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燕妮·马克思墓前的讲话

恩格斯

我们现在安葬的这位品德崇高的女性，在1814年生于萨尔茨维德尔，她的父亲冯·威斯特华伦在特利尔城时和马克思一家很亲近；两家的孩子在一块儿长大。当马克思进大学的时候，他和自己未来的妻子已经知道他们的生命永远连在一起了。

1843年，马克思第一次走上社会舞台担任《莱茵报》的主编，在该报被普鲁士政府查封以后，他们就结婚了。此后，她不仅和丈夫共患难、同辛劳、同斗争，而且以高度的自觉和炽烈的热情积极投身其中。

这对新婚夫妇动身前往巴黎，自愿出境很快变成了被迫出境。甚至在巴黎，马克思也受到普鲁士政府的迫害。我必须遗憾地指出，像亚·洪堡这样的人竟卑鄙到和普鲁士政府合作，怂恿路易·菲利浦政府把马克思逐出了法国，马克思到了布鲁塞尔。二月革命爆发了，布鲁塞尔也随着动荡不安，比利时警察局不仅逮捕了马克思，而且毫无理由地把他的妻子也监禁起来。

1848年的革命高潮，到第二年就低落了。又一次驱逐开始了，起初到了巴黎，后来由于法国政府的干涉，便搬到伦敦。这次驱逐历尽了重重艰难。尽管这次驱逐使她的三个孩子（其中两个是男孩）死亡，她还是决心忍受被驱逐者通常遭到的一切苦难。但是看到一切政党，不管是执政的还是在野的（封建派、自由派、所谓民主派），都联合起来反对她丈夫，对他进行最卑鄙下流的诬蔑，看到所有报刊都不登载他的文章，让他在敌人面前陷入孤立无援和手无寸铁的境地，他们两人用来对付敌人的就是蔑视——这一切对她却是莫大的痛苦。而这种情况持续了很长时间。

但这不是没有尽头的。欧洲的工人阶级逐渐处于稍微可能进行活动的政治条件下了。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了。它使文明国家相继参加斗争，在这个斗争中最先参加战斗的是她的丈夫。开始补偿她所经受的种种苦难的时候终于来到了。她生前终于看到，曾经落在她丈夫身上的各种诬蔑完全烟消云散；她生前终于听到，各国反动派曾经企图扼杀的她丈夫的学说在各个文明国家用各种优美的语言公开地胜利地传播了；她生前终于看到，充满胜利信心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席卷了从俄罗斯到美洲的一个又一个国家。最后使她感到欣慰的一件事就是，她在临死前得知德国工人阶级不顾一切镇压法令，在最近一次选举中光辉地显示了它的不可遏止的生命力。

她的一生表现了极其明确的批判智能、卓越的政治才干、充沛的精力、伟大的忘我精神；她这一生为革命运动所做的事情，是公众看不到的，在报刊上也没有记载。她所做的一切只有和她在一起生活过的人才了解。但是有一点我知道：我们将不止一次地为再也听不到她的大胆而合理的意见（大胆而不吹嘘、合理而不失尊严的意见）而感到遗憾。

我用不着说她的个人品德了。这是她的朋友们都知道而且永远不会忘记的。如果有一位女性把使别人幸福视为自己的幸福，那么这位女性就是她。

1881年12月5日

（选自《中外名人演讲精粹》，中国书籍出版社）

材料一：

不期而遇的新冠肺炎疫情，是对人类的又一次破坏性试验，更是一场我们无法逃避并且必须考好的大考。这样的大疫造成了一种独特的非常态，它为文学烛照社会、透见人性等提供了一个特殊的视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题材，是2020年报告文学写作的一大热点，不同时空、不同身份的写作者，以各自的取景和笔墨，叙写具有中国特色的抗疫故事。其中有疫情暴发之初病毒的肆虐和生命的羸弱，也有由生活的流速突然降减应急而形成的艰难与焦虑，更多的则是对生命第一、人民至上，举国奋力驰援湖北、保卫武汉等真切场景、感人故事的摄取和报告。大疫终将过去，而这些存录了抗疫现场的报告文学，也会因为它存活了一段艰难而温馨的历史而具有珍贵的价值。

闻令而动，驰援湖北武汉，是抗疫报告文学作品的主题句。张培忠和许锋的《千里驰援》、李琭璐的《我来自北京》等作品分别记叙了广东、北京等地第一时间派出援鄂医疗队，紧急赶赴抗疫前线参与救治的事迹，体现出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中国力量和中国精神。《千里驰援》是这类作品中较早推出的一部，它以钟南山在武汉封城前数天的行程和活动、“团圆夜亦是出征时”、春节正是医疗队“战时”等的散点速写和病区改造、危重病患抢救等镜头的特写，写实了广东“逆行者”的效率和仁爱。《我来自北京》中的“我”其实是一个复数“我们”，“我们”中的刘颖、金建敏、王洁等北京医生、护士，以各自都有的“奋不顾身的理由”，选择人生的“最美逆行”。当病人由医生衣服上的名字，查到“医生来自北京”时，“眼睛就突然亮了”，这些具体细节的表现力、感染力跃然纸上。

还有一种写作或许更具特质，那就是援鄂医生的亲历写作。《查医生援鄂日记》是其中的代表作。作者是上海仁济医院呼吸科查琼芳医生，她将自己特殊的经历以日记的方式记录下来。作品没有宏大叙事，有的只是与抗疫一线相关者具体而细微的叙事。“无数人都在发一份光，然后萤火汇成星河。”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大疫迎面，人心可鉴。抗疫战斗中涌现出许多令人感动、感奋的闪光人物，在他们自带光源的抗疫故事中流溢出人性美好的粲然。熊育群的《守护苍生》，主人公是战“疫”中的钟南山。抗击“非典”时67岁的他临危受命，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时已是84岁高龄的他再度披挂上阵，“他劝别人不要去武汉，他却去了。明知道老年人最易感染”。作品通过“天下救人事最大”“仁心乃本心”“敢医敢言是天性”多侧面典型情节的描写，垒筑起钟南山这位“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老而弥坚的精神丰碑。李春雷的《铁人张定宇》，深情记写作品主人公大山一样的坚守，钢铁一般的意志。张定宇是武汉金银潭医院院长，同时又是一名行动受限的渐冻症患者。作品用一系列独具人物个性的语言和细节，真实生动地再现了这位“人民英雄”的鲜明形象，唤起读者内心庄严的崇高感。

反映抗疫的作品，题材主要集中在武汉主战场，但各地的写作也有不少值得关注。何建明的《上海表情》《第一时间》等作品，其价值既在抗疫之中，也在题材之外。作品以一个作家的观察与体验，叙写面对重大疫情，上海人民抗疫的灵敏度、精准度和从中显示的人性的温度，同时又是一份真实生动地展示疫情大考中上海现代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成就的现场报告。

（摘编自丁晓原《时代新潮激扬中的多声部交响》）

材料二：

好的抗疫文学作品，模糊了人们的身份界限、空间界限，以独特的方式表达了对人类处境的深邃思考，促使读者反思自我的行为与观念。不少抗疫文学作品记述了人间的美好情感，记述了人类在面对困境时生与死的搏斗。贺拉斯曾说：“无论风暴把我带到什么岸边，我都将以主人的身份上岸。”这种豪迈气度，作为生命意志的反抗，着实让我们感到目前与疾病激烈的对峙，维护了生命的价值，是一种清醒的反抗意识。不少文学作品突出以向上的姿态与疾病搏斗，有激情，有担当，书写着胜利的希望，闪耀着勇敢的光芒。

抗疫文学作品是命运主体书写，也聚焦书写命运群体，更是对社会文化、现实疫情的体验。因此，抗疫文学不仅是对真实疫情的记录与再现，还要将个体命运放置在群体命运中书写。中国人历来有很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在民族危急时刻，绝不向命运低头。抗疫文学通过灾难叙事，激发出民族忧患意识和民族凝聚力，进而深化国家和民族共同体意识。抗疫文学只有将个体、群体命运沉浸在国家命运的激流中去感知和表达，才能深深融入人民生活，才能对时代做出准确记录，才能摸准中华民族奋勇前行的脉搏，才能提升为一种强劲的精神力量，才能强化文艺的思想引领功能，才能体现出“文章合为时而著”的本色担当。

（摘编自李雪《用文学凝聚抗疫精神力量》）

材料一：

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绿色革命”的大潮中，涌现出了一位攻下“杂交水稻”难题的科技新星，他就是被外国人誉为“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

袁隆平，1930年9月7日出生于北平（今北京）。幼年正值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华，在童年袁隆平的心底留下了深深的民族创伤。面对国破家亡的严酷现实，袁隆平从小就立志：做一个使中国富强、不受外国强盗欺侮的人。

袁隆平在学习中不愿死记硬背，喜欢思考，善于提问，从思考中加深对基本原理的理解。

袁隆平高中毕业后，考什么大学，学什么专业，成了全家议论的焦点。父亲希望他通过上大学能升官发财，光宗耀祖。袁隆平自己却在中学阶段就对大自然的蓬勃生机、春华秋实的自然规律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母亲尊重袁隆平的选择，经过协商最后决定让他自己做主，于是袁隆平义无反顾地报考了重庆一所学院的农学系，高高兴兴地跳进了“农门。”

1953年夏，大学生活结束后，袁隆平到湖南省偏僻的安江农校任教。

袁隆平教学十分认真，教一门，钻一门，爱一门。他教外语，效果良好。教学期间，他还刻苦自学，不断提高自己听、写、阅读外文的水平，可以不带字典阅读英、俄文资料。进校第二年，他被调到遗传育种教研组，教授植物学、作物栽培、遗传育种的农业基础课和专业课。

在教普通植物学时，他下苦功夫，从构成植物体的最小单位——细胞的构造开始，到根、茎、叶、花、果的外部形态，再到植物的生物学特性及其遗传特性，等等，都进行了系统的学习研究。为了能在显微镜下观察细胞壁、细胞质、细胞核的微观构造，他刻苦磨练徒手切片技术。

几百次，上千次……直到能在显微镜下得到满意的观察结果为止。

在备课中，他经常提出各种问题自考自答。他走出课堂，来到田间地头，从实践中找答案。他深有体会地说：“即使浅显的问题，如果教师本身钻得不深不透，也不可能把课讲好！”

1959年是袁隆平走上教学岗位的第七个年头。国庆前夕，他以“我的十年”为题，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从思想与业务两个方面对自己进行了回顾与总结：“党的10年教育，使我明确了人生真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确是人生最大的光荣和义务。”同时，他还向党和人民立下誓言：“要做到政治挂帅，红专并进。”

在教学当中，袁隆平不满足于仅当一名合格的中专老师，还想在农业科研上搞出点名堂来。十多年来，他始终坚持一边教学，一边科研，教学与科研、生产紧密结合。

50年代，生物教学中主要向学生讲米丘林、李森科的遗传学说，袁隆平就按照其理论进行无性杂交、嫁接培养、环境影响等方面的试验，把月光花嫁接在红薯上、西红柿嫁接在马铃薯上、西瓜嫁接在南瓜上，得到一些奇花异果，但并没有得到经济性状优良的无性杂交种。这引起他的沉思，并决心扩大视野，另辟蹊径。

60年代，他从外文杂志中获悉，欧美的孟德尔、摩尔根创立的染色体、基因遗传学说，对良种繁育有重大指导作用。他就开始大胆地向学生传授染色体基因遗传学说知识，讲杂种优势利用在作物育种中的广阔前景，而他自己也开始向水稻的杂种优势利用方面探索。1960年，受到天然杂交稻株启示后，他在育种方法上由采用系统选育法，转变到水稻雄性不育研究课题上来。从1964年在稻田中发现天然雄性不育株，到1966年在《科学通报》上发表第一篇重要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就是他坚持一边教学，一边从事科研的丰硕成果。

“文化大革命”中袁隆平利用被批斗的空隙，专心研究水稻雄性不育，在不利条件中争得了从事科研活动的机会。

1970年11月，袁隆平带领助手在海南岛的普通野生稻群落中，发现了一株雄花败育株。

是将“野败”这一珍贵材料封闭起来，自己关起门来研究，还是发动更多的科技人员协作攻关呢？在这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上，袁隆平毫不含糊、毫无保留地及时向全国育种专家和技术人员通报了他们的最新发现，并慷慨地把历尽艰辛才发现的珍贵材料奉献出来，分送给有关单位进行研究，协作攻克“三系”配套关。

在19年的漫长教学生涯中，袁隆平一边在教学中积累知识和农业生产实践经验，一边又通过科研促进教学和生产。教学、生产、科研相结合，使他创造了不平凡的农业科技成果。

（摘编自祁淑英、魏晓雯《袁隆平传》，略有删改）

材料二：

①要研究杂交水稻，首先必须在自然界中找到水稻的天然雄性不育株。雄性不育株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当时不仅没有实物可利用，而且连中外的科研资料上也没有记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认为，既然自然界存在天然杂交稻，那么，（     ）。在水稻吐穗扬花时节的稻田里寻找雄性不育株不啻大海捞针。盛夏时节，稻田里气温通常高达40℃，袁隆平和妻子邓哲踏遍了安江农校实习农场和附近生产队的稻田，终于找到了6株雄性不育株！袁隆平欣喜若狂，视为珍宝，细心地繁殖栽培，亲自播种、浇水、施肥，仔细观察它们细微的在每个生长发育阶段的变化，并作出详尽的记录，经过两年的艰苦试验，获得了珍贵的科研数据，写出了杂交水稻研究的第一篇重要论文，引起了国家科委领导的高度重视。1974年，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研究基本成功，1975年国务院决定迅速扩大试种和推广的范围，此后的十年里，杂交水稻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袁隆平成功之后，国内国际各种令人眩目的荣誉、大奖也纷至沓来，但他并来陶醉于此，改变初心，而是一如既往地潜心农业科研，继续头顶烈日，脚踩泥泞，奔波在绿色的田野中。

②1999年10月，经国际小天体命名委员会批准，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施密特CCD小行星项目组发现的一颗小行星（8117）被命名为“袁隆平星。

③袁隆平（开场白）：我现在还有两个愿望，一是第三期杂交水稻能够在2010年实现大面积亩产900公斤；二是把杂交水稻推向国外，造福世界人民。

主特人：您对学农的大学生有什么建议？

袁隆平：我建议，学农的大学生要到实验田里去，电脑等先进设备很重要，但在电脑和书本里是种不出水稻的。希望他们联系实际，多到实验田里走一走、看一看。

（电视片《袁隆平畅谈事业与人生》）

材料一：

自2018年7月6日起，美中给对方商品加征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据统计，美方公布的340亿美元征税产品清单中，有200多亿美元，占比约59%是在华外资企业的产品，其中，美国企业占有相当比例，涉及汽车类商品28项，包括小客车、货车、越野车、汽车零部件等。中国于7月1日正式降低汽车整车及零部件进口关税，汽车整车税率降至15%。随着较量升级，目前美国产的汽车关税从15%上涨到40%。

今年上半年，我国对美货物贸易出口增长5.4%，增速较去年同期下降13.9个百分点。其中，6月对美出口增长3.8%，增速下降23.8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在今年上半年，我国对美出口机电产品增长8%，占同期我国对美出口总值的62.6%。中商产业研究院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1～5月中美贸易进出口总值15746.8亿元，同比增长5.3%。

（《中美贸易战进行时：关税再升级对中美车市影响分析》，中商情报网2018年7月9日）

材料二：

从企业层面看，经贸摩擦对部分外向型企业有冲击，可能带来成本增加、订单下降等问题，企业面临减产歇业、调整重组的挑战。电子通信、电气机械、木材加工、化学产品等行业企业受影响相对较大。不过，同时要看到，一方面美国对我国部分出口商品加征关税，将逐步向着产业链和价值链上下游传导，最终结果会由出口商、上游原材料和零部件供货商以及美国采购者公担。另一方面，我国商务部已明确表示，在反制措施中增加的税收收入将主要用于扶持受损企业及员工、鼓励企业调整进口结构等，努力将损失降到最低程度。前不久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下半年把稳就业放在更加突出位置，这也充分反映出中方对经贸摩擦的充分评估和积极应对。

从国内消费看，中美经贸摩擦带来的影响可控。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认为，中美经贸摩擦对中国老百姓的影响并不大。比如大豆，从美国进口的大豆占比已经不到三分之一，而且美国大豆在我国只能用来榨油，表现在豆油价格可能会上升。我国现在进口一吨大豆加上关税的价格为3750美元，比原来多了750美元，平摊到每公斤，豆油价格可能高几元钱，对老百姓生活的影响不大。不过，去年进口猪肉价格为每公斤10元至11元，今年加征关税以后为每公斤17元至18元，猪肉价格上涨会带来一定影响，但牛羊肉、鸡肉、鱼肉等都可以替代。

（摘编自《中美贸易战会给我们带来多大影响？》，《经济日报》2018年8月12日）

材料三：

中国在贸易战过程中，一方面与美国针锋相对，一方面争取国际社会支持。一是调整改善与周边国家关系，加强双边经济合作。二是将争端诉诸世贸组织，寻求世贸组织规则和国际典论支持。三是在反制美国，对美国大豆加征25%关税的同时，豁免了包括印度等国家大豆和动物饲料的进口关税。四是继续推进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2002年以来，我国已经与24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16个自由贸易协定，目前正在进行的自贸区谈判有13个，与10个国家开展自贸协定联合科研或升级联合研究。

我国货物出口的40%、高科技产品出口的2/3都是在华外资企业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制裁在不同程度上会转化为对自己企业的“制裁”。因贸易战引起成本上升，一些受影响的美国企业已开始减产或裁员，有的企业正在谋划把生产线迁出美国。美国商会发出警告称，共计260万个美国就业岗位可能面临风险。中国对等对美国农产品加征关税后，美国农业遭受较大损失，已迫使特朗普政府不得不给农场主补贴。对原产于美国的汽车加征关税，美国汽车对华出口受到影响，在中国市场的份额受到挤压。

（摘编自《中美贸易战：挑战和机遇》，《学习时报》2018年8月1日）

材料一：

艺术的发展与人类整个发展进程紧密相关，这方面，科技也是如此。科技和艺术的发展也一直如影随形，比如，达·芬奇的绘画里就涉及解剖学，他用一种美术的概念让人们对解剖学获得认知；照相机的出现导致了印象派的出现，印象派最重要的代表人雷诺阿，他的很多创作都参考了照片。这也导致西方的绘画在某一段时期内，一直跟科技的东西有一种反向思维，艺术家们希望绘画艺术离照片尽可能远一些，画家在创作时更多的是从照片里找到他要表达的思想内涵，但形成的绘画作品还是希望寻找艺术本体的价值。

AI的出现无疑会给人类发展带来一个全新的时代，我们需要对其进行重新认知。艺术体系在这个过程中也会受到非常明显的影响，甚至会是颠覆性的。事实上，每一次新科技的出现，都会颠覆人类原来的认知方式。未来AI在艺术创作方面会不会超越人类？精神的东西能不能和人本身分离开？艺术创作和精神到底是什么关系？在我看来，艺术创作和精神是不能分离的，无论是诗歌还是绘画，目前我们了解到的AI的创作实际上都是把不同艺术家的风格进行数据输入和分析，最后呈现出一件新的“艺术作品”。这件新的“艺术作品”其实分享的还是人类艺术家的经验和知识。AI的“创作”经验和知识的更新，也必须经由人类对它们的数据更新来完成。

AI时代的艺术创作有没有边界？我觉得艺术跟别的领域一样，它的边界也是处于不断地被提出和不断地被打破的过程中。所以，今天我们关于“AI时代的艺术边界”的讨论其实是一个无限的讨论，艺术与科技的相互影响还会继续发展，我们的认知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有新的提升。

（摘编自张子康《艺术发展的边界在不断拓展》）

材料二：

艺术与科学，都深入现实，源于现实，超越现实，反映客观世界及其真实性、唯一性。艺术、艺术品、艺术家的概念有着本质区别，同样，科学、技术、科学家的概念也有着本质区别。

艺术是“提炼”的“神似”，而AI“艺术品”是“模仿”的“形似”，“提炼”与“模仿”有着本质区别。“提炼”是有生命力的，而“模仿”没有生命力。

人乃万物之灵，有与生俱来的直觉、灵感、感情与智慧。每个人都是大自然独创的拥有最高智慧的艺术品，因此都具有唯一性。如无唯一性，我们的“人脸识别”技术便无法应用。如此说来，AI颠覆艺术的可能性便不存在，包括生物学上的克隆人，也不是真正的人类。在我看来，凡可被AI取代者，均不能称之为艺术。如今的AI也只是技术上的应用创新，而非科学创新，如今的智能机器人科学理论仍然是上世纪90年代之前提出的。诚然，智能机器人会淘汰大部分工作，其中包括大量简单重复的、高危的工作。但智能作诗机器人的出现，只会淘汰无独创性的、应制的、与时代脱节的诗作，高水平的、独创性的、蕴含诗人丰富情感的、紧跟时代甚至超越时代的诗作仍然会存在，而且生命力会很强。同样，智能绘画机器人的出现，只会淘汰无独创性的、应制的、与时代脱节的画作，具有独创性的、蕴含人类创作者丰富情感的画作永远有生命力。纵观艺术史，历史对艺术作品的自然淘汰不也是如此吗？我们能读到的经典诗作、画作，必是代表当时最高水平的诗作、画作，而大部分普通的诗作、画作被历史淘汰了，当然这个淘汰的时间很长。因此，AI的出现，也可以认为是人类主动应用自己的智慧，把自然淘汰的时间缩短。

我相信，未来，艺术会借助科技的手段，放射出更耀眼的光芒，科技手段可以开拓艺术家的创作思路。同样，艺术家的想象力也会推动科学的不断发展。

（摘编自韩倚云《AI时代艺术与科学的关系》）

材料三：

近年来，随着以人工智能、大数据、5G为代表的科技高速发展，更多的新技术和新应用出现在我们生活的周边，同时，这些科技也逐步与艺术融合，作为艺术的辅助手段，供给艺术的需要。AI时代的艺术供给，较传统手段更加多样灵活，贯穿艺术产生的全过程，它能为艺术创作、收藏、传播、展示等提供更多元的形式和手段，激发各类主体的艺术创新活力，创造出更多艺术和科技融合的创新性成果。

AI时代，艺术供给焕发了新活力，也诞生了新形式。包括京东方在内的不少科技企业都在持续探索科技与艺术结合如何为艺术供给带来更多可能性。他们依托各自的技术积累以及在人工智能、艺术大数据领域的应用探索，构建数字艺术物联网生态，打造了一些和传统体验完全不一样的数字艺术欣赏与交易平台，并通过与传统艺术机构和艺术创作者合作，提供优质艺术及衍生品的产品与服务，这些AI时代的艺术供给让大众能随时随地接受艺术和美学的熏陶，甚至欣赏到一些原本遥不可及的艺术品，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当然，AI时代，数字化艺术品标准也亟待确立。数字化艺术品标准的确立，有助于使未来艺术呈现的形式更加丰富，也有助于更多数字艺术馆的打造。让大众的艺术欣赏不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美术馆、博物馆中的艺术品可通过标准化的数字化形式呈现，借助互联网进入千家万户。

（摘编自罗娇《科技为高质量艺术供给提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