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契约生活这一领域，官方主流文化习惯以“义利”关系来衡量人们实际契约生活中的具体交易行为。这种“重义轻利”观念的宣扬使得古代中国契约生活的道德性更为突出，在官方主流文化看来，契约的互惠性应该让位于契约的互助性，他们视契约为老百姓之间相互救助的重要手段。在儒家传统文化和道德的双重“绑架”下，中国古代的契约制度缺少天然的商业属性，其被赋予了更多“救助”的责任。这就使得，如果“义字当头”，“利”就可以让位，甚至可以被忽略。而这种“义”需要到怎样的程度呢？似乎只要有道理就可以了。而助人为乐、与人为善这些传统美德则顺理成章地成为最理想的“借口”，于是白纸黑字契约在“良心”和“道德”面前变得一文不值，你若较真，别人还会倒打一耙。

——摘编自万珊珊《从中西方契约文化看当今社会契约精神缺失》

材料二   地理大发现、封建经济关系的崩溃、罗马教廷的衰落以及新教的出现、宗教信仰的多样化取代信仰的一致性、身份地位被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平等交往所取代，这一切变化导致非常重要的结果：一是个人主义的崛起，对个人的生命、安全、财产、自由等诸项权益的保护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趋势和必然要求；二是民族国家的兴起，以前那种概念模糊的“神授”王权、“天赋”帝国被具体的、强大的国家统治权力所代替。近代最早完整地提出社会契约理论的是荷兰思想家格劳休斯，往后的斯宾诺莎以及英国的霍布斯、洛克，法国的孟德斯鸠、卢梭等，这些人推开上帝、离经叛道，明确反对君权神授，用理性主义代替神秘主义和愚民政策。他们都相继提出了各有独立见解的社会契约理论。在这些思想家那里，有的利用社会契约理论来为君主专制制度辩护，但更多的则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借用自然法和社会契约理论来论证主权在民、主权利民以及自由、平等的政治主张，来论证进步的民主思想。

——摘编自罗国亮《试析近代西方社会契约理论的由来及其特征》

材料一   汤显祖（1550-1616）生活在明朝晚期。少年时代的汤显祖深受儒道思想影响，“家君恒督我以儒检，大父辄要我以仙游”。1583年汤显祖中进士，1591年因抨击朝政，被贬浙江遂昌知县，一任五年，政绩斐然。汤显祖的剧作多作于为官闲暇时间，1598年完成杰作《牡丹亭》后，终因触怒权贵而愤然辞官，回到故乡江西临川。汤显祖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以戏曲成就为最。《牡丹亭》与《紫钗记》歌颂爱情，是儿女风情戏，《南柯记》与《邯郸记》针砭时弊，为社会风情剧，四剧皆有梦境，合称“临川四梦”。市井百姓、文人学者无不赞其“技出天纵、匪由人造。”“《牡丹亭梦》一出，家传户诵。”

——摘编自徐朔方《汤显祖年谱》

材料二   莎士比亚（1564-1616）出生于英国中部的市民家庭，为谋生步入剧坛。作为职业戏剧创作者，莎士比亚戏剧深受古希腊戏剧理论和文艺复兴作品影响。他一生与戏剧、剧团、剧场密不可分，一共完成了37部剧作，以独特的方式在舞台再现了新兴市民阶级的生活理想和价值观。1588年英国海军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英国民族自信空前高涨，为了使剧本剧情更加贴近16世纪的英格兰市民社会，莎士比亚努力摆脱古典戏剧的束缚，自由剪裁拼合人物，插入各种细节，比如苏格兰的五步舞，下半身套着灯笼裤的德国人。莎士比亚在贵族与平民、古典传统与现代民众等方面找到了新的平衡，实现了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结合。

——摘编自李伟民《中西文化语境里的莎士比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