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处境十分艰难,撮开经济形势,单说政治生态就恶劣异常,首先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敌视,再是后来与苏联的化友为敌,战争阴云常年笼平着中国大地。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为抵制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和讹诈,党中央果断决定我国自行研制“两弹一星”。1964年,中国的原子弹爆炸成功,空中升腾的巨大蘑菇云,震撼了整个世界;1970年,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时,空中传来清晰的“东方红”乐曲,它是如此悦耳动听,整个中国都在聆听,整个世界也一定在静听。

——摘编自潘志华《中国科技走向辉煌》

材料二 新时期中国的科技有了长足进步,可谓是天时、地利、人和各方面因素共同推动所致。冷战结束后,世界各发达国家都在发展战略上将增强综合国力作为首要目标,其核心就是高科技的发展。中国的载人航天技术发展是中国科技进步的典型代表。一个国家如果能将自己的宇航员送入太空,不仅仅是国力的体现,而且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增加民众的自豪感,提高民族精神,增强凝聚力。“神舟飞船”计划的成功,就如同20世纪60年代的“两弹一星”工程一样,引起全世界的注视,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而且它的经济效应将不断放大。

——摘编自冯留建《中国科技软实力的发展战略研究

材料 这次盛会让1978年的春天显得格外温暖—3月14日，全国科学大会胜利召开。这是新中国科技发展史上的又一座里程碑。邓小平同志在大会上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在大会闭幕式上用诗人的语言宣告：“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

——摘自新华网《向科学进军——新中国科技事业60年回眸》

材料一   20世纪60年代，为进一步围堵社会主义国家、争夺第三世界国家，美国致力于向印度、菲律宾、巴基斯坦等国家和中国台湾地区推行“绿色革命”，输出杂交种子、化肥、生物技术，以提高玉米、小麦、大米等作物的产量，这使得受援国（地区）在一定时期内实现了粮食自足。但是，由于大量化肥、杀虫剂的使用，也产生了土壤肥力下降、地下水消耗过度及土地板结、盐碱化等问题，提高了粮食生产的成本，加剧了社会不平等程度，进而威胁到上述国家（地区）的粮食安全。

——摘编自于沛等主编《世界现代史》（下册）等

材料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提倡科学种田，通过兴修水利，培育和推广良种等措施，较大幅度地提高了粮食生产水平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与此同时，我国致力于主要粮食作物水稻的科学研究工作，培育出一批成熟期不同的水稻良种，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水稻高产途径，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1964年，袁隆平率先开始水稻优势利用的研究。1973年，他成功自主培育出被誉为“第二次绿色革命”的籼型杂交水稻，大幅度提高了粮食产量，有效保障了我国的粮食安全。至1989年，中国已向世界上20多个国家（地区）转让了这一技术。

——摘编自许嘉璐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等

材料一   同治十一年（1872年）至光绪元年（1875年），按照计划先后派遣4批幼童赴美留学。其中最幼者10岁，最长者16岁，平均年龄12岁。在120名幼童中，绝大多数是从广东、江浙等地选拔出来的。……在120名学生中，专修法律的约占1/3，专修路矿工机等工科者约占2/3。

——张岂之等主编《中国历史·晚清民国卷》

材料二   1978年12月26日，新中国向美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派出了第一批52名中青年学者留学生。他们是从当年14717名报名参加留学生选拔考试的人中遴选出来的。1981年底，清华大学首批派出的赴美留学学者全部归来，校方欣喜万分，将9位学者的留学简况制表记录，以志来者：

1978年清华大学第一批赴美留学人员情况曹小平，派往伯克利加州大学，学习理论固体物理，1981年4月11日回国；彭吉虎，派往圣地亚哥加州大学，学习波导光学，1981年1月3日回国；张育曼，派往伯克利加州大学，学习反应堆物理计算，1981年10月19日回国；赵南明，派往伯克利加州大学，学习生物物理，1981年4月14日回国；郑衍横，普度大学，学习平行处理及多机系统，1981年3月6日回国；李衍达，派往麻省理工学院，学习地震波的信息处理，1981年4月11日回国；张楚汉，派往伯克利加州大学，学习坝工抗震，1981年6月1日回国；柳百成，派往威斯康星大学，学习铸工冶金学，1981年1月1日回国；催国文，派往麻省理工学院，学习高温陶瓷，1981年1月1日回国。

——清华大学新闻网

材料一   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于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创建太学。董仲舒指出，太学可以作为“教化之本原”；他建议：“臣愿陛下兴太学，置名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汉武帝时期的太学，虽然规模有限，只有几位经学博士和50位博士弟子，但是这一文化雏形，却代表着中国古代教育发展的方向。

——张岂之《中国历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

材料二   近代以来，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各阶层人民的教育观念发生了相应的转变。甲午战争失败后，维新派积极推进新式学堂的开办。维新派认为，中国积贫积弱的主要原因是没有良好的教育，为了变法，必先改革教育。从京师大学堂到各省的实业学堂、南洋公学等各教学机构纷纷成立。长沙创办的时务学堂和京师大学堂设立后，把经学、理学、掌故学等列为普通学，以高等算学、格致学、农学、矿学、商学、卫生学等实学为专门学。

——摘编自张海鹏等编《中国近代史》

材料三   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制订了工厂制度，进行了教育和劳动结合的实验，以解决在大工业生产条件下工人的无文化状况。马克思充分肯定了欧文的实验，认为“从工厂制度中萌发出来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与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毛泽东在教育领域内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在1958年明确提出了“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重要指示。

——摘编自黄济《关于劳动教育的认识和建议》等

材料   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和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为学习苏联先进经验从思想和体制上扫清了障碍，自 1952年秋开始，高等学校展开了以学习苏联先进经验为核心的教学体制改革。通过这场改革，中国的高等教育建立起了依据苏联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科书等，按照专业培养人才的教学体制。实现了对旧的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建立起起了新中国自己的高等教育体制，但在此过程中发生过两次较严重的忙乱现象。1953年7月，高等教育部召开全国高等工业学校行政会议决议要求：要诚心诚意地、踏实地学习苏联，领会苏联经验的实质，更重要的是要从中国当前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运用苏联经验。

--摘编自赵京《对新中国成立初期高校教学改革中学习苏联问题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