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842年订立的《南京条约》及其附件，当时的人对于其中的条款最痛心的是五口通商。他们觉得外人在广州一口通商的时候已经不易防范，现在有五口通商，外人可以横行天下，防不胜防。直到前清末年，文人忧国者莫不以五口通商为后来的祸根。……治外法权，在道光时代的人眼中，不过是让夷人管夷人，他们想那是最方便、最省事的办法。……所以他们洋洋得意，以为是他们的外交成功。总而言之，道光年间的中国人，完全不懂国际公法和国际形势，所以他们争所不当争，放弃所不应当放弃的。

——摘编自蒋廷黻《中国近代史》

李鸿章在1865年首先提出要开办电报事业，但直到14年后，朝廷才准许李鸿章设立电报。电报之利非常直接，显而易见，根本不需要统治者“高瞻远瞩”即能明白。但知此“直观”之利清政府都看不清，一个“电报”都办的知此困难曲折，诸如行政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等事，其“好处”非常间接隐晦、需要长时间才能显现，清政府更不可能积极主动进行。

——摘编自雷颐《走向革命》

1880年岁末，刘铭传于奉诏入京之际力请修建铁路，李鸿章本同此心，倾力赞助。但更多的人却“群相哗骇”，认为此议“只欲破坏祖宗之成法以乱天下也”。而朝野之议论更易为人接受的是因铁路而致“山川之神不安，即旱潦之灾易召”。这种观念虽不可论证，却比能够论证的东西更合乎社会心理。在落后的社会里，它能因为落后而成为力量，足以同风驰电掣的蒸汽机车相抗衡。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