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在古代中国，政治与经济密不可分，“经济”一词本意就是经世济民。中国古代民本经济观着眼于安邦定国，以“民生”为核心，以富民、养民为基础。《尚书·五子之歌》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就是对民本经济观的经典记载和阐述。

②“富民”是中国古代民本经济观的重要内容。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几乎各流派的学说对其都有体现。儒家学派开创者孔子就提出养民、富民、教民之说，富民就是要轻徭薄赋、藏富于民。因此，他力劝鲁哀公不要与民争利，提出“省力役，薄赋敛，则民富矣”“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等重要思想。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富民思想，提出让老百姓治“恒产”。从今天的视角来看，治“恒产”就是强调富民要有产权制度保障。道家学派也高度重视富民，反对扰民争利。其代表人物老子提出，“以百姓心为心”“我无事而民自富”，强调体恤百姓，与民休养生息。这些论述，体现了古代民本经济观的基本理念，即要以民为本，让百姓过上富足生活，只有这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③“养民”是中国古代民本经济观的又一个重要理念，这一理念在抵御自然灾害、抗灾救荒等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古代中国，水、旱、风雾雹霜、厉（瘟疫）、虫被称为“五害”。帮助老百姓抵御“五害”，使老百姓过上太平日子，是官府的重要职责。《管子》提出：“故善为国者，必先除其五害。”古代中国历来重视抵御各种灾害和备荒赈济，形成了独特的荒政制度。常平仓就是官府为储粮备荒、平稳粮价而设的粮仓。这些粮仓在丰年购粮储存，避免谷贱伤农；在灾年则卖出储粮，以稳定粮价、救荒赈灾，这种缓冲储备机制对后世影响深远。此外，“以工代赈”的救荒策略也是古代民本经济观中“养民”理念的重要体现，即发生灾害时，官府通过实施重大工程来促进就业，实现经济社会稳定发展。

④民本经济观还有具体的理想蓝图。《礼记》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理想，描绘了“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蓝图。孟子一生推崇仁政，详细描绘了施仁政的美好愿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古人的这些论述，体现了民本经济观“富民”“养民”的理想蓝图。其中，《礼记》中描绘的“小康”社会成为历代中国人孜孜以求的梦想，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

⑤历史反复证明，只有坚持民本经济观，与民休养生息，才能实现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都是践行民本经济政策的结果。

（叶坦   王昉《对中国古代民本经济观的传承与超越》，《人民日报》2021年11月29日，有删改）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中国文字相传是黄帝的史官叫仓颉的造的。典籍记载，黄帝时代的史官仓颉曾经发明文字。仓颉的传说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广为流传，他被奉为创造汉字的神，尊称为“字祖”。至今在中原地区的濮阳南乐、开封、鲁山、虞城、洛宁、新郑等地，还可以看到仓颉庙、仓颉祠、仓颉造字台、仓颉墓冢等遗存。

关于仓颉其人，我们已不可确知。不过，文字的产生和发展，肯定经过了一个由无序到有序，由少到多，由表意到意音兼备，约定俗成，逐步系统化的过程。文字系统的形成不可能由一个人或一个时代来完成。我们推测，大约在黄帝时期，可能确实存在过史官仓颉这样身份的人。他不一定独自创造了文字，却可能是最初对文字萌芽进行整理和传播的代表性人物。历史上对文字最早进行规范化整理的人还有李斯。他身为秦相，作有秦刻石和《仓颉篇》字书，曾辅助秦始皇统一文字。历史上最早把古汉字作为知识体系进行全面解说的是东汉许慎。

从文字学史的角度看，东汉许慎所撰写的《说文解字》，这是一部划时代的字书。经典和别的字书里的字，他都搜罗在他的书里，所以有九千字。而且小篆之外，兼收籀文、“古文”；“古文”是鲁恭王所得孔子宅“壁中书”及张仓所献《春秋左氏传》的字体，大概是晚周民间的别体字。许氏又分析偏旁，定出部首，将九千字分属五百四十部首。书中每字都有说解，用晚周人作的《尔雅》，扬雄的《方言》，以及经典的注文的体例。这部书意在帮助人通读古书，并非只供通俗之用，和秦代及西汉的字书是大不相同的。它保存了小篆和一些晚周文字，让后人可以溯源沿流；现在我们要认识商、周文字，探寻汉以来字体演变的轨迹，都得凭这部书。而且不但研究字形得靠它，研究字音、字义也得靠它。研究文字的形、音、义的，以前叫“小学”。现在叫文字学。从前学问限于经典、所以说研究学问必须从小学入手；现在学问的范围是广了，但要研究古典、古史、古文化，也还得从文字学入手。《说文解字》既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解释古代汉字的重要字典，也是一部总结自春秋战国以来有关经学、小学的研究成果，进而探究汉字字源，并根据汉字的构形特征从理论上加以阐发的经典性文字学著作。自《说文解字》问世以来、历代都有学者致力于汉字的研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字学。

《说文解字》最大的发明是对“六书”的阐述，即造字和用字的六个条例。一是“象形”，象物形的大概。二是“指事”，用抽象的符号，指示那无形的事类。三是“会意”。会合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为一个字，这一个字的意义是那几个字的意义积成的。四是“形声”。也是两个字合成一个字，但一个字是形，一个字是声；形是意符，声是音标。象形、指事、会意、形声，都是造字的条例。五是“转注”，就是互训。两个字或两个以上的字，意义全部相同或一部相同。可以互相解释的，便是转注字，也可以叫作同义字。如“考”“老”等字。六是“假借”，语言里有许多有音无形的字，借了别的同音的字，当作那个意义用。如代名词，“予”“彼”等。假借本因有音无字，但以后本来有字的也借用别的字。所以我们现在所用的字，本义的少，引伸义的多，一字数义、便是这样来的。

除了传世字书《说文解字》之外，中国文字学的发展还得益于考古发现的出土资料。

据统计，目前海内外刊布的各种殷墟时期的著录刻辞甲骨已达90000余片，历代出土的相当于殷墟时期的青铜器铭文多达6500多件。以这些甲骨文、金文为典型代表的商代文字符号，是我国迄今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古汉字系统。殷商文明是在吸收、借鉴夏代文明的基础上形成的。商代文字当承自夏文化，而且在殷墟时期尤其是从商王武丁以后有迅速发展的迹象。那时候，文字载体的门类已经很多，时人大多是用毛笔书写在简册上，可惜今天已不易见到，其他的主要手段就是刻写在龟甲兽骨、陶器、玉石上以及翻铸在青铜器上。今所见殷墟时期的单字字目已达4100余个，可释字目在1340多个。这些存活着的古汉字多为人、首、口、大、小、山、川、木、虫、鱼之类的基本字，它们是汉字的基础，后世通过它们又不断地孳乳出新字。

秦以后，在文字学发展上更多的表现为书体的演变。秦灭六国，此时天下“言语异声，文字异形”，演变的主因是应用，演变的方向是简易。许慎《说文解字·叙》载，“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合者……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这是历史上一次意义重大的文字改革，也是第一次有法律明文规定的文字规范。始皇用小篆统一了文字，不久便又有了“隶书”。文字学里一般把自甲骨文至小篆的汉字演变称为古文字阶段，而隶书以后的文字称为今文字阶段。“隶变”成为了汉字古今文字的分水岭。

汉初还有草书，从隶书变化，更为简便。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民众急于将汉字进一步简化和书写便捷化的愿望，但由于字体较难辨认而不能广泛使用，隶书方整，去了挑笔，又变为“正书”。晋代也称为“楷书”。正书本也是扁方的，到陈、隋的时候，渐渐变方了。到了唐代，又渐渐变长了。这是为了好看。正书简化，便成“行书”，起于晋代。大概正书不免于拘，草书不免于放，行书介乎两者之间，最为适用。但现在还通用着正书，而辅以行、草。一方面却提倡民间的“简笔字”，将正书、行书再行简化；这也还是求应用便利的缘故。

（选自朱自清《经典常谈·<说文解字>第一》，有删改）

材料二：

汉字由于是一种意符音符文字，具有结构复杂、异体众多和容易发生讹变等特点，在生活中实践和文化传播过程中，对于汉字发展规律总结有三：

一、汉字形体存在简化趋势。作为一种表意文字，在数千年的使用过程中，汉字经历了一个由繁到简的自然演变过程，简化的途径大致有以下几种：变图形为符号，删减多余和重复的偏旁，用笔画简单的字体代替笔画复杂的字体，截取原字的一部分代替本字等等。在历史上，汉字的简化主要是民间自发进行的。解放后，人民政府非常重视文字改革工作，一方面积极为汉字拼音化做准备，一方面对现行汉字进行了以简化字形、精简字体为主的大规模的整理工作。

二、汉字形体趋向规范化。早期的汉字形体没有一定之规，偏旁位置不固定，或左或右、或上或下，同字异体现象也相当严重。汉字在简化的同时也不断地进行着规范化。汉字规范化主要由政府完成，当然，个体也可能影响汉字的规范化，例如撰写《说文解字》的许慎。

三、汉字形体存在形声化趋势。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甲骨文中主要是象形字和会意字，形声字所占的比例仅为20%，到了许慎《说文解字》，形声字已占80%，今天汉字中的形声字所占比例更高达90%以上。可以看出汉字的发展存在一个形声化的过程。

可见，汉字是一种与时俱进、能适应现代化要求的、不断自我调整的文字。

（摘编自徐光春《汉字文化》，有删改）

6 . 阅读下面的材料，完成各题。

材料一

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抗日战争以来，我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研究抗日战争的具体实践，研究今天的中国和世界，是进一步了，研究中国历史也有某些开始。所有这些，都是很好的现象。

但是我们还是有缺点的，而且还有很大的缺点。据我看来，如果不纠正这类缺点就无法使我们在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的伟大事业中更进一步。

首先来说研究现状。像我党这样一个大政党，对于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任何一方面，我们所收集的材料还是零碎的，我们的研究工作还是没有系统的。二十年来，我们并没有对于上述各方面作过系统的周密的收集材料加以研究的工作，缺乏调查研究客观实际状况的浓厚空气。“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这种极坏的作风，这种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精神的作风，还在我党许多同志中继续存在着。

其次来说研究历史。虽则有少数党员和少数党的同情者曾经进行了这一工作，但是不曾有组织地进行过。不论是近百年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认真地研究现状的空气是不浓厚的，认真地研究历史的空气也是不浓厚的。

其次说到学习国际的革命经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许多同志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所以虽然读了，但是消化不了。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种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别是对于中级以上的干部，害处更大。

上面我说了三方面的情形；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这些都是极坏的作风。这种作风传播出去，害了我们的许多同志。

（取材于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

材料二

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从事各项斗争，有了丰富的经验，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一个认识过程。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

这时候的精神、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还是没有证明的，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然后又有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这就是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是否能得到预期的成功。一般的说来，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

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而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

（取材于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材料三

怎样区别真理与谬误呢？1845年，马克思就提出了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这就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

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毛主席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这里说：“只能”“才是”，就是说，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这是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所说的真理是客观真理，是人的思想对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因此，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就不能到主观领域内去寻找，不能到理论领域内去寻找，思想、理论、自身不能成为检验自身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标准，正如在法律上原告是否属实，不能依他自己的起诉为标准一样。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必须具有把人的思想和客观世界联系起来的特性，否则就无法检验。人的社会实践是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实践具有把思想和客观实际联系起来的特性。因此，正是实践，也只有实践，才能够完成检验真理的任务。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承认为真理，正是千百万群众长期实践证实的结果。毛主席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原是工人运动中的一个派别，开始并不出名，反动派围攻它，资产阶级学者反对它，但是，长期的革命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终于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在一个时期内，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没有占主导地位。长期的革命斗争，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正确的，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是错误的。标准是什么呢？只有一个：就是千百万人民的社会实践。

（取材于《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在家庭、家教、家风三者之间，家庭居于基础地位，家教和家风都要在家庭之中涵养。在家庭建设方面，中国古代具有注重婚姻、注重夫妇，注重教子的优良传统。而在婚姻之中，古人尤以夫妇为重。夫妻关系是家庭关系的核心，只有夫妻和顺，才有家庭幸福和社会安康。子嗣是家庭的希望，代表着家庭的未来。古人还尤其重视教子，《格言联璧·齐家类》云，“至乐无如读书，至要莫如教子”，把教子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今天我们也非常重视教子，重视家庭教育。家庭教育的重心是德行教育和规矩教育，是人之为人的教育，是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的教育。

在家庭之中，家教与家风又是什么关系呢？简而言之，家教是一个家庭的教化，它可以体现为家训，族规，也可以体现为父母的言传身教。家风则是一个家庭有别于其他家庭的风尚气质，是一个家庭中，所有成员共有的精气神。中国古代的家教、家风建设，具有几个突出的特点。

第一，父训母教，言传身教。在古代，父亲读书有文化，作用更多体现在规矩的制订上；而母亲一生围着家庭转，她的作用则更多地体现在规矩的实践与维护上。父训母教的配合，其实也就是言传身教的配合，它让家教不仅具有高度，更具有温度。今天，中国的家庭模式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父亲有文化，母亲也有文化；父亲有工作，母亲也有工作。正因为如此，相互协作、言传身教才显得格外重要。现在很多人都在批判丧偶式育儿，为什么这种育儿方式如此招人反感呢？就是因为父母之间的协作和配合不够。

第二，德育优先，底线思维。德行不是一句空谈，而是体现在家庭生活、邻里关系的方方面面。《朱子家训》云：“与肩挑贸易，毋占便宜；见贫苦亲邻，须加温恤。”这其实表现的就是古代仁爱的美德。另外，中国所有的家训、家教都不是顶点设计，而是底线教育。不求贵而求不贱，不求富而求不饥，不求立而求不倾，不求达而求不败，这样的底线思维，是中国古代家教最重要的智慧之一。近几年我们看到很多官员落马，他们忏悔的时候，往往会谈到丧失理想信念，突破人生底线，这才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过。这就从反面彰显了德育优先和底线思维的重要性。

第三，化家为国，家国一体。古代讲家国同构，家庭道德可以外化为社会道德、政治道德，家庭秩序也可以外化为社会秩序、政治秩序。正因为如此，“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才会成为古人为政的基本认识。中国古代的家训、家教虽然立足丁家庭，但绝不局限于家庭，而是有着鲜明的国家意识。《朱子家训》云：“读书志在圣贤，非徒科第；为官心存君国，岂计身家？”古代讲究学而优则仕，但是做官不是为了谋私利，而是要心存君国，志在圣贤。这是中国古代家教的特点，它不仅考虑着家庭，也考虑着国家，这让中国的家教、家风能够横跨公私两个领域，同时与家道、国运密切相关。古往今来，无数人舍小家，为大家，涌现出了许多感人的事迹。

（摘编自光明网）

材料二：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健全学校家庭社会育人机制”“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一个“健全”，一个“加强”，再次彰显了家校社协同育人和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体现了家庭教育这件“家事”不是一件小事，不仅是家庭的私事，而且是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事、要事和全局事。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加强家庭教育的重要论述，必须正视当下我国家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和误区。如部分家长缺乏对教育规律的认识，把孩子看成“私人财产”，使孩子的身心不能全面健康发展；家校社之间缺少有效沟通与交流，家庭教育被卷入学校化和知识化的误区；社会关心和支持家庭教育的力度不足，“教”上不同频，“育”上难共振；等等。

站在国事的高度办好“家事”，家长应担起家庭建设的主体责任，树立家庭是孩子第一个课堂、家长是孩子第一任教师的责任意识，家长要正身，正言，正行；家长要站在少年儿童的立场，帮助孩子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家长还要树立和落实“陪伴是最好的教育”的家庭教育理念，多花点时间与孩子开展有意义、高质量的亲子互动，给孩子讲好“人生第一课”。

站在国事的高度办好“家事”，需要高度重视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事关为党育人和为国育才，事关培养党和国家新时代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历史重任。“正家而天下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可见重视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深入论述了家庭、家教和家风及其相互关系，不仅彰显了他的远见卓识和真知灼见，而且凸显了他的良苦用心和深情期盼。

站在国事的高度办好“家事”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有机统一、协同育人，共同画好培养健康下一代的“同心圆”。家长应让家庭成为立德树人的重要场域，让家庭教育回归和创造美好；学校要贯彻“家长是学校的同路人”的办学策略，实施开放办学，让家长成为家校共建的积极因素和有效资源；全社会应该关心并支持家庭教育，增加优质教育资源供给和加大家庭教育指导资源的开发力度；家校社要构建起全员沟通、全程协同、全方位互补的“大育人”格局。

（摘编自叶青《站在国事的高度办好家庭教育》）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宋祁《玉楼春》有句名句：“红杏枝头春意闹。”李渔《笠翁余集》卷八《窥词管见》第七则别抒已见，加以嘲笑：“此语殊难著解。争斗有声之谓‘闹’；桃李“争春’则有之，红杏‘闹春’，余实未之见也。‘闹’字可用，则‘吵’字、‘斗’字、‘打’字皆可用矣！”苏轼少作《夜行观星》有一句“小星闹若沸”，纪昀《评点苏诗》卷二在句旁抹一道墨杠子，加批：“似流星。”这表示他不懂苏轼那句，以为它像司空图所写:“亦犹小星将坠，则芒焰骤作，且有声曳其后。”宋人诗文里常把“闹”字用来形容无“声”的景色，不必少见多怪。宋祁的词句和苏轼的诗句都是“通感”或“感觉挪移”的例子。

在日常经验里，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往往可以彼此打通或交通，眼、耳、舌、鼻、身各个官能的领域可以不分界限。颜色似乎会有温度，声音似乎会有形象，冷暖似乎会有重量，气味似乎会有锋芒。诸如此类在普通语言里经常出现。譬如我们说“光亮”也说“响亮”，把形容光辉的“亮”字转移到声响上去，正像拉丁语以及现代西语常说的“黑暗的嗓音”“皎白的嗓音”，就仿佛视觉和听觉在这一点上有“通财之谊”。培根的想象力比较丰富，他说：音乐的声调摇曳和光芒在水面荡漾完全相同，“那不仅是比方，而且是大自然在不同事物上所印下的相同的脚迹”。这算得哲学家对通感的巧妙解释。

(摘编自钱锺书《通感》）

材料二

阅读《荷塘月色》，我们感受到诗情画意。朱自清先生以诗人的心去感受荷塘月色，不但游目骋怀地观察，而且严辨淄渑地品味，从而细致地描绘了令人“惊异”的“无边的荷香月色”。

作者所写的月色是荷塘里的月色，所写的荷塘是月光下的荷塘，层次里复有层次，使整个画面有立体感、渗透感；其中动静、虚实、浓淡、疏密，是画意的设置，也是诗情的安排。这样的描写，离不开作者娴熟而有个性的艺术技巧。有鲜明的比喻，有明显的对比，有强烈的衬托，有生动的拟人。但更令人赞赏的是，由于作者对描写对象有极其深刻的体会，因此突破一般经验而产生一种奇特而新颖的手法，即古典诗歌中常有的“通感”，这种出神入化的艺术处理手段，在现代散文创作中是不多见的。

描写的细，来自作家对客观物象观察的细，体味的细。仅以对蝉声这一细节的描写就足以说明问题。由于有些读者提出异议，以为月夜不应有蝉鸣，因此他请教了好些人，最后还是亲自体察，“又有两回亲听到月夜的蝉声”，才打消了本想修改的念头，因此他深深地体会到“观察之难”，以为不能“由常有的经验作概括的推论”(《关于“月下蝉声”》）。整篇《荷塘月色》均体现了作者这种缜密审察的创作精神，他不但对荷塘作整体的揣摩，而且作局部的审视，时而以荷塘为主景，月色为背景，时而以月色为主景，荷塘为背景，时而摹写花叶，时而描绘岸柳，时而淡勾云彩，时而轻描树影，层层铺陈，步步开拓，细腻地展现了荷塘月色令人“惊异”之美。朱自清还认为“花和光固然有诗，花和光以外还有诗”“山水田园固然有诗……仅一些颜色，一些声音，一些味觉，一些触觉，也都可以有诗”(《诗与感觉》）。艺术家的任务就是要以敏锐的感觉去发现这些“诗”。从《荷塘月色》里不难发现，作者正是这样努力去发掘蕴含在大自然里的这些“诗”，运用各种艺术手法极力摹写了月夜荷塘的声、光、色、味，从而创造了使人沉醉的意境。

除了描写技巧有独到之处外，语言也有突出的特色。朱自清语言的最大特点是自然新颖，如他自己所主张的，“新而不失自然”。他常常成功地以“不欧化的口语”来绘神状态、表情达意。优美的艺术境界是要通过高质量的语言来实现的，所以凡杰出作家无不重视语言的锻炼。《荷塘月色》的语言艺术确是达到了如作者所追求的“顺口”“顺耳”“顺眼”的境地(《诵读教学与“文学的国语”》)。

《荷塘月色》之无限动人，还在作者融情入景，即景抒情，那轻纱般掩映下的荷塘景色，反映的恰是作者当时微妙的心思。作者缘情写景，以景衬情，不仅使作品具有绘画美，而且富有情趣美。

(摘编自刘泰隆《荷香月色诗情画意——读<荷塘月色>》)

材料三

1927年7月，在清华大学任教的朱自清想回扬州，他的两个孩子在扬州他的父亲那里。但他与父亲的关系由于种种原因闹得很僵，他怕回去之后难以和父亲和解，犹豫不决。这样的心情表露在《荷塘月色》中，就是开头的一句话：“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而这证明朱自清在漫步荷塘时感到的自由，在性质上是一种伦理的“自由”，是摆脱了作为丈夫、父亲、儿子潜意识里的伦理负担，向往自由的流露，和政治性的自由是没有直接关系的。这样的解释，如果不是更加贴近朱先生的本意，至少也是比较深刻地揭示了心理和艺术的奥秘。朱自清自己曾说：“只有参加革命或者反革命，才能解决自己的惶惶然”“只是在行为上主张一种生活的中和主义”“妻子儿女一大家，都指着我生活”“还是别提超然为好”“最终的选择还是‘暂时逃避’”“这几天似乎有些异样，像一个猎人在无尽的森林里……是一团乱麻。也可以说是一团火。似乎挣扎着，要明白些什么，但似乎什么也没有明白”。这些表明朱自清因为考虑到老婆孩子的责任问题，而不能绝对地作政治的抉择。

(摘编自孙绍振《超出平常的自己和伦理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