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周秦时期，沿袭殷商取名旧俗，但又有些新的变化。在儒家文化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人们把它作为自己的道德标准，并把这些思想观念命为名字，以示长辈的希望或命名者本人的追求。这种家国同构、家国一体的宗法观念下，个人被包围在群体之中，家庭成员之间的人伦关系受到特别的重视。这种宗族观念在姓名上也有强烈的影响，如“耀祖”“延嗣”“念孙”之类的名字就是宗族意识的体现。新文化运动中，左翼作家蒋光赤、教育家陶行知这些名字都有西方思潮冲击的痕迹。

——摘编自陶伏平《汉语姓名的文化发展轨迹与文化内涵》

材料二 建国初期，除了一些频率极高的传统名字外，取的最多的名字就是建国、国强、国荣、和平、建华、新民、振华、新华等。大跃进中出生的人取名“跃跃”、“建功”和“跃进”等。文革期间，卫红、卫东、红兵、爱红等名字频繁出现。改革开放后涌现出大量富有浪漫色彩的诗意名，如“雨薇”“滴洋”“寒松”“涧珍”“梦诗”“墨涵”“若晴”等等。同时取叠字名的人增长迅速，表达出一种亲切、喜爱之意，适宜于抒发长辈对晚辈的细腻感情。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华”“建”等象征国家的字逐渐减少。

——摘编自王慧冬《社会建构视角下的姓名研究》

材料一   进入文明以后，中原强调男女之别，男女不互通衣裳也成定规，但唐代却悄然流行起易钗而弁之风，女着男装不仅公开化，而且生活化。先是由贵女和宫女穿着，后男装渐渐传入民间，为大多数女性所喜爱。唐代女子爱着男子的戎装与圆领袍，冯小怜“倾城最在著戎衣”（李商隐《北齐》）可说是对唐代妇女喜好戎装特点的表述。唐玄宗天宝年间，易钗而弁之风更炽，“士流之妻，或衣丈夫服，靴衫鞭帽，内外一贯矣”。刘朐在《旧唐书》中悲恸世道的卑尊不分但《舆服志》“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李廓《长安少年行十首》唱道，“遨游携艳妓，装束似男儿”，李贺《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辞》则称“军装宫妓扫蛾浅，摇摇锦旗夹城暖”。

——摘编自王若诗《论唐代丝绸之路影响下的服饰新变》

材料二   语言的变化是语言本身和社会环境两种合力作用实现的。近代上海开埠后，对新世界之物及西人，人们一开始以“夷”字称之，如“夷兵”“夷船”“夷烟”“西夷”“洋夷”“远夷”“英夷”“奸夷”等等，这是传统中国中心观的反映。但随着社会变化，这些词语逐渐为“洋货”“洋人”“洋务”之类的新词语所取代，并很快流行开来。为外国人办事的中国人称为“刚白渡”和“买办”，传统绅士进入商业领域出现了“绅商”阶层，“经理”一词则是最为现代化的职业头衔。像“毛巾”“肥皂”“牙膏”之类的新出现的词语与生活密不可分，后来成为当今生活必需品的用语，体现了词汇的长期性和稳定性。又如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民主”“科学”二词来自日本汉字词语“民主”“科学”，由英语单词“democracy”和“science”意译得来，而“洋楼”“洋房”“洋表”之类的词则是通过借形的方式形成，实可谓“民族之间在交换实物和从事其他活动的同时，语言形式也随即从一个民族传到另一个民族”。

——摘编自吴昌《新词语：近代社会生活的镜像——以上海1840—1937年出现的新词语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