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两晋以后，佛教渐盛。宣扬“三世轮回”“因果报应”“灵魂不灭”的佛教，得到皇帝、士大夫的倡导、扶植、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后果。强大的寺院经济不仅严重地影响了封建朝廷的经济收入．而且也妨碍了世俗地主的利益。公元489年左右、范缜写成了《神灭论》主张“形神相即”“形质神用”，否定“形亡神存”，指责“浮屠害政，桑门螽俗”。

——摘编自杨世秀《浅谈范缜及其＜神灭论＞》

材料二   宋代“材英佛壮”（以探究请法实相与自我证悟为特征）因义理过于烦琐深奥，逐步趋于式如。与之相对的“功选型佛教”（以功德思想与他力医放为基础）由于契合了“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并之案必有命块”的传统报应观念，再加上简单易行，颇有民众情绪，成为普通民众佛教修行的主要选择，正是名日繁多的佛事活动和功德回向的福报观念，使佛投这一信仰系统与中国社会现实生活紧紧联系在一起，使沸寺呈现出香火鼎盛，信众云集的景象。

——摘场自陈雷（宋代佛数世俗化的向度及其启示）

材料一   孔子带领自己的弟子在列国游说，诸侯都不接受，最后，孔子回到家乡，经过整理和创新，形成了以“仁义”“周礼”为核心的思想体系。“首先仁义，非礼不成。”战国孟子首次将儒学思想带入到政治当中，主张“仁政”，强调“民贵君轻”，而荀子则主张用儒家的礼和法来规范和约束人的思想和行为。

——摘编自涂少华《简帛文献与早期儒家学说探论》《礼记尚书》等

材料二   西汉初年，黄老思想盛极一时。汉朝统治者逐渐认识到，一味地追求强权法制，是不利于国家统治的。在唐代，儒学一直保持主导地位，但不时受到冲击。宋代的一些学者，他们将佛、道两家的思辨带入儒家思想当中，对其进行改造，使得儒家思想提升到新的境界。

——摘编自黄钊《儒家德育学说论纲》《礼记正义》等

材料一   汉学与宋学是中国古代儒学发展的两个重要阶段和两大学术形态。汉代儒学的兴起有赖于帝王主宰的庙堂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代儒学的资源是《五经》，而宋代学术思想的兴起是由于相对独立的儒家士大夫群体，宋学的形成首先是通过自下而上的民间学术和民间教育（如书院），其思想资源是《四书》，重心已经从汉代的“外王”转向“内圣”。宋代儒学在兴起的过程中不仅批判汉学，还着力批判吸取佛老思想，以建构新的学术体系，将天理引入儒家人伦，强化儒家伦理的绝对地位，推动儒家人伦本体化、哲理化。

——摘编自朱汉民等《宋代士大夫与唐宋学术转型》

材料二   宋代儒学把对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发展为一种精神”，并“很快地便在宋代新儒家之间得到巨大的回响，一个崭新的精神面貌浮现于宋代儒家社群之中”。应当说，与以往各朝代相比，宋代士大夫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仕以行道、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风貌，为后世树立了道德人格典范。宋代儒学不仅对中华思想和文化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宋儒对朝鲜、日本及越南等东亚各国的文化传统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摘编自郭学信《试论宋儒人文性格的时代特征》

材料一   鉴于佛道盛行和儒学式微，中唐时期的韩愈首开尊崇孟子的先河。孟子关于辟异端、道统说、心性论及“君臣大义”理论等，为韩愈排佛，维护唐朝统治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在他看来，孟子是继承孔子之道的“醇乎醇者”，是孔子以来道统的正宗继承人，而另一位先秦大儒荀子对孔子的继承则“不粹不醇”。韩愈尊孟，通过建立儒家道统，意图实现以道统辅治统，不仅否定了唐代孔庙祭祀中的儒家传承统绪，也使孟子在儒家学术界的地位得到提升。诚如清代学者赵翼所言：“宋人之尊孟子，其端发于杨绾、韩愈。”

——摘编自宋冬梅、解光宇《韩愈尊孟与孟学的复兴》

材料二   李贽认为，在人性问题上，孔子谈及人性，只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而未论及其他。孟子作为“登孔子之堂而受衣钵”者，提出“性本善”，“执一定之说，持刊定死本”“以通天下后世”，障蔽了人性的复杂性。李贽强调，孟子关于孔子“贤于尧舜，为生民以来所未有”的看法，是“不自知而言之过矣”。“荀卿更通达而不迂”，“不晓当时何以独抑荀而扬孟也？”结果，朝廷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为由，于1602年下令将李贽抓捕入狱。

——摘编自李珺平《从李贽剖判孟轲谈开去——兼及王安石朱熹等》和侯外庐《宋明理学史》（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