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是需要一定条件的。国外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部分原因是西方思想在五四时代占统治地位以及儒学衰落的结果。”国内有学者则认为：“1917年十月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以及中国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为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提供了一个极其重要，极为难得的历史契机。”前者把马克思主义学说归为“西方”思想，后者把马克思主义学说归为“革命”思想，结合当时时代背景和客观环境来看，这两种观点都是成立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在20世纪初的中国，西方传教士、海外留学生、无政府主义者、民主主义者以及共产主义者等不同的知识群体，对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艺理论都有所接触，对其界说也比较含混。所以，要“传播”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并真正将其视为“科学”，那是有一个“选择”的问题，有一个谁来担当“传播者”的问题。因为当时对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艺理论的理解是“五花八门”的，译介的内容也多是零散、片段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一般还仅被视作西方现代学术思潮或流派中的一种，能主动自觉地担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传播者”的角色，那是需要眼光、需要科学的世界观支撑的。

经过比较，我们发现，历史亦证明，在那个觉醒与选择的年代，担负起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忠实“传播者”职责的，正是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和部分先进知识分子。有文论史著作已指出；“‘五四’前后，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也开始在中国传播。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共产党人，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方面起了先锋的作用。”这个判断无疑是准确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五四运动确实“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而这其中许多早期共产党人，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立下了不朽功劳。他们强调文艺必须面向平民、面向现实、面向革命，可谓石破天惊、振聋发聩。中国共产党一大通过的“党纲”就规定“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党的初心和使命，直接决定和影响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待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态度。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能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方面起“先锋的作用”？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遵循马克思主义原则创立的，马克思主义乃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旗帜；因为中国共产党人清醒地意识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同中国现实需要的一致性，意识到中国共产党的文艺理念和文艺追求同马克思主义文艺观高度吻合。换个角度说，是因为只有中国共产党人才会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找到自己的文艺宗旨和价值目标，只有中国共产党人才会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为帮助中国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获得艺术解放和美学权力的思想武器，其他政党、团体和学派是不会也不可能这样去做的。中国共产党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方面的“先锋的作用”，是历史的选择。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它帮助中国早期共产党人和先进分子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邓中夏、萧楚女、恽代英等人，在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的传播做出了突出贡献。早期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宣传，多是从唯物史观出发，阐明文艺的社会阶级属性，呼吁文艺要为民主革命服务，要求文艺反映劳动阶层的生活，强调进步文艺家要投身于革命，提出建立“革命文学”，主张共产党要“立在舆论的指导地位”。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抓住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精髓和主脉的。同时，比较成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是“随着‘革命文学’口号的提出，才开始进入中国的”。周扬说，“革命文学运动是在大革命失败之后旺盛起来的，这个运动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破天荒的伟大运动。”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在当时诚然还未能大量直接地被译介过来，早期共产党人的理论主张还不够完整系统，论述也不免有些模糊和粗糙。“但这些主张毕竟是从‘五四’到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现实要求出发提出来的，也是他们把刚刚学得的马克思主义运用到新文学建设上来的尝试，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

（摘编自董学文《中国共产党百年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

文本一：

待书一样预备下四份纸笔，便都悄然各自思索起来。独黛玉或抚梧桐，或看秋色，或又和丫鬟们嘲笑。迎春又令丫鬟炷了一支“梦甜香”。原来这“梦甜香”只有三寸来长，有灯草粗细，以其易烬，故以此烬为限，如香烬未成便要罚，一时探春便先有了，自提笔写出，又改抹了一回，递与迎春。因问宝钗：“蘅芜君，你可有了？”宝钗道：“有却有了，只是不好。”宝玉背着手，在回廊上踱来踱去，因向黛玉说道：“你听，他们都有了。”黛玉道：“你别管我。”宝玉又见宝钗已誊写出来，因说道：“了不得！香只剩了一寸了，我才有了四句。”又向黛玉道：“香就完了，只管蹲在那潮地下作什么？”黛玉也不理。宝玉道：“我可顾不得你了，好歹也写出来罢。”说着也走在案前写了。李纨道：“我们要看诗了，若看完了还不交卷是必罚的。”宝玉道：“稻香老农虽不善作却善看，又最公道，你就评阅优劣，我们都服的。”众人都道：“自然。”于是先看探春的稿上写道是：

咏白海棠

斜阳寒草带重门，苔翠盈铺雨后盆。

玉是精神难比洁，雪为肌骨易销魂。

芳心一点娇无力，倩影三更月有痕。

莫谓缟仙能羽化，多情伴我咏黄昏。

大家看了，称赏一回。又看宝钗的是：

珍重芳姿昼掩门，自携手瓮灌苔盆。

胭脂洗出秋阶影，冰雪招来露砌魂。

淡极始知花更艳，愁多焉得玉无痕

欲偿白帝凭清洁，不语婷婷日又昏。

李纨笑道：“到底是蘅芜君。”说着又看宝玉的，道是：

秋容浅淡映重门，七节攒成雪满盆。

出浴太真冰作影，捧心西子玉为魂。

晓风不散愁千点，宿雨还添泪一痕。

独倚画栏如有意，清砧怨笛送黄昏。

大家看了，宝玉说探春的好，李纨才要推宝钗这诗有身分，因又催黛玉。黛玉道：“你们都不了？”说着，提笔一挥而就，掷与众人。李纨等看他写道是：

半卷湘帘半掩门，碾冰为土玉为盆。

看了这句，宝玉先喝起彩来，只说“从何处想来！”又看下面道：

偷来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缕魂

众人看了也都不禁叫好，说“果然比别人又是一样心肠。”又看下面道是：

月窟仙人缝缟袂，秋闺怨女拭啼痕。

娇羞默默同谁诉，倦倚西风夜已昏。

众人看了，都道是这首为上。李纨道：“若论风流别致，自是这首；若论含蓄浑厚，终让蘅稿。”探春道：“这评的有理，潇湘妃子当居第二。”李纨道：“怡红公子是压尾，你服不服？”宝玉道：“我的那首原不好了，这评的最公。”又笑道：“只是蘅、潇二首还要斟酌。”李纨道：“原是依我评论，不与你们相干，再有多说者必罚。”宝玉听说，只得罢了。

李纨道：“从此后，我定于每月初二、十六这两日开社，出题限韵都要依我。这其间你们有高兴的，你们只管另择日子补开，那怕一个月每天都开社，我只不管。只是到了初二、十六这两日，是必往我那里去。”宝玉道：“到底要起个社名才是。”探春道：“俗了又不好，特新了，刁钻古怪也不好。可巧才是海棠诗开端，就叫个海棠社罢。虽然俗些，因真有此事，也就不碍了。”说毕大家又商议了一回，略用些酒果，方各自散去。也有回家的，也有往贾母王夫人处去的。当下别人无话。

（节选自《红楼梦》第三十七回《秋爽斋偶结海棠社 蘅芜苑夜拟菊花题》）

文本二：

海棠社只有八个成员，共雅集了两次，但在这弥漫着阳春白雪和骨肉亲情的氛围中，在评谁为第一的关键问题上就形成了三个派别。第一派是李纨、迎春、惜春三位社领导组成的诗作水平略逊的中间派，他们在诗社中和稀泥、搞折中。第二派是宝钗和探春的“含蓄浑厚”派，力挺宝钗摘冠。第三派是黛玉和宝玉组成的“风流别致”派，此派在第二次雅集时又加入了湘云，他们呼吁黛玉夺魁。激烈的桂冠之争至少反映出三个问题：宝钗与黛玉文采相当，矛盾是他们关系的主线，这一矛盾有着不可调和性，所以部分《红楼梦》续书让宝钗和黛玉同嫁宝玉，绝对不符合宝钗和黛玉的性格特点。《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对宝钗与黛玉这两个人物倾注了同样的感情和笔墨，并无明显的抑扬。对人的亲疏好恶，决定着对诗的亲疏好恶，也就是所谓的“人品重于诗品”，竟然也成了海棠社这个远离利禄社会的文化沙龙的评诗标准。

《红楼梦》中的诗社除海棠社外，还有后来的桃花社等，从前到后也有不少作诗、评诗的描写，但都不及海棠社这样剑拔弩张、锋芒毕露，海棠社评诗集中展现了大观园内的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深入地研究海棠雅集，对于了解大观园中微妙的人际关系，对于了解红楼人物鲜明的性格特点，甚至对于了解曹雪芹的诗学思想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节选自陈霞、杨桂华《海棠诗社的桂冠之争》）

明清兵学是我国古典兵学发展史的最后一环，担负着继往开来的历史使命。在特殊的内外际遇之下，兵学在明代晚期和清代晚期都迎来了空前发展的繁荣期。不同类型的兵书纷纷诞生，仅就数量而言，明清兵书毫无悬念地占据着历史之最。

历史进入明代之后，兵学研究取得了快速发展，但更有质量的兵书大多诞生于明代中晚期。这一现象的出现，多少与明廷当时面临的外患有关。如郑若曾编撰《筹海图编》，就海防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结合抗倭战争之需总结海洋战法。明代中晚期的兵书，大多关注海防问题，这对传统兵学形成了很好的补充。

在明代，造船技术、兵器技术，尤其是火器技术，都得到了大幅度提升。造船技术的进步，一度给了国人拥抱海洋的机遇。火器技术的提高，则推动了兵学理论发生改变。随着火器种类的不断增加，明军开始设立专门的火器部队，战法也围绕火器而制订。因此，军事学术、战术思想及建军思想等，都在快速地发生变化。明代兵书中也有不少围绕火器而展开，如《火攻挈要》等，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着传统兵学发生转型和变革。

还需要看到的是，军事地理研究也在其时获得重视并取得重要进展。顾祖禹所著《读史方舆纪要》通过对区域地理的研究并结合军事历史的深度分析，揭示了兵要地理研究的重要地位和特殊作用，也将军事地理研究推向了高峰。这一论题得到了清代学者的持续重视，就此产生了灿若群星的地理学研究专家。

明清时期，文人论兵的传统得到了延续。文人论兵不全是书生之见和纸上谈兵，未可轻易否定。因为文人具有相对较高的知识水准，他们探研兵学和著述兵书的思辨性和思想深度等，都不容忽视。王守仁、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著名学者，都曾因为各种原因研究兵学，对古典兵学的发展都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明清时期较为出色的兵书，如《投笔肤谈》《武备志》等，大多属于文人论兵之类的作品。它们的结伴出现，极大地提升了明清兵学的总体水平。

虽然明朝末期，传统兵学不仅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局面，也一度获得转型的契机。遗憾的是，这一发展进程意外地因为封建王朝的更迭而瞬间被打断。在经过大大小小的拉锯式战争之后，文化相对落后的后金军打败了明军和起义军，也随即打断了传统兵学迈向转型的进程。入主中原之后，清统治者对于中原兵学表现出极度的不屑，康熙本人便多次摆出胜利者的姿态，带头贬损中原兵学，斥之为“纸上谈兵，无益于事”。种种铁腕政策的推行，推动着传统兵学走向衰落。到了晚清时期，西方列强陆续入侵，已经处于落后局面的清廷依旧以天朝上国自居，致使清军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丢盔弃甲。与此同时，人们也渐渐发现传统兵学已然落伍并难堪大任。

当时西方列强不仅在武器装备上占据优势，同时也在部队编成、战争观念和战略战术等方面处于领先地位。此后，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目标，清政府大力建设海军，大量译介和引进西方兵学著作。虽说总体成效不大，但也深刻刺激并强力推动着中国传统兵学的转型，近代化的军事变革也开始由理论层面逐步走向实践层面。在落后挨打的局面下，传统兵学竟然就此被动地迈入转型期。西方列强在军事和文化上的全面入侵，刺激并推动我国传统兵学的转型。这是悲哀和无奈，同时也是鞭策与警示。

（摘编自熊剑平《继往开来的明清兵学》）

真宗咸平三年正月甲午，益州戍卒作乱，推王均为首。初，神卫卒赵延顺戍益州，以都虞候王均董福分领之。福御众有法，所部皆优赡。均好饮博，军装悉以给费。至是，兵马钤辖符昭寿与知益州牛冕大阅于东郊，蜀人趋观之，二军衣服鲜敝不等，均众由是惭愤，而昭寿亦骄恣侵虐，军士素怨之。是月朔，戍卒赵延顺等为乱，杀昭寿。牛冕缒城而去，惟都巡检使刘绍荣冒刃格斗，众寡不敌，亟见杀。叛卒见均，即拥之为主，均遂僭号大蜀，改元化顺。帝时幸河朔，闻之，以户部使雷有终为川峡招安使，李惠、石普并为巡检使，给步骑八千，往讨之。

二月癸亥，雷有终等至益州。贼出攻砦，有终击走之。

丁卯均开城门伪遁有终等帅兵入城号令不肃官军竞剽掠贼闭关发伏布床榻于路口官军不得出因为所杀有终缘堞而坠，得免，李惠死之，官军退保汉州。益州城中民奔迸四出，为贼党追杀，或囚絷之，支解族诛以恐众。又胁民之少壮者为兵，给军装令乘城，与旧贼党相间。有终署榜招之，至则署其衣袂，释之，日数百人。

冬十月甲辰，有终复至益州。均走还城，遂撤桥塞门。有终与石普进屯于城北，分造将校攻城三面，贼出战屡败，然王师每薄城，辄会雨，城滑不能上。有终命为洞屋以进，均亦对设敌楼以相拒，有终遣卒楚之，贼复筑月城以自因。有终令卒蒙毡，秉燧以入，大败之，均夜与其党突围而遁。有终疑有伏，遣人纵火城中。均既走，焚仓库而去。己丑，有终遣杨怀忠追均，及之，大败其众，均缢死，怀忠取均首及僭伪法物，降其党六千人，诏进有终、怀忠等秩，流牛冕儋州。四年十二月丁未，诏：“蜀贼既平，除追捕亡命，余诖误之民，并释不问。讹言动众者，有司斩以闻。”

节选自《宋史纪事本末·蜀盗之平》

《红楼梦》里的贾宝玉，是一个全新的形象，他的全部行为，在正统派的眼里，就是两首《西江月》词写的：“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韶光，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绔与膏梁，莫效此儿形状！”。然而，（     ）这却须要认真解读。

曹雪芹一再提醒读者：“千万不可照正面，只照他的背面，要紧，要紧！”这句话虽然是对贾瑞照风月鉴说的，但也是读《红楼梦》的一把钥匙，不过并不是一股脑儿把全书都从反面来读就算符合作者之意了，其实作者并没有那么简单，作者只是说《红楼梦》在某些事情上、某些话语上或某些诗词上，不能光看其正面，而要仔细寻绎其更深的内涵，甚或竟要从反面去理解，才能悟其真意。可见，这两首《西江月》词，只要从相反的意义来理解，才能得作者之意。

（节选自冯其庸解读《红楼梦》，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