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启蒙时期批判传统伦理的一个重要主题，即以个人主义批判礼教之宗法主义家族伦理。陈独秀倡言“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勿为他人之附属品”。中国伦理变革，应“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李大钊也将家族制度归为摧折个性的“万恶之源”。新中国成立后，为打破旧伦理束缚和思想观念、建立新型家庭婚姻秩序和伦理秩序，《婚姻法》成为新中国最早颁布的重大法律。20世纪80年代以后，经济、社会得到大发展，家庭结构与功能逐渐“小型化”：其一指家庭结构、规模逐渐由繁变简、由大变小；其二指家庭职能逐渐由多变少。 由此引起了夫妻、亲子等婚姻家庭伦理关系的重大变化。家庭关系的轴心已由亲子关系转移到夫妻关系，家庭的关注重心开始由长者下沉到年轻人和儿童身上。

——摘编自赵庆杰、王利华《近现代中国社会家庭的伦理解读》

材料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方流行“袴褶服”，劳动人民将袖口部分逐渐收紧，形成了窄袖衫、小口裤等样式，从此中华民族上衣下裤的服饰形制普遍推广开来。北魏建立政权后十分重视服饰礼仪的作用，从拓跋珪到孝文帝，逐渐将其延伸到日常生活领域，改穿农耕汉服。游牧文化和西域文化的服饰在民族杂处和商旅往来中汇聚，各种文化传播也为这一时期服饰文化的自由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旧唐书·舆服志》记载当时“爰至北齐，有长帽短靴，合袴袄子，朱紫玄黄，各任所好”的现象。这些服饰元素，成为唐代及后世中华集体记忆可视性符号之重要组成部分。

——摘编自江冰《魏晋南北朝服饰文化论略》

材料二   在近代，女式服装的西化比男式早。在鸦片战争前后“上海女界喜效夷装，衣必袒购露臂，裤必长不及膝，袜必长统，履必高底，其形式介于华夷之间。在染欧化之沪人视之固觉时髦然使骤入守旧派目中，其不诧为妖孽也希”。这些追赶新潮的上海女性成了领导近代中国女性时装潮流的先行者。追求新奇的潮流同样反映在男装方面。洋泾浜一隅，五方杂处，服色随时更易，商绅及其子弟、一般市民，乃至仆隶佣人中都不乏追踪时尚者。戴墨镜、口衔洋烟，无论晴雨都带把洋伞，成为官商士庶的特定时装，一时相习成风，恬不为怪。

——张敏《试论晚清上海服饰风尚与社会变迁》

材料三   近代欧洲服装根据不同的特征分为文艺复兴时期、巴洛克时期和洛可可时期。文艺复兴时期的服装，曾以夸张而膨胀的外观来表现人性的复苏；巴洛克时期的服装进一步突出感官效果，将服装引入现实的自由生活；至洛可可时期，以女性为中心，袒胸与夸张的撑裙证明了现世的享乐主义的泛滥。服饰流行的中心不再局限于以意大利为中心，呈现西班牙风、德意志风、法国风、波兰风等，地区风格之间时兴时衰。工业革命后，服饰需求越来越多样化，各个阶层由于自身需要穿着简便、合体的衣服。

——摘编自徐思民《西方服装史》

材料一   春节，也叫过年。上古时期，还没有“年”的概念。尧舜时称“载”，夏代称“岁”，商代称“祀”，周代才称“年”。《说文解字》中“年”的意思就是稻谷熟了。因此早期的过年，是庆祝丰收和祭祀祖先的活动。到了唐宋时期，年才形成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祝福和互相狂欢的这样一种文化传统。民国初年，北京政府采用阳历，形成了历法上的“二元社会”格局：社会上层主要用阳历，下层民众主要用阴历。有一副对联是这么形容当时的这种现象的：“男女平权，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阴阳合历，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南京国民政府认为，“国历是世界.上最通行最进步的历法”“旧历是一本阴阳五行的类书，迷信日程的令典”，应改变北京政府的“正朔”，完成总理遗志，进行除旧布新的社会变革。于是他们采取了一种非常激进的手段，依靠政治手段通令全国，从1930年1月1日起，商民一律不许沿用旧历、过旧历年，一律遵行国历、过国历新年。国民政府的这场废除旧历运动最终因激起了民众的强烈反对而不了了之。

材料二   据老年人回忆，过去过年吃团圆饭总是一大家人，甚至家族中的所有人都围坐在一起。上席坐着祖辈，下席坐着父辈，大家轮流敬酒，并且相互走动拜年，送些礼品或压岁钱。现在，送鲜花、营养补品、敬老金等蔚然成风，团圆饭也不动手，而是到酒店去吃。以前农村的人们物质生活不够充分，平时很少吃肉，等待过年了吃肉来改善生活。现在过年，人们的消费结构由过去的“温饱型”向“发展型”和“享受型”转变，衣食住行的位次也发生了变化。传统的过年除了走亲访友，主要是在家中待亲。现在，旅游过年已不是新鲜事，大年初一逛街、逛公园的比比皆是。穿件漂亮的衣服，吃顿丰盛的年夜饭，这是以往的过年方式。如今，这种生活方式正在悄然改变，人们更加注重生活的幸福指数和发展前景，过年方式也由忙吃穿向找财路、求发展转变。

材料一：元代堪称中国古代市民体育的兴盛时期。元曲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有关体育活动的描述。元代人对蹴鞠的赞美，多是从它的娱乐性和健身性出发，“巧过纵园异样花，轻身健体实堪夸。能令公子精神爽，引动王孙礼仪家”。节日本身就是城市生活的一大组成部分，如寒食清明之时，各地游赏可观，“暖日宣乘轿，春风宜试马，恰寒食有二百处秋千架”到处“见游人车马闹该该，王孙争蹴鞠”。城市中民间艺人的体育表演风气盛行，如武艺、蹴鞠、杂技等，或在勾栏瓦舍中“作场”，或在街头巷道中“撂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元代戏剧的兴起，体育表演开始与戏剧演出相结合，成为戏剧的一种表现手段。

——摘编自熊志冲《元代市民体育初探》

材料二：1842年国门被打开之后，在通商口岸外国人的各种娱乐性体育活动进入国人视野，普通公众将其视作“西洋景”。19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民族危机不断加深，西方体育进入近代中国知识群体的视野，他们把西方体育作为一种“力”与“武”的事物加以接受。1879年李鸿章派遣军官赴德国陆军学习，将带有强烈军事色彩的德式兵操带入中国。这是体育服务于国家和战争需要的观念的体现。19世纪末，康有为根据西方近代教育和体育理念，提出“德教、体教、智教”的教育主张，认为“体育是教育中不可缺少之物”。梁启超则呼吁“锻炼强民之体魄”。一战后，来自美国的自然主义体育思想流行，20世纪2030年代，源于英美的竞技运动广泛开展，逐渐取代传统体育。从30年代初开始，国民政府逐渐倾向体育军事化的德式体育模式，直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摘编自张晓军《近代国人对西方体育认识的嬗变（1840～1937）》等

材料一   宋代，上至贵族、文武百官、下至平民百姓，服饰都以儒雅为尚。文人喜好穿着宽博的衣衫，佩戴头巾。文化名人苏轼的穿着打扮成为儒雅风格的典范，引起广泛效仿。抗金英雄岳飞头束幅巾、身着圆领斓衫，留下儒将形象。因此，“儒将”和“儒帅”，成为宋人品评军事将帅的一种审美风范。

——摘编自王彬《刍议宋代服饰的审美特点及影响》

材料二   自民国成立以来，少数遗老遗少为表示对前清的“忠诚”仍穿戴清式冠服。1912年10月。

民国“服制”颁布以后，西式礼服在政界、商界和知识界较为流行，以至于西装成为新观念的代名词。由孙中山先生创制的中山装，具有中西合壁的特点，又可用国货制作，很快流行开来。具有民族特色的旗袍，成为城市女子的时装。1917年夏天，京、沪等地流行的无领、袒臂、露胫女装，风行到一些交通便利的中小城市。有些乡村市场上也可以见到洋布、洋装、洋鞋，并受到年轻人的青睐。

——摘编自黄能馥《中国服饰史》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初期，生产力低下，生活物资匮乏，人们衣服以实用为主，多是绿、蓝、黑、灰的单调色。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方服饰文化的传入，人们的服装从单一的绿蓝黑灰转变成了五彩缤纷。20世纪八九十年代，花裙子、蝙蝠衫、运动服、羊毛衫、喇叭裤、健美裤，充斥着大街小巷的商场。

——摘编自安毓英《中国现代服装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