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7世纪的中国与18世纪的法国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就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封建专制都盛极而衰，专制政治的弊害暴露无遗；思想界都非常活跃，大批的思想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中国有最激进的思想家黄宗羲，在法国则有卢梭。黄宗羲写过一本名著《明夷待访录》，此书可谓是中国历史上反专制的代表作；卢梭的《民约论》则成为西方前所未有的“人民主权”的宣言书。

——摘编自张立平《夕阳与曙光一<明夷待访录>与（民约论>之比较》

材料二   中法战争后，温州人宋恕首先发现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的启蒙价值，积极向友人推荐。1903年，梁启超明确指出黄宗羲为中国之卢梭。同年，时为革命派的刘师培，也著文论述了《明夷待访录》具有中国《民约》的精义。严复虽反对黄宗羲，但他在翻译中仍注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因素。先辈们探索民主中国化的经验和教训，值得为后人借鉴。

——摘编自方祖猷《再论黄宗羲学说在中国近代的启蒙价值》

材料一   在中世纪，人类意识一直是在一层共同的纱幕之下，处于睡眠或者半醒状态。在意大利，这层纱幕最先烟消云散。十三世纪末，意大利开始充满具有个性的人物，人成了精神的个体，并且也这样来认识自己。当这种对于个人发展的推动力量和一种掌握当时一切文化要素的特性结合起来时，于是就产生了意大利所独有的“多才多艺的人”——全才。

——摘编自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的文化》

材料二   在教权与王权的斗争中，天主教会确立了其在精神和信仰方面的权威地位，而随着民族意识的强化，各地区都强烈要求教会民族化、世俗化。1517年马丁·路德写出《关于赎罪券的95条论纲》，在论纲中提出“信仰得救”理论，个人可以通过阅读《圣经》和上帝直接对话，个人理解是支配自身行为的唯一指南。《论纲》得到了普通民众的支持。他坚持主张由国家掌握宗教领导权，得到部分诸侯和世俗统治者的认同。

——摘编自武寅主编《简明世界历史读本》

材料三   社会契约绝不是要消除自然的平等状态，相反，它是用道德和法律上的平等代替了自然状态所加之于人类身体上的不平等；这样，不管人类在力量与智力上是如何的不平等，人类也可以凭借契约和权利来实现平等的状态。

——卢梭《社会契约论》

材料一   这个时候的欧洲正好处在工场手工业最发达的时候。经济一发展，资产阶级的力量就壮大了。愚昧是产生专制的唯一土壤，而当时自然科学的发展能够扫荡愚昧，也就能扫荡专制。……《社会契约论》一经发表，就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成为《人权宣言》的基本精神。卢梭的观点有很激进的地方，他常挂在嘴边的就是“自由之花要不断地用暴君的鲜血浇灌，才能长得茁壮”这种话，所以法国大革命时有些过火、过激的行为，就跟卢梭的这种宣传鼓动有很大的关系。

——《袁腾飞讲世界史》

材料二   孟德斯鸠把法视为事物内在规律的体现，完全抛开了神权和特权。他明确提出“一切存在都有它们的法”，上帝有上帝的法，物质世界有物质世界的法，人类也有自己的法，立法的基础就是人的理性。既然人类的法是人的理性的体现，那它的本质就应该是维护人的权利。

——刘宗绪《世界近代史》

材料一   罗马人最早的法律是于公元前450年前后制定的《十二铜表法》，是一部简单、保守、代表农业民族的成文法。随着商业和帝国的发展，生活愈益复杂，原先的法律不能再满足需要。……尤其是考虑到当时存在这样的观念：一个民族无论去何处，总携带它自己的法律。罗马人设立专门法庭来审理这类案件。多次审理的结果使他们认识到，外来民族中有许多法律制度，但是近乎普遍适用的法律原则只有少数几条。因而他们制定了一部新的法律——《万国法》，即国际法。他们认为这部法律对罗马人与非罗马人皆可适用。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二   1649年，克伦威尔等下议员之所以选择公开审判查理一世的程序，不仅仅是为了遵守普通法传统、防止未来的暴政，更是为了让全世界见证他们进行的是正义的事业。

审判查理一世的庭审节录：

国王查理一世：“我的权力是上帝所托付的，这是古老的、合法的世袭权力，我绝不会违背这项托付的。我也不会对新的非法权威作出回应，这违背了上帝对我的托付：所以你要先告诉我你们的权力来源，否则我无可奉告。”法官布拉德肖：“法庭现在以英国人民的名义要你答复，因为英国人民把你选为国王的。……在国王和他的人民之间存在一个契约协定，国王的即位宣誓就意味着契约的开始履行。当然，先生，这一约束是相互的，你是他们忠实的君主，他们是你忠实的国民”。

——摘编自杰弗里·罗伯逊《弑君者：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的人》

材料三   每一个国家有三种权力：（一）立法权力；（二）有关国际法事项的行政权力；（三）有关民政法规事项的行政权力。

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了；因为人们将要害怕这个国王或议会制定暴虐的法律，并暴虐地执行这些法律。

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同立法权合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而为一，法官便将握有压迫者的力量。

——引自1748年首次出版的法国某启蒙思想家代表著作

材料一 苏格拉底提出“认识你自己”的箴言，因为他相信。人只有依靠自知之明，才能找到真正的幸福。

——摘编自[美]理查德.·塔纳斯《西方思想史》

材料二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认为：人的幸福不在天国而在尘世，不在来世而在现实生活世界，在现实生活世界，凡是人所具有的，我作为人也应该具有。

——摘编自韩庆祥、王勤《从史艺复兴“人的发现”到现代“人文精神的反思”》

材料三 伏尔泰认为，必须要按理性行事，不能让人陷于无知中，挣扎于谬误中。生活在暴政下，过不幸的日子。他们相信，理性的阳光必将冲破迷信与专制的漫漫长夜。给人们带来光明与幸福。因而启蒙思想家所掀起的启蒙运动，使18世纪成为“哲学的时代”“理性的时代”“光明的时代”“批判的时代”。

——摘编自李宏图《“理解启蒙运动”的历史》

材料一   苏格拉底教人们照顾自己的心灵“认识你自己”，通过心灵去倾听神之声，去接照善的目的行事。他认为“智慧的人总是做美而好的事情，愚昧的人则不可能做美而好的事”，智慧知识就是美德”，“美德即知识”。他引导人们认识灵魂中固有的善德。苏格拉底的“善”所包客的美德，以知识为基础，注重对真知的追求，具有理论认识的价值。柏拉图以其理念论发展了苏格拉底的哲学，促成西方哲学的理性倾向，形成了知识型哲学，体现着科学主义精神。

——摘编自肖雪《试论“轴心时代”孔子与苏格拉底道德哲学思想之比较》

材料二   伏尔泰认为，只有“好的法律”才能维护自由。但法律只能惩处“公开的罪行”，对那些“隐蔽的罪行”却无能为力，对此，“制裁之道，唯有宗教”。他认为，“最好的政府必须尽可能保护每个人的这个天然礼物——自由”；他希望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度（他喻之为“椰子”）作为一个典范在全世界“试种”和推行。他认为，真正的平等是只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每个公民“对自由、对财产所有权、对受法律保护享有平等权利”。

——摘编自卢少鹏《历史视野下的启蒙——论伏尔泰的自由观》

材料一：汉代董仲舒以先秦儒家思想为基础，融合了法家、阴阳家、黄老等各家思想，发展了适应封建中央集权的新儒学思想体系。其提出：“表章六经，罢黜百家”的建议城汉武帝采纳，当汉武帝意识到儒学经典及其核心价值观的政治意义之后，儒学成为统治思想，更强化了两汉历任皇帝“好儒尊经”的政学之风，并开始了儒学核心价值观构建的制度化之路。汉代博士制度、官学制度、选官及考核制度便奠定了儒学核心价值树观的主导地位。“独尊儒术”之后，汉代统治者修订了侧重道德的官吏考核和奖励制度，维护了君主专制的封建中央集权。

———摘编自杨汉民《汉代官制与儒学核心价值观的构建》

材料二：从18世纪后期起，伏尔泰开始接触中国文化，他特别推崇中国的儒家思想，对孔子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房间里常年挂着一幅孔子画像。他反对君主专制，希望有一位开明君主，因此，儒家的“民为贵，君为轻”被他当作武器来攻击封建君主专制。伏尔泰推崇孔子的另一方面，是他认为孔子是用道德的说服力而不是用宗教的狂热和个人崇拜求影响别人。……伏尔泰是从中国古老文化中为法国启蒙精神汲取营养。

——《儒家思想与法国大革命》

材料三：新文化运动期间，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的李大钊，主张“打倒孔家店”，但他并不是全盘否定孔子，他反对的是被历代封建帝王塑造成“专制政治之灵魂”。李大钊认为东方文明是“静”的文明，西方文明是“动”的文明，——在他看来，博大精深的东方文明能够融会注重物质的西方文明，“以创造新生命而演进于无疆”，对中华文化发展前途表现出极大的自信。

——摘自《李大钊全集》第1、2卷

“中国”变成十八世纪欧洲的理想国家，儒家学说的理性观成为当时进步思想的来源之一，其影响涉及法国、德国和英国，虽然各国所受的影响不同，但以异端的孔子学说作为他们反对宗教、主张哲学的护身牌，却是一致的。

伏尔泰对中国文化的价值和观念极力推崇，他在创建新的社会制度的斗争中，惊奇地发现了中国这个实例，并将它作为锐利的式器投向旧制度和旧势力。他在研究中国文化时发现了与基督教迥然不同的新文化，不说“灵魂不灭”，也不说“来世生活”，只谈道德。在伏尔泰看来这种哲学可以算是最符合人类理性的哲学了。

——梁真惠《中国儒家学说的译介对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