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近代法国启蒙学者关注公民教育，认为专制国家的教育只是“培养好奴隶”，不会造就出真正的人。公民教育应由民主国家设立机构来领导与管理，以推翻教会对教育权的垄断与掌控。狄德罗认为优良的自然素质绝非贵族所独有，“天才、才能和美德出自茅屋里的要比出自宫廷里的多得难以计算”。只因在恶劣的社会制度下，民众的子女得不到合理的教育，其中的天才被埋没。在当时法国“优秀的爱国者”和“始终正直的公民”极为稀少的情况下，道德教育尤为重要。卢梭要求儿童多了解祖国，他认为只有掌握包括数学、文学等科学知识，方能逐渐成为合格的公民。这些构想为推动臣民教育向公民教育的转变提供了思想先导。

——摘编自刘春兵《思想启蒙与公民塑造－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中的公民教育思想探析》

材料二   民国初期是近代中国公民教育的产生发展阶段。《临时约法》首次对公民权利作出规定，为公民教育提供了法律基础。在学习借鉴西方公民教育之初，不少学者强调“德国公民教育之思想，不可完全移植于我国”。商务印书馆和《中华教育界》等民间社会机构发表西方公民教育著作文章，顺应时代要求，自觉承担推动公民教育的重任。朱元善于1916年提出，“教育之方针自当以新国家之本质为主眼，而置重于共和立宪国民之养成”，“非实施公民教育不可”。随着西方公民教育思想的不断传入，人们提倡将民主共和精神的培养作为公民教育目标模式构建的基础，使公民教育范围扩展到社会公共生活领域。

——摘编自朱小蔓、冯秀军《中国公民教育发展观脉络探析》

材料一   这样的结论就是主张以法律为治了；建立（轮番）制度就是法律。那么，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应该承认邦国必须设置若干职官，必须有人执政，但当大家都具有平等而同样的人格时，要是把全邦的权力寄托于何一个个人，这总是不合乎正义的。我们应该注意到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都遵循，仍然不能实现法治。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人民可以服从良法也可以服从恶法。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政治学》

材料二   孟德斯鸠认为在一个自由的国度里，人民应该拥有统治自己的权利，“立法权应该由人民集体享有”。可是，他马上意识到在一个大国中实际操作的困难。又提出，人民拥有最高权力的体现应该是选举人民自己的代表。从“立法权应该由人民集体享有”到建立由人民代表组成的立法机关，是其理论中最具智慧的表述。他把自由分为“政治的自由”和“哲学上的自由”。特别强调自由是“可以说或写一切法律所没有明文禁止说或禁止写的东西”，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认为有效防止掌权者滥用权力，政治自由和生命安全才能够从根本上得到保证。

——摘编自李宏图主编《欧洲近代政治思想史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