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二）

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是，恒星即使在两个旋臂之间，也像流水一样漂浮在我们的四周—气势磅礴的自身发光的星球，有些虽然像肥皂泡一样脆弱，却又大得可以容得下1万个太阳或1万亿个地球；有些小如一座城池，但密度却比铅大100万亿倍。有些恒星跟太阳一样是孤独的；多数恒星有伴侣，通常是成双成对，互相环绕。但是那些星团不断地从三星系逐渐转化成由数十个恒星组成的松散的星团，再转化成由百万个恒星组成的璀璨夺目的大球状星团。有些双星紧靠在一起，星体物质在它们之间川流不息；多数双星都像木星与太阳一样分离出来。有些恒星—超新星—的亮度跟它们所在的整个星系的亮度一样；有些恒星—黑洞—在几千米以外就看不见了。有些恒星的光彩长年不减；有些恒星闪烁不定，或以匀称的节奏闪烁着。有些恒星稳重端庄地转动着；有些恒星狂热地旋转着，弄得自己面貌全非，成了扁圆形。多数恒星主要是以可见光或红外光放出光芒；其他恒星也是X光或射电波的光源。发蓝光的恒星是年轻的星，会发热；发黄光的恒星是常见的星，它们已经到了中年；发红光的恒星常常是垂亡的老年星；而发白光或黑光的恒星则已奄奄一息。银河里大约有4000亿个各种各样的恒星，它们的运转既复杂又巧妙。对于所有这些恒星，地球上的居民到目前为止比较了解的却只有一个。

（卡尔·萨根《宇宙的边疆》节选）

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

马克思

①那些所谓的1848年革命，只不过是些微不足道的事件，是欧洲社会干硬外壳上的一些细小的裂口和缝隙。但是它们却暴露出了外壳下面的一个无底深渊。在看来似乎坚硬的外表下面，现出了一片汪洋大海，只要它动荡起来，就能把由坚硬岩石构成的大陆撞得粉碎。它们吵吵嚷嚷、模模糊糊地宣布了无产阶级解放这个十九世纪的秘密，十九世纪革命的秘密。

②的确，这个社会革命并不是1848年发明出来的新东西。蒸汽、电力和自动纺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但是，尽管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大气把两万磅重的压力加在每一个人身上，你们可感觉得到吗？同样，欧洲社会在1848年以前也没有感觉到从四面八方包围着它、压抑着它的革命气氛。

③这里有一件可以作为我们十九世纪特征的伟大事实，一件任何政党都不敢否认的事实。一方面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却显露出衰颓的征象，这种衰颓远远超过罗马帝国末期那一切载诸史册的可怕情景。

④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有些党派可能为此痛哭流涕；另一些党派可能为了要摆脱现代冲突而希望抛开现代技术；还有一些党派可能以为工业上如此巨大的进步要以政治上同样巨大的倒退来补充。可是我们不会认错那个经常在这一切矛盾中出现的狡狯的精灵。我们知道，要使社会的新生力量很好地发挥作用，就只能由新生的人来掌握它们，而这些新生的人就是工人。工人也同机器本身一样，是现代的产物。在那些使资产阶级、贵族和可怜的倒退预言家惊慌失措的现象当中，我们认出了我们的勇敢的朋友、好人儿罗宾，这个会迅速刨土的老田鼠、光荣的工兵——革命。英国工人是现代工业的头一个产儿。他们在支援这种工业所引起的社会革命方面肯定是不会落在最后的，这种革命意味着他们的本阶级在全世界的解放，这种革命同资本的统治和雇佣奴役制具有同样的普遍性质。我知道英国工人阶级从上一世纪中叶以来进行了多么英勇的斗争，这些斗争只是因为资产阶级历史家把它们掩盖起来和隐瞒不说才不为世人所熟悉。为了报复统治阶级的罪行，在中世纪的德国曾有过一种叫作“菲默法庭”的秘密法庭。如果某一所房子画上了一个红十字，大家就知道，这所房子的主人受到了“菲默法庭”的判决。现在，欧洲所有的房子都画上了神秘的红十字。历史本身就是审判官，而无产阶级就是执刑者。

材料一：

千城一面、房地产化，显然不符合人们对特色小镇建设的心理预期。一个理想的特色小镇，应该是让人念念不忘的。这种念念不忘的回想不仅产自颜值，更源于气质。毕竟，“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青墙黛瓦每个小镇都能造得出，但独特的文化印记却是无法复制的专属品。文化，才是特色小镇应有的特色所在。

文化从哪里来？费孝通先生曾说，“文化得靠记忆，我们不但要在个人的今夕之间筑通桥梁，而且在社会的世代之间也得筑通桥梁，不然就没有了文化，也没有了我们现在所能享受的生活。”文化离不开历史，历史“生于斯长于斯”，经过时间的冲刷凝结成当地独特的传统文化。然而一些地方在建设特色小镇的过程中却舍本逐末，将优秀传统文化弃之不顾转而去发展并不符合当地水土的外来文化。针对这种情况，去年7月，住建部曾发布通知，要求在推进特色小镇的规划建设发展过程中做到三个“不盲目”，其中一条就是“传承小镇传统文化、不盲目搬袭外来文化”。可见，特色小镇要守住的文化灵魂应该是散发着浓浓历史气息、生长于那片泥土的当地传统文化，而不是照搬照抄的外来文化。建设特色小镇要守住文化灵魂、擦亮文化底色，就要怀着尊重和敬畏之心，深度梳理当地历史文化发展脉络，对当地传统文化展现出充分的文化自信，挖掘提炼出独一无二的文化基因，为打造优秀的文化品牌奠定基础。

当然，怀抱优质的传统文化基因，也不能忘记在传承中创新。做足特色小镇的文化底色，还要在“文化+”上做好文章，找到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生活的契合点，增强当地传统文化的感染力并放大其价值，将文化资源转换成特色产业，加强与旅游等其他产业的融合发展，使其成为推动特色小镇发展的内生动力。唯此，才能充分彰显各地传统文化的个性，才能让人们看到千姿百态的特色小镇，留给人们念念不忘的回想。

（摘编自陈晨《擦亮特色小镇的文化底色》）

材料二：

特色小镇被人们寄予“记得住乡愁”的遐想。我国历史悠久，文化昌盛，各地域、各民族都有拿得出手的文化特色。知名特色小镇中，苏州震泽丝绸甲天下，浙江横店以影视拍摄而闻名，大理喜洲白族民俗独具一格……

可惜的是，很多特色小镇在建设过程中，往往忽略了精神和文脉的延续，丢失了烟火气息和人情味，在商业化、地产化、同质化的路上走偏了，造出大量的赝品景观，让人审美疲劳，背后的问题值得反思。

特色小镇建设，重外观、轻内核。这个内核就是当地特色文化和风土人情。常见的误区是用做地产的思维建小镇，大拆大建，迁出原始居民和生产生活，取而代之的是“冷冰冰”的钢筋水泥、公寓酒店，处处是“人造盆景”，照搬欧式洋房别墅，或江南小桥流水。初看富丽堂皇、古色古香，细看各地造型都差不多，给人一种“南橘北枳”的感觉。人们寻找的是与拥挤喧嚣的城市不一样的感觉，是千姿百态、小而精致，而不是大而划一。

特色小镇建设，重商业、轻文化。开发者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资本搭台、文化唱戏”。不错，商业是文化的重要经济支撑，然而很多地方在开发的时候，过度重视商业利益，导致商人来了，艺术家走了；消费产业来了，文化产业走了。也有重视文化建设的，但多用舶来文化，甚至是低俗文化，这也等于没有文化。

文化和商业，不是二选一，而是相辅相成的。文化的感召力和神秘感，激发人们来旅游学习、投资创业、安居立业。有了人气支撑，地方的经济产业才能自我循环，反哺文化培育。我们并不惧怕商业化，担心的是过度商业化、唯有商业化又小大意。

失败的经验教训已经不少，切莫再商业至上，让人去了一次不想再去第二次，使得小镇陷入死亡的“陷阱”。特色小镇回归文化，充满烟火，才能生机四射。正如那首著名的小曲唱道：“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若是你到小城来，收获特别多。”

（摘编自《央视网评》《没有文化的特色小镇是没有灵魂的》）

材料三：

安徽芜湖市六郎镇将文化基因注入传统产业，打造出了一个集文创、生态、美育为一体的焕发勃勃生机的小镇。小镇发展的“秘诀”，就是依托乡村振兴战略，聚焦特色农业和乡村旅游，走出了一条少而特、少而精、少而专的发展之路。

六郎镇的特色小镇发展再次表明，一个优秀的特色小镇绝不仅体现在建筑风格和街区环境上，也往往要以发展一个或多个当地特色产业为根基，并着力在各个方面挖掘产业的文化附加值。

然而，从目前建设情况看，一些地区在特色小镇文化保护方面，存在认识上的误区与偏差。对古村落盲目改造，破坏植被、水系、农田等生态系统，一些民间传统劳作方式难以传承创新。对此，清华大学教授张小军认为，应建立人类发展、文化遗产保护和特色小镇建设“三位一体”的发展模式，充分尊重当地文化原貌与特色。

专家指出，在乡村振兴和特色小镇建设中，只有把文化作为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使特色小镇文化遗产传承有序、人文气息浓郁深厚、文化产业特色鲜明、文化生态优美精致、多种功能互动叠加，特色小镇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才能成为现实。

（摘编自李慧《特色小镇如何“特”》）

材料一：

从过去以“引进来”为主，到如今量质齐升、版权输出至众多国家和地区，近年来中国童书的创作和出版备受瞩目。这既依赖于高质量的创作和设计，也得益于多样化的国际出版合作。扬帆出海的中国童书，有信心让市场检验影响力和传播力，有信心赢得国外小读者的喜爱。

屡获大奖，中国童书受海外瞩目

不久前，一本中国原创童书被列入英国《金融时报》“2019最佳童书”。由陈佳同创作的《白狐迪拉与月亮石》是国际知名出版人巴里·坎宁安引进的第一本中国原创童书，他说：“这本书和作者陈佳同让我感受到一种全新的中国叙述故事的独特文化魅力。”目前“白狐迪拉”系列图书的版权已输出到英、美、法、德等国。

中国童书屡获大奖，受到外国出版商的青睐。在博洛尼亚书展、法兰克福书展等国际书展上，中国童书出版企业的展台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国外展商。英国著名童书出版社尤斯伯恩出版公司总经理皮特·尤斯伯恩曾对接力出版社总编辑白冰说：“我把我们的员工都放到中国展台上，希望让他们了解中国童书市场。”这说明中国儿童文学创作更加受到关注，中国童书更加引起了国外出版公司的重视。

量质齐升，引进和输出逐渐平衡

从主要引进海外童书，到如今中国童书输出国外，“走出去”与“引进来”正逐渐走向平衡。

我国庞大的市场需要大量优质童书。 此前，引进版童书曾是中国童书出版行业的热点。如今，童书已成为我国出版业中发展快、效益好、竞争激烈的版块之一。全国580余家出版社中有520多家从事童书出版，每年印制童书近9亿册，品种多达2.3万余种。2019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中国儿童太空百科全书》与斯洛伐克的奥拉出版公司达成合作协议。后者曾拿着样书请资深科普出版人审阅，结论是：“这本中国百科全书内容扎实可信、质量上乘。”该出版社对外合作中心主任马丽娜说，近年来我国童书进步明显，外方之所以看好《中国儿童太空百科全书》，最主要的还是看重其品质，现在我们的图书走向国外完全按照国际版权交易规则来做，让图书接受市场的检验。

多种合作，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

目前，中国童书“走出去”呈现多种渠道、多种模式并存的新景象。除了版权输出，中外合作创作、开设海外分社等新形式也日渐兴起。

天天出版社目前正与挪威一家出版社合作开展“中挪图画书共创项目”，双方各派出3位作家和3位插画家，两两合作创作6本图画书，同时在各自国家出版。“之所以采用中外合作创作，一是为了更加深入地了解当地市场和读者需求，二是为了取经，看人家是怎么创作和运营的。”天天出版社社长张昀韬说。挪威出版人斯韦恩也表示，“图画书共创”的方式使中挪两家出版社可以进行更深层次的交流和文化合作。中外合作创作把双方优势集中起来，更有益于中国童书提升质量、开拓国际市场。《白狐迪拉与月亮石》的封面及插图，就由西班牙著名插画师绘制，将书中的奇幻世界生动地展现出来。

如何继续扩大中国童书影响力、加深中外合作？白冰认为，要让国外读者更多关注中国图书，中国出版界还应加强与对象国新闻媒体的联系，加大宣传推广的力度，每次国际书展都可以请使领馆帮助，约请当地媒体参加，利用媒体增加在当地读者中的知名度。张俊显建议，中外合作中要注意选择能进入当地图书发行主渠道的合作方。正是由于与日本一家有实力的出版机构合作，广西师大出版社的童书才得以顺利进入成熟稳定的发行渠道。

（摘编自张贺《中国童书，赢得国外小读者》，人民日报2020年2月10日）

材料二：

数据显示，中国原创童书与引进版童书的比例基本保持在3：7。尽管我们一直追求让童书“引进来”与“走出去”达到平衡，但在竞争越发残酷的态势下，为快速抢占市场，很少有人愿意好好创作、打磨自己的精品，而是热衷于引进，经过简单“勾兑”就投向市场。此外，缺乏优质原创人才也是国内童书原创不足的掣肘因素。一些出版社表示，做原创童书就是赔钱买卖。各年度童书畅销排行榜中鲜有新书，基本都是出版两三年甚至更久的老书。新书入榜难也打击了优质原创人才的创作积极性，一般原创作者往往会因“耗不起”而流失到其他创作领域。多年来，我国童书还存在着选题重复、跟风模仿、同质化出版的问题。有报道称，在网络书店搜索《妈妈不是我的佣人》，会出现《爸妈不是我的佣人》《父母不是我的佣人》甚至同名图书等10个不同品种。

可以说，对进口依赖强、国内原创作品不足、结构单一等问题，是当前我国童书面临的老大难问题。中国童书出版要完成从“中国加工”到“中国制造”的转变，不是一朝一夕之事。从相关部门到出版社、创作者等，都要围绕种种问题，切实完善顶层设计，注重培养创作人才，为童书原创提供充足的发展后劲，这样才能更多地振兴原创，走向海外。

（摘编自何勇海《理性看待中国童书“走出去”》，中国作家网2020年3月11日）

材料一：

词最早开始于民间，所以在语言上有些粗糙，但是语言上也很直白、大胆，而文人写词就比较典雅、含蓄。在中唐或晚唐，大多数情况下，文人写词仅是游戏的态度，因为他们的主要精力用来写诗和写文章。词在当时属于艳科、小道，是业余的时候创作的。文人词的创作长期处于“尊前”“花间”的环境中，带有鲜明的娱乐消遣功能，所以就形成了“作闺音”“为艳科”的特色。到了李煜，他创作后期的词的内容变得很真实，他用词写一个亡国之君内心真实的、深刻的、深远的痛苦。“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一“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词帝，“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为宋词开启了抒情言志的大门。

宋人以歌妓为主要描写对象的词作，除了延续宫体、花间风格之外，还有一些是写歌妓与文人之间存在感情上的联系，甚至有些歌妓在词人生命中占据着重要位置。譬如，著名词人晏几道，早年过惯了富贵公子的生活，后来家道中落，生活一落千丈。黄庭坚曾评价晏几道：“仕宦连蹇，而不能一傍贵人之门，是一痴也；论文自有体，而不肯一作新进士语，此又一痴也；费资千百万，家人寒饥，而面有孺子之色，此又一痴也；人百负之而不恨，已信人，终不疑其欺己，此又一痴也。”一句话，晏几道实在、单纯、重情义。正是这样的人，写情词是第一等的好。大家熟知的《临江仙》，“记得小苹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小苹”即是一位歌女。晏几道在写这首情深意长的感伤之词时，背后寄予的是自己身世的巨变与个人的切肤之痛。虽为艳词，但真挚深婉，表达了士大夫的仕途沉沦浮荡。

词，不仅是在歌舞升平、瓦栏歌肆之间，与歌妓之间推杯换盏的文学创作，更是一种重要的城市文学。我们知道，宋代的城市经济更加繁荣，北宋都城汴京、南宋都城临安，以及建康、成都等都是人口达十万以上的大城市。宋代还逐渐取消了城市中坊和市的界限，为商业和娱乐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的条件。词人将眼光投向更为开阔的生活场景，用词来表现生活着的城市。著名的“白衣卿相”柳永，对北宋的都市生活有着丰富的体验，用词描绘过汴京、洛阳、益州、扬州、会稽、金陵、杭州当时许多著名的城市。如《倾杯乐·禁漏花深》就是柳永为宋仁宗在元宵佳节之夜与民同乐时所作。这首词重在渲染上元节的节日气氛，“变韶景、都门十二，元宵三五，银蟾光满。会乐府、两籍神仙，梨园四部弦管。向晓色、都人未散”。柳永笔下的汴京富丽堂皇而又繁荣昌盛，为我们展示了有宋以来物富民康的社会生活风貌。

除了城市，还有描写乡村。相对于城市的富庶、繁华，乡村词的重点在于勾勒农家之乐，展现出怡然自得的、缓慢的、富有诗意的生活节奏。譬如苏轼笔下的“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辛弃疾笔下的“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皆是难得的、富有诗意的、文人化的乡村景色。他们亦曾在乡村的丽景中寻找心灵的慰藉。苏轼在乡村中，获得“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的洒脱与惬意，辛弃疾在乡村中经历了“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的恍惚与惊喜。苏轼曾写作《浣溪沙》组词，展现“老幼扶携收麦社，乌鸢翔舞赛神村”的热闹场景，辛弃疾《清平乐·村居》则是描述了“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其乐融融的生活，让我们看到大文豪笔下的乡村世界依然让我们心旷神怡。

宋代士大夫的生活态度是随遇而安、和光同尘、与时俯仰。他们一方面承担社会的责任，一方面注重个人生活。他们试图将都市生活与乡村野趣融为一体，在闲暇之余喜欢山水形胜，在登临游览中恣意抒怀。词这种不太严肃、可长可短、随即可歌的文学样式，特别满足了宋人想要表达丰富内心感受的需要，也特别适合表现宋代文人的世俗娱乐，以及生活中的闲情逸致。如果我们说，宋人在诗文当中表达他们的治国情怀，有壮志的情怀，那么在宋词中，他们对于自身生活的热爱，对于宋代的边边角角细致入微地描述，就在词当中充分地表达了出来。由此来讲，宋词当得起宋代文学的主要代表。

——节选自康震《都市燕乐中的宋词》

材料二：

王国维在他的《人间词话》里，就为词的性质下了这样几句定义，他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要眇宜修”出于《楚辞·九歌·湘君》“美要眇兮宜修”，是写湘水上的一个神灵具有一种要眇宜修的美。这是写一种女性的美，是最精致的最细腻的最纤细幽微的，而且是带有修饰性的非常精巧的一种美。词，也叫做长短句。参差错落，长短不齐。从形式上看，词是比诗更多变化，更精微的，更纤巧的，更曲折的。

词大都是写男女的爱情相思离别，为了配合这种歌唱的场合和歌唱的人物的歌女，自然写的是比较柔婉的细腻的女性的美。所以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很多在诗里边不能表达的感情，能在词里边表达。词是配合音乐歌唱的歌词，篇幅一般是比较短小的，所以它天生来注定就不能写长篇巨制的内容，这是词在内容上“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的缘故。诗所写的内容无所不包，可以发议论，可以抒情，可以纪事，什么都可以包括。而词一般只是写景抒情。所以说是“诗之境阔”。

可是，我们还要注意后一句：“词之言长”。这不是说词的篇幅长，不是说词的句子长，而是说词给人的回味，词的韵味悠长。写爱情的小词，表现了人的心理感情的一种本质，可以引起人丰富的联想，所以说“词之言长”。

——叶嘉莹《唐宋诗词十七讲》

材料一:

所谓人脸识别，关系到“生物识别信息”的安全问题。传统意义上的个人信息，更多指电话号码、身份证号码、个人住址等物理信息，但未来意义上的个人信息，有可能是指人脸、角膜、指纹等这些生物信息。生物信息的最大特点在于，它能远距离发生作用，而无需直接接触。这意味着，政府、公司等机构和个人可能未经当事人同意甚至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读取并搜集其数据。在许多欧美国家，目前对人脸识别技术的担忧，远远压倒了对技术收益的乐观预期。而在我们这里。似乎许多公司陷入了技术狂欢中，只想要收益，看不见责任。

今天我们并不拒绝人脸识别带来的便捷实用，但也不得不追问的是，这些生物信息会不会被过度地收集保存？一些企业有没有合理使用信息的自律性、自觉性？就笔者个人观察来看，情势似乎并不乐观。人脸识别在各行各业已经出现了规模效应，除了支付行业外，人脸识别进校园等都被“发明”出来了，甚至看个新闻APP也索要人脸权限。仔细想想，我们的人脸信息或许是交出去了，但它们会得到用心保护吗？经验告诉我们，有相当数量的互联网公司只顾及流量，却不顾用户安全，只顾及体验，却不顾隐私保护。

(摘编自扶青《对刷脸支付保持审慎态度》，有删改)

材料二：

旷视科技研究院研究人员范浩强介绍，就生物识别来说，目前常见的应用有指纹识别、人脸识别、虹膜识别等。

虹膜识别，目前主要见于部分高端智能手机的虹膜识别解锁。相较于指纹识别，虹膜识别技术通过人体独一无二的眼睛虹膜特征来识别身份，虹膜识别的准确性是各种生物识别中较高的，但相较于其他生物识别技术，虹膜识别硬件造价高，识别过程需配合，大范围推广较为困难，镜头可能产生图像畸变而使可靠性降低。

“综合来看，人脸识别是目前生物识别领域安全性较高的，当然也并非万无一失，想要实现人脸识别安全、规模化落地需要技术水平、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逐步完善。”范浩强表示。

人工智能行业资深人士孙立斌认为，生物特征识别迅猛发展，不同模态的生物特征有其自身的特性，抗伪造能力也不同。若要更高级别抗击假体攻击的风险，可以采取多模态融合的识别方式，例如步态和人脸一体化识别，能够大幅度增加伪造数据的难度，提升识别系统的安全性。

(摘编自《科技日报》，有删改)

材料三：

人脸识别算法的攻击。合法用户身份仿冒需要以获得合法用户的人脸照片及视频等数据作为前提条件。国内某安全团队已经实现了更具威胁的攻击手段，使用完全不同用户的人脸照片绕过身份识别系统。该攻击手段对深度学习图像识别等应用造成逃逸攻击以及数据污染攻击等效果，不依赖于具体的深度学习模型。

将人脸识别和机器人控制等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结合起来，军事领域制造自主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技术上是可行的。在杀伤性武器的技术链条中，人脸识别技术是一个关键环节。要想达到目标的精准识别，尤其是区分敌我，需要训练高准确度的深度神经网络模型，训练过程需要大量实际的人脸数据做支撑。最新的研究成果表明，经过大量真实数据的积累和训练，人工智能可以达到并超过人眼的识别准确度。因此，人脸数据是杀伤性武器研制过程中的基础与核心。这种人工智能技术，一旦被运用于未来战场或被恐怖分子利用，后果都将异常严重。因此，加强人脸识别技术的监管、规范及利用势在必行。

保护好一个种族的人脸数据和人脸模型，就像保护这个种族的基因库一样，是限制敌对方开发针对本种族的自主致命武器的关键任务。在人脸数据的采集、存储、传输及使用等环节，应通过技术和立法等手段加强保护和监管，既要尊重人工智能科学发展，又要保护人脸数据资源合法合规流通和使用。一要建立生物特征信息相关的管理机构和制度，保障人脸数据的安全、规范使用。

如果人脸数据和模型的合法性得不到保证和强调，势必出现人脸数据和模型的地下市场，造成数据和模型泄露的严重风险。解决人脸数据和模型的泄露风险的技术和法律方案是存在的。在技术上，建议公安系统在国家和省级层面建立人脸大数据中心，在物理隔绝的专网内存储人脸数据。算法供应商的模型必须在公安专网的大数据中心内进行训练。

对于生物识别产品来说，即使检测准确度达到99.99%，一旦大规模应用，由于上亿用户规模的基数太大，被误判影响的人群数目也会非常之多，给人身财产利益带来的损失也将十分巨大。无论从技术上还是法律上考虑，当前都还不宜过分依赖人脸作为生物识别中唯一的身份识别手段，建议可以采用多因子识别管理体系，与其他身份识别手段相结合，提高系统的安全性、稳定性和科学性。

（摘编自《人脸识别技术应用的风险与防范》有删改）

材料一：

近年来，“人机大战”引起世人关注，人工智能发展引发的忧虑和争论开始从学术圈进入公众视野，要将这些思考引向深入，就需拓宽视域，厘清思路，特别要善用底线思维来把握问题，对无限制发展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后果，可从近期、远期和终极威胁三个层面来分析。

近期威胁的一个表现是人工智能开始大批量取代蓝领工人和下层白领。这在发达国家的制造业中表现较明显，我国一些工厂也开始这么做。从经济效益看，工业人工智能成本的下降使“取代”变得有利可图。“汽车的出现没有让马车夫找不到新工作”只是以往的经验，这次并非如此：大批工人陆续失业，只要达到某个临界点，社会就有可能发生动荡。

近期威胁的另一表现是军用人工智能的研发。史蒂芬•霍金、比尔•盖茨等人曾呼吁世人警惕人工智能的盲目研发，特别是军事用途的研发，认为这有可能导致比原子弹更可怕的武器出现。因为军用人工智能有可能直接操控武器，一旦失控，后果难以设想；即使没有失控，研发出这类更冷酷、更高效的杀人武器，亦非人类之福。

人工智能的远期威胁中，最容易想到的就是它们可能的反叛，这点很容易理解，《黑客帝国》《未来战士》等科幻影片对此已做过大量设想。人工智能业界和一些盲目乐观人士常用“人工智能还很初级”之类的说法宽慰公众，但这种理由是站不住脚的，“老虎还小”不能成为养虎的理由。因此，我们对这一威胁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惕。

人工智能的终极威胁更加发人深省。这种威胁并非建立在人工智能反叛的假定之上，而是恰恰相反。阿西莫夫提出的一个很少有人注意的重要观点是，所有依赖人工智能的文明都终将灭亡，他给出的理由之一：“一个完全依赖机器人的社会，因极度单调无趣，终究会变得孱弱、衰颓、没落而奄奄一息。”这个看法很有见地。

这里排除人工智能反叛人类的可能，假定未来人工智能可承担人们所希望的“任何工作”，人类就会变成整天混吃等死的寄生虫了。如果真是这样，用不了多久，人类的机能和智力都将迅速退化，我们的人生就变得毫无意义，这是更可怕的威胁。

（摘编自江晓原《科技创新应树立底线思维--以人工智能发展为例》）

材料二：

人类智能不过是文明的成果，源于社会与历史的心智积淀，而文学正是这种智能优势所在的一部分。文学之所以区别于一般娱乐（比如下棋和转魔方），就在于文学长于传导价值观。好作家之所以区别于一般“文匠”，就在于前者总能突破常规俗见，创造性地发现真善美，守护人间的情与义。而技术主义者恰恰在这里严重缺弦，他们一直梦想着要把感情、性格、伦理、文化以及其他人类表现都数据化，收编为形式逻辑，从而让机器的生物性与人格性更强，使其创造力大增，最终全面超越人类。但他们忘了，人类智能千万年来早已演变得非同寻常——其中一部分颇有几分古怪，倒像是“缺点”。比如，人必有健忘，但电脑没法健忘；人经常糊涂，但电脑没法糊涂；人可以不讲理，但电脑没法不讲理，即不能非逻辑、非程式、非确定性地工作。这样一来，即便机器人有了遗传算法（GA）、人工神经网络（ANN）等仿生大招，即便进一步的仿生探索不会一无所获，然而，人的契悟、直觉、意会、灵感、下意识、跳跃性思维，同步利用“错误”和兼容“悖谬”的能力，把各种矛盾信息不由分说一锅煮的能力，有时候竟让2+2=8或者2+2=0甚至重量+温度=色彩的特殊能力（几乎接近无厘头），如此等等，都有“大智若愚”之效，只能让机器人迷糊。

在生活中，一段话到底是不是“高级黑”；一番慷慨到底是不是“装圣母”；一种高声大气是否透出了怯弱；一种节衣缩食是否透出了高贵；同是一种忍让自宽，到底是阿Q的“精神胜利”，还是庄子的等物齐观；同是一种笔下的胡乱涂抹，到底是艺术先锋的创造，还是画鬼容易画人难的胡来……这些问题也许连某个少年都难不住，明眼人更是一望便知。这一类人类常有的心领神会，显示出人类具有超强的处理价值观的能力，其实不过是依托全身心互联与同步的神经响应，依托人类经验的隐秘蕴积，选择了一个几无来由和依据的正确，有时甚至是看似并不靠谱的正确——这样做很平常，就像对付一个趔趄或一个喷嚏那样自然，属于瞬间事件。但机器人呢，光是辨识一个“高级黑”的正话反听，可能就会导致全部数据库瘫痪。

（摘编自韩少功《当机器人成立作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