以前主要的价值尺度是铜钱，两宋的交子和会子是兑换券的性质。北宋，在四川，政府设有兑换机构，并备有相应准备金，可以随时兑取，交易和纳税均不受限制。
元朝灭掉南宋后，依数收回旧钞，印造中统元宝交钞（中统钞），以作为全国通行的统一纸币。又在消灭南宋政权后的第三年下令禁止私人买卖金银，不兑换纸币，人民可以持有金银，但禁止民间金银买卖和流通，以取得人民对纸币的信任，建立我国货币史上最早的纯纸币制度。中统钞发行后，一改以往用铜钱为价值尺度的习惯，采用白银为价值尺度，并且逐渐发展到用白银为流通手段。
——摘编自李育安《纸币在中国元代的流通和发展的特点》
（1）根据材料，概括宋元纸币制度的不同之处。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元代纸币制度的影响。
材料一 而至明清，城市商业更是成熟，如北京明朝时，城内店铺林立，有三百六十行，还出现了许多专业性的批发市场，如米市、猪市，羊市、花市、煤市、缸瓦市等等。清朝时，北京商业更是超过明朝，庙市由22处增加为36处。除了北京之外，当时全国有“四大名镇”——佛山镇、景德镇、汉口镇、朱仙镇，这几个地方，商贾辐辏，交易兴旺。
——徐康宁等《文明与繁荣中外城市经济发展环境比较研究》
材料二 雍正帝接受了云贵总督鄂尔泰的建议，废土司为府、州、县。1731年，这项工作初步完成。改流的实行，清军驻防地扩大，雍正为加强对新设府县的控制，增添营汛（戍防军队）。在改流地区，废除原来土司的征收制度，与内地一样，实行按田亩征税的原则，但征收多少，又根据当地的情况来确定，一般少于内地。很多土民有了土地，大有重见天日的感觉。
——杜诗瑀《清世宗雍正传》
材料三 古城的审美特征是由古城墙所代表的。平遥城墙气势磅礴，结构巧妙，雄伟壮观，是我国现存最为完整的四座古城墙之一。城墙东、西、北墙为方直，南墙随中都河蜿蜒而筑。古城民宅（店铺）较多，鉴于国家财力和现状可能，平遥提出400余处典型民宅（店铺）作重点保护。日昇昌票号位于平遥古城西大街38号，如今已改为中国票号博物馆，共设有20余个展厅，可以看出中国民族银行业的轨迹。
——王景慧等《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理论与规划》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简述明清城市商业经济发展的成就.
（2）根据材料二，指出雍正时期改土归流的举措，结合所学，分析改土归流产生的积极作用。
（3）阅读材料三，结合所学，请选择阐释：①说明平遥古城墙的“结构”，并指出平遥古城的学术研究价值；②指出票号的性质，概述日昇昌票号的整体布局特点。
材料一 在唐朝统治的三个世纪中，几乎亚洲的每个国家都有人曾经进入过唐朝这片神奇的土地。这些人是怀着不同的目的到唐朝来的：他们中有些是出于猎奇，有些是心怀野心，有些是为了经商谋利。但是在前来唐朝的外国人中，最主要的还是使臣、僧侣和商人这三类人。通往唐朝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商队走的陆路通道；另一条是船队航行的海上通道。
——摘编自薛爱华《撒马尔罕的金桃》
材料二 1529年，广州重开市舶贸易，澳门成为中国朝廷允许外国商船湾泊的八大海港之一。16世纪中期以来形成了以澳门为中心的三条国际贸易航线——“丝银之路”（如下表）。
| 航线 | 航线上主要商业活动 | 备注 |
| 澳门—印度果阿—里斯本 | 葡萄牙人将经过广州转运到澳门的中国货物运返欧洲，如丝、绢、细工木器、漆器和陶器等，又由欧洲运来毛织品、玻璃制品等。 | 以白银为最大宗，1585—1591年，经果阿运到澳门的白银约90万两。 |
| 澳门—日本长崎 | 每年初夏，葡萄牙商人将生丝、绸缎等中国货物运往长崎，然后待秋季返航澳门，运回日本的白银、土特产等。 | 明政府鉴于“倭寇祸烈”，严禁中日通商。 |
| 澳门—马尼拉—墨西哥 | 葡萄牙商人将生丝、绸缎等运到马尼拉，运到拉美，将拉美白银运回欧洲，再运回澳门购买中国的丝货和其它货品。 | 中国—美洲贸易的最早航线，构成了以丝和白银为大宗交易的国际贸易大循环——“丝银之路”。 |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丝银之路”的特点并分析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材料一漕运始于先秦，最初规模有限，主要为军事行动服务。先秦时期，各诸侯国纷纷开挖运河，如吴国开凿的堰渎、胥浦和邗沟，魏国开凿的鸿沟，齐国开凿的淄济运河等。唐宋以后中央集权的运行体系日趋完善，北宋的汁梁、南宋的临安、元朝的大都、明清时期的北京都是重要的人口聚居区。经济重心南移后，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出现分离的趋势，为保证京师的供给，需要源源不断从南方调运粮食，这项任务逐渐成为漕运最重要的职能。
——摘编自陈忠海《古代漕运与“河海之争”》
材料二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漕运的变化并分析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元代与明代漕运的主要区别，并分析明代漕运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材料一 江南地区经过长期的开发， 到明代进入经济高度成长时期，最先显示出传统社会正在发生的变革，社会转型初露端倪。农家经营的商品化程度日益提高，以农民冢庭手工业为基础的乡村工业化（及学者们所说的早期工业化），在丝织业、棉织业领域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工艺精湛的生丝、丝绸、棉布不仅畅销于全国各地，而且远销到海外各国，海外的白银货币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从这个意义上讲，江南市镇已经领先一步进入了“外向型”经济的新阶段。
——摘自樊树志《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
材料二 晚清到民国时期， 中国进入到农商社会后期。此时国际形势发生巨变，经过工业革命的英法等国用武力叩开中国国门，外国资本主义挟其机器生产之威力从沿海逐步渗入内地，江南区域经济被迫发生调整并出现分化。少数都市（例如上海、宁波、天津、武汉、广州等地）及其周围地区因机缘巧合走上工业化道路迈进工商社会门槛；也有部分市镇或原地踏步或趋向衰落；而广大内地农村则停滞不前。
——摘自葛金芳《中国近世农村经济制度史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代江南地区“社会转型”在经济领域的表现。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代江南区域经济转型的特征，并说明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材料一
《史记・商君列传》:“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秦始皇登碣石山,立刻辞,有“上农除末"一语,但秦代却出现蜀卓氏、曹邮氏、宛孔氏等以盐铁而成巨富的事迹。汉景帝时晁错曾说:“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也;尊农夫,农夫已贫也。”汉武帝将天下盐收归官普,桑弘羊亦“以计算用事”。唐朝刘晏对食盐专利实行民制、官收、商运、商销的办法。北宋庆历时一年的商税收入为1975万余缗,酒课为1710万余缉,盐课为715万余缗。到神宗时,一场全面的商业官营又在王安石的主持下展开了。
——摘编自陈长华《抑商质疑一一兼论中国古代的赋税制度》
材料二
明中后期,出现了“士好言利”的社会氛围和“弃儒从贾”的社会现象。从《士商类要》《商贾便览》《生意世事初阶》等大量商书记载来看,在“利”、“义”关系问题上,要求商人重信义、守承诺;强调君子之财,取之有道,强调要道慎、勤勉、自我约束,充分发挥个人才智,善于应付处理各方面的社会关系,并将此视为经商成败与否的关键。虽然清代政府的工商政策趋向宽松,各级官员的“恤商”思想也有所发展,但却始终没有明确保护商人利益的相关法律或制度保障机制。
——摘编自张海英《明清商业思想发展及其转型困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战国至北宋时期商业政策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清商业思想发展的表现及其影响。
材料一 盐是日常生活必需品，许多生产也用盐，如冶铁炉、铜炉需用盐来和泥抹炉膛，但主要是食用。盐需求量大，经营收益高，官府征发灶户制盐，灶户隶于灶籍，“世守其业”产品官收官运，实行专卖。有的产区允许商民自由采盐，主要生产资料逐渐私有化，灶籍也在清代废除，灶户成为具有自由身份的手工业者。清代，当灶户生产资料不足，往往不得不依靠借贷资金来维持，“凡灶户资本，多称贷于商人”。商人暗里支出用来打点官吏的费用几乎相当于成本的一半。激烈的竞争导致灶户两极分化加剧，一些灶户成为了盐业生产的雇工阶层。
——摘编自《中国经济通史》
材料二 从19世纪末西方列强开始要求清政府以盐税作为战争赔款的担保偿付外债本息，剩下的款项以“馀盐”的名目交付中国政府。日本全面侵华期间，我国沿海地区的盐场几乎都被占据，大量盐业资源被掠夺到日本。
1914年，范旭东开设的久大精盐厂生产的“海王星”牌精盐，打破了英、美在精盐销售中的垄断，结束了国人食粗盐的历史，而且为中国化学工业的发展积累了资金和办厂经验。不久永利碱厂生产的“红三角”牌纯碱（以盐为原料），在万国博览会.上获得金奖。
——摘编自《长芦盐业史话》
（1）根据材料一和所学知识，分析明清盐业生产经营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和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中因盐业生产经营的变化和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