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基于两种移位的合力:第一,西洋小说输入,中国小说受其影响而产生变化;第二,中国文学结构中小说由边缘向中心移动,在移动过程中吸取整个中国文学的养分因而发生变化。后一个移位是前一个移位引起的,但这并不减弱其重要性。没有这后一个移位,20世纪中国小说不可能在短短几十年时间内获得自己独立的品格,并取得突出成就。
在论述西方小说的启迪时,我有意把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简化为西洋小说对中国小说的影响过程,在“挑战——应战”的模式中理解中国小说形式的嬗变,以便详细勾勒晚清作家和“五四”作家共同完成的转变的运动轨迹。而在论述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时,我着重强调这两代作家主要不是接受中国古代小说,而是接受以诗文为正宗的整个传统文学的影响;在引笑话、轶闻、答问、游记、日记、书信等形式入小说以及借鉴“史传”传统与“诗骚”传统的过程中,有意无意中部分转变了中国小说的叙事模式。我把西方小说的启迪与传统文学的转化作为论述重点,但并不否认文化背景的变迁为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提供了必要的历史条件。把纯形式的小说叙事学研究与注重文化背景的小说社会学研究结合起来,沟通文学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而又不流于生拉硬扯牵强附会,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但并非易事。
从表面看,晚清作家与“五四”作家的区别,表现在“五四”作家比晚清作家更多借鉴西洋小说技巧。如此说来,中国小说叙事模式演变的过程也就成了中国作家逐步掌握西洋小说技巧的过程。这未免把复杂的文学运动简单化了。晚清作家的根本缺陷是受社会思潮影响而无力突破“中体西用”的格局,幻想接受新技巧而保留旧道德。从林纾、吴趼人一直到辛亥革命后的鸳蝴作家,都以为可以借用西方小说的叙事技巧而撇开其思想内容。殊不知抛开对个人内心生活的关注而学第一人称叙事,抛开现代人思维的跳跃与作家主体意识的强化而学叙述时间的变形,一切都成了变换“布局”之类的小把戏。与晚清作家比,“五四”作家转变思维方式,周作人谈“直译”、说“模仿”,鲁迅、沈雁冰学思想同时学技法。“五四”作家借助“拿来主义”冲破“中体西用”的限制,把西方小说的“内容”和“形式”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接受。新技巧只有在适合表现新人的新意识时,才可能真正被感知和利用。当然,晚清作家与“五四”作家相比,距离不在具体的表现技巧,而在支配这些技巧的价值观念。作家对世界与自我认识有突破与革新,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才可能真正实现。“五四”作家突出小说中的非情节因素,借用容易产生强烈感情色彩的第一人称叙事,以及根据人物内心感受重新剪辑情节时间,这一切当然都是为了突出作家的主观感受和艺术个性。而所有这些,跟“五四”时代个性主义思潮之强调尊重个性、尊重自我无疑是一脉相承的。
单从社会思潮角度,当然也可以部分解释这两代作家的艺术革新的成败利弊,但很难真正体现“小说革新”的特点。因而我选择小说的书面化倾向作为影响于小说叙事模式转变的文化因素来重点论述。中国小说主潮实际是由宋元话本发展起来的章回小说。白话利于叙事、描写乃至抒情,可章回小说脱不掉说书人外衣,作家就只能拟想自己是在对着听众讲故事。即使只是拟想的,那么作家就只好讲故事,而且只能以说书人口吻连贯讲述以情节为中心的故事。自觉把写作对象定为“读者”而不是“听众”,这是晚清才开始的。
报纸、杂志的出版,使小说可以“朝脱稿而夕印行”,甚至下章还没动笔,上章已印成铅字与读者见面。书籍的大量印行,使作家不再谋求藏之名山传之后世,而是直接迅速地跟读者对话。由拟想中讲故事到明确地写小说,这一转变使作家得以认真考虑“写——读”这一传播方式可以容纳的各种技巧。说书人口吻不再是必不可少的了:连贯叙述也不再是别无选择的选择了;同样,小说也不一定非以情节为结构中心不可了。中国小说这一传播方式的转变——从口头化到书面化,无疑为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提供了必要的文化背景。
(摘编自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导言》)
1.下列对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作者勾勒两代作家共同完成中国小说叙事模式转变的运动轨迹,以简化西洋小说对中国小说的影响过程。 |
B.小说由中国文学结构的边缘向中心移动,这一移位促使中国小说在短时间内获得独立品格,并取得突出成就。 |
C.关注个人内心生活、现代人思维、作家主体意识与小说叙事技巧的紧密关联,是学习西方小说叙事模式的前提。 |
D.晚清作家和“五四”作家在小说艺术革新中受到社会思潮的影响,这展现出文学运动既有简单化也具有复杂性的特点。 |
A.小说的表现技巧不能脱离思想内容而孤立存在,对此晚清作家有清醒而准确的认知。 |
B.作者阐述了西方小说的启迪和传统文学的转化,二者都推动了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 |
C.晚清报纸、杂志的出版,使小说可以快速和读者见面,还有书籍的大量印行,这些都深刻影响了小说叙事模式的演变。 |
D.写作对象定位发生转变,中国小说呈现出书面化倾向,突破了传统叙事模式的限制。 |
A.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多次使用笑话、轶闻来叙述主人公九死一生的遭遇。 |
B.刘鹗《老残游记》引游记入小说,以旅行者游历踪迹贯穿情节发展始终,进行叙事。 |
C.鲁迅《狂人日记》以日记体形式展示狂人错乱的心理状态,揭露礼教“吃人”本质。 |
D.鲁迅《祝福》根据叙述者“我”的感受重新剪辑情节时间,叙写祥林嫂的悲剧故事。 |
5.作者从哪些方面展开对中国小说叙事模式转变的研究?请结合文章内容进行分析。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九歌》)自从屈原吟唱出这动人的诗句,它的鲜明的形象,影响了此后历代的诗人们,许多为人传诵的诗篇正是从这里得到了启发。如谢庄《月赋》说:“洞庭始波,木叶微脱。”陆厥的《临江王节士歌》又说:“木叶下,江波连,秋月照浦云歌山。”在这里我们看见“木叶”是那么突出地成为诗人们笔下钟爱的形象。
“木叶”是什么呢?按照字面的解释,“木”就是“树”,“木叶”也就是“树叶”,这似乎是不需要多加说明的,可是问题却在于我们在古代的诗歌中为什么很少看见用“树叶”呢?
首先我们似乎应该研究一下,古代的诗人们都在什么场合才用“木”字呢?也就是说都在什么场合“木”字才恰好能构成精妙的诗歌语言?自屈原开始把它准确地用在一个秋风叶落的季节之中,此后的诗人们都以此在秋天的情景中取得鲜明的形象,“木”仿佛本身含有一个落叶的因素,这正是它的第一个艺术特征。
要说明“木”它何以会有这个特征,就不能不触及诗歌语言中暗示性的问题,这暗示性仿佛是概念的影子,常常躲在概念的背后,我们不留心就不会察觉它的存在。敏感而有修养的诗人们正在于能认识语言形象中一切潜在的力量,把这些潜在的力量与概念中的意义交织组合起来,于是成为丰富多彩一言难尽的言说。“木”作为“树”的概念的同时,却正是具有着一般“木头”“木料”“木板”等的影子,这潜在的形象常常影响着我们会更多地想起了树干,而很少会想到了叶子,因为叶子原不是属于木质的,“叶”因此常被排斥到“木”的疏朗的形象以外去,这排斥也就是为什么会暗示着落叶的缘故。而“树”呢,它是具有繁茂的枝叶的,它与“叶”都带有密密层层浓阴的联想。所谓“午阴嘉树清圆”(周邦彦《满庭芳》),这里如果改用“木”字就缺少“午阴”更为真实的形象。然则“树”与“叶”的形象之间不但不相排斥,而且是十分一致的;也正因为它们之间太多的一致,“树叶”也就不会比一个单独的“叶”字多带来一些什么,在习于用单词的古典诗歌中,因此也就从来很少见“树叶”这个词汇了。至于“木叶”呢,则全然不同。这里又还需要说到“木”在形象上的第二个艺术特征。
“木”不但让我们容易想起了树干,而且还会带来了“木”所暗示的颜色性。树的颜色,即就树干而论,一般乃是褐绿色,这与叶也还是比较相近的;至于“木”呢,那就说不定,它可能是透着黄色,而且在触觉上它可能是干燥的而不是湿润的;我们所习见的门栓、棍子、桅杆等,就都是这个样子;这里带着“木”字的更为普遍的性格。尽管在这里“木”是作为“树”这样一个特殊概念而出现的,而“木”的更为普遍的潜在的暗示,却依然左右着这个形象,于是“木叶”就自然而然有了落叶的微黄与干燥之感,它带来了整个疏朗的清秋的气息。“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这落下绝不是碧绿柔软的叶子,而是寒窣飘零透些微黄的叶子,我们仿佛听见了离人的叹息,想起了游子的漂泊。它不同于“静夜四无邻,荒居旧业贫;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司空曙《喜外弟卢纶见宿》)中的黄叶,因为那黄叶还是静静地长满在一树上,在那蒙蒙的雨中,它虽然是具有“木叶”微黄的颜色,却没有“木叶”的干燥之感,因此也就缺少那飘零之意。“木叶”所以是属于风的而不是属于雨的,属于爽朗的晴空而不属于沉沉的阴天:这是一个典型的清秋的性格。
“木叶”之与“树叶”,不过是一字之差,“木”与“树”在概念上原是相去无几的,然而到了艺术形象的领域,这里的差别就几乎是一字千里。
(摘编自林庚《说“木叶”》)
材料二:
是不是像林先生所说:“木”本身就含有一个落叶的因素,“带来了整个疏朗的清秋的气息”呢?大量的古诗证明“木”与秋天似乎并无必然联系。陶渊明的《归去来兮锌》中描述的“木欣欣以向荣”,就是指春夏季枝叶繁茂的树。李白的《梁园吟》写道:“荒城虚照碧山月,古木尽入苍梧云。”其中的“木”就是写夏季高大茂盛的树。还有杜甫有名的诗句“城春草木深”《春望》)及韦应物的“春深草木稠”(《游灵岩寺》,写的都是春天长势挺拔、生机盎然的树,但都未用“树”而用“木”。
另一方面,是不是像林先生所说:“树”就是“具有繁茂的枝叶的”,与“叶”都带有密密层层浓阴的联想呢?其实也不然。“树”也常常被古诗人用来描写枝干枯秃、少叶或无叶的疏朗的形象的,比如杜甫写深秋景色的诗句“黄牛峡静滩声转,白马江寒树影稀”(《送韩十四江东觑省》),马戴的诗句“落叶他乡树,寒灯独夜人”(《灞上秋居》),用的却是“树”。李白的有些诗也是如此,如“上有无花之古树,下有伤心之春草”(《灞陵行送别》),“霜落荆门江树空,布帆无恙挂秋风”(《秋下荆门》),“乌鸢啄人肠,衔飞上挂枯树枝”(《战城南》):而马致远的“枯藤老树昏鸦”(《秋思》)则更是众所周知的了。
至于古人为何喜欢用“木叶”或“落木”而不“树叶”呢?笔者认为可以这样解释:“木”“落”“叶”在古代汉语中都是入声字,入声是一个短促的调子,“木叶”或“落木”读起来朗朗上口,有种掷地有声的铿锵的韵律美。还有可能是因为“木”字在书面语中用得较多。“树”字在口语中用得较多,“木叶”比“树叶”庄重些。更为重要的是,“木叶”最初出现于屈原作品中,“诗骚”向来被奉为经典,加上“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这一句,优美动人,意境浑然,被誉为“千古言秋之祖”(胡应麟语),“木叶”也便成为一个意味深厚的意象原型了。后人写诗文用“木叶”,不仅显得古雅,而且增添了诗歌的文化内涵。
(摘编自李睿《也说“木叶”》)
1.下列关于材料一的内容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落叶”作为“木”的第一个艺术特征,最早是屈原发现并运用到诗歌创作中的。 |
B.“树”与“叶”的形象一致,古诗又喜用单词,所以经常会用“树”或“叶”来代替“树叶”。 |
C.一般人无法轻易地察觉语言形象中一切潜在力量,是因为缺乏诗人的敏感和修养。 |
D.“木”有“树”和“木头”双重形象,因而影响着我们更多地想起了树干,而很少会想到叶子。 |
A.材料一通过“洞庭波兮木叶下”与“雨中黄叶树”的对比,凸显了“木叶”具有“微黄”“干燥”的特点。 |
B.材料二通过大量的诗句有力地反驳了材料一的观点,表明材料一的论证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和主观性。 |
C.材料一以“木”暗示着“落叶”和“颜色”为例,目的是阐明古典诗歌语言具有暗示性的文艺现象。 |
D.两则材料都具有明确的问题意识,这不仅增强了论述的针对性,还能够引发读者的阅读兴趣。 |
A.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王维《积雨辋川庄作》) |
B.九月寒砧催木叶,十年征戍忆辽阳。(沈佺期《古意》) |
C.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 |
D.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王维《过香积寺》) |
材料一: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们不妨先集中注意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
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虽则似乎带着几分藐视的意味,但这个土字却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城里人可以用土气来藐视乡下人,但是乡下,“土”是他们的命根。农业和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粘着在土地上的,这是乡土社会的特性之一。我们很可以相信,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大旱大水,连年兵乱,可以使一部分农民抛井离乡;即使像抗战这样大事件所引起基层人口的流动,我相信还是微乎其微的。
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乡下最小的社区可以只有一户人家,但大多的农民是聚村而居,这一点对于我们乡土社会的性质很有影响。美国的乡下大多是一户人家自成一个单位,很少屋沿相接的邻舍。这是他们早年拓殖时代,人少地多的结果,同时也保持了他们个别负责,独来独往的精神。我们中国很少类似的情形,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我所说的孤立、隔膜是以村与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社区间的往来疏少,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的小磨擦里陶炼出来的结果。这过程是《论语》第一句里的“习”字,“学”是和陌生事物的最初接触,“习”是陶炼,“不亦悦乎”是描写熟悉之后的亲密感觉。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不是法律,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这信任其实最可靠也没有了,因为这是规矩。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时的可靠性。
在我们社会的激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
(摘编自费孝通著《乡土中国》之《乡土本色》)
材料二:
中国是一个具有浓烈“乡土”味的国家。每一个个体,不需要纵向上溯得太远,也不需要横向扩展得太开,你就能够发现自己与乡村之间的息息关联。“乡村”,作为中国现代化的蓄水池和稳定器,构成了整个社会的底色,也成为了绝大多数人安放心灵的精神家园。进入21世纪前后,中国乡村社会出现了巨变,可谓“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概括来看,这种巨变表现在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治理之变。2006年取消了延续千年的农业税,而且还大规模地向农村进行财政转移支付,目前国家财政每年向农村的转移支付规模超过万亿。取消农业税和国家向农村大规模输入资源,极大地改善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之前基于税费收取所形成的乡村治理体制不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第二个层面是村庄基础结构之变。进入新世纪前后,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之前相对封闭且稳定的村庄边界大开,村庄社会结构迅速改变。村庄社会结构的改变起于一百多年前的现代化,器物层面的现代化推动了经济、制度和观念等现代性巨变。在现代性的冲击下,传统乡村社会中的诸多基础性结构,如宗族等地缘与血缘共同体及村庄内生秩序机制和地方性规范随之解体。
第三个层面是价值之变。传统中国农民有着强烈的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观念,“生儿子、娶媳妇、抱孙子”成为农民人生“三步曲”。到了20世纪末,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农民的生育观念都已改变,传宗接代的观念大为淡化。一旦“传宗接代”这个千年以来一直支撑农民人生意义的价值失落,农民安身立命的基础就会出现变化。
发生在世纪之交的以上三层巨变都可以看作是现代化建设的后果。现代化不只是工业化,而且是现代的组织方式与思维观念对传统的替代。乡村社会基本秩序由之前的内生为主变成国家基层政权建设的组成部分,外生秩序逐渐代替了内生秩序。
(摘编自贺雪峰《我们所看到的乡土中国》)
材料三:
乡村振兴是一个系统、复杂的过程,要更好地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就需要在农村、农业、农民上多下“绣花功夫”,依靠“新”助推乡村振兴。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乡村振兴就是要以农村经济为基础,努力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城市和农村在吸引人的力度上,显然城市更具有吸引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城市环境好,要更好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需要让农村也美起来,这就需要完善乡村的“包装”,去美化乡村,打造“新农村”,才能够让乡村更具有魅力,更具有吸引力。
要推动乡村的发展,就需要牢牢抓住“农业”这个关键,而要让农业成为有吸引力的产业,就需要让农业的发展与市场接轨,才能够更好地实现农业的转型。发展新农业,通过不断做优做强做精特色优势产业,加大土地流转的力度,增强农业发展的科技化、机械化和智能化,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才能够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
种养殖大户、家庭农场主、农业企业骨干和由城里打工返乡创业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让农民看到只有不断的自我革新,不断地自我进步,才能够掌握时代的主动权,成为乡村振兴发展的“主角”,这就需要加强对农民的培育,通过政府主导、立足产业、多方参与、注重实效的原则,打造一支新型的职业农民队伍,为乡村振兴提供强劲的人才支撑。
乡村振兴的号角已经吹响,蓝图已经绘就,要更好地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就需要依靠“新”的思维,新的改变,去推动农民农业农村的发展,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摘编自中新网2019年12月2日陈红《乡村振兴要靠“新”》)
1.下列对材料一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所谓乡下人的“土气”,是因为城里人认为乡下人种地谋生离不开泥土,泥土是乡下人的命根。 |
B.以农业为生的人世代定居在乡村,气候与战乱会使得基层人口流动,这也是乡土社会的常态。 |
C.乡土社会中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熟悉”的,因而乡土社会成了一个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 |
D.在“熟悉”的社会中,人与人互相信任,信任成为规矩,规矩在乡土社会具有较高的可靠性。 |
A.中国的现代化绕不过去农村,因为农村几乎跟每一个人都有关联,农村也会为现代化提供滋养。 |
B.随着现代化建设,乡村的社会秩序已经纳入国家的基层政权建设,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也得到改善。 |
C.乡村环境美化起来,乡村就会更具魅力,就能吸引人们从城市向乡村流动,形成新型职业农民队伍。 |
D.只有抓住农业这个关键点,才能推动乡村发展,农业转型需要政府引领,科技投入和人才支撑。 |
A.乡土社会中人们可以“眉目传情”“指石为证”,甚至连语言都可以说是不得已采取的工具,只有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文字才能下乡。 |
B.乡土社会是以己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网络,道德体系的出发点是“克己”“修身”,所有的价值标准都不能超越差序的人伦而存在。 |
C.乡土社会中相互对待的态度是根据长幼之序,这是教化权力所发生的效力,凡是文化性的、非政治性的强制都包含了这种权力。 |
D.乡土社会中血缘是稳定的力量,血缘和地缘是合一的,地缘不过是血缘的空间投影,陌生人在一个村子居住一段时间,就可以在当地血缘网中生根。 |
5.材料一结尾说: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这种观点在材料二和材料三中有哪些体现?请简要分析。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材料一:
家庭在西洋是一种界限分明的团体。在英美,家庭包括他和他的妻以及未成年的孩子。而在我们中国“家里的”可以指自己的太太一个人,“家门”可以指叔伯侄子一大批,“自家人”可以包罗任何要拉入自己的圈子,表示亲热的人物。
这表示了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洋的不同,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愈推愈远,愈推愈薄,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
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从生育和婚姻所结成的网络,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这个网络像个蜘蛛的网,有一个中心,就是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么一个以亲属关系布出去的网,但是没有一个网所罩住的人是相同的。以亲属关系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的每一个网络有个“己”作为中心,各个网络的中心都不同。
在乡土社会里,地缘关系也是如此。每一家以自己的地位做中心,周围划出一个圈子,这个圈子是“街坊”。可是这不是一个固定的团体,而是一个范围。范围的大小也要依着中心的势力厚薄而定。有势力的人家的街坊可以遍及全村,穷苦人家的街坊只是比邻的两三家。这和我们的亲属圈子是一样的。像贾家在鼎盛时期,大观园里可以住着姑表林黛玉,姨表薛宝钗,后来就更多了,什么宝琴、岫云,凡是拉得上亲戚的,都包容得下。可是势力一变,树倒猢狲散,缩成一小团。到极端时,可以像苏秦潦倒归来,“妻不以为夫,嫂不以为叔”。中国传统结构中的差序格局具有这种伸缩能力。中国人也特别对世态炎凉有感触。
在这种富于伸缩性的网络里,随时随地是有一个“己”作中心的。这并不是个人主义,而是自我主义。在个人主义下,一方面是平等观念,指在同一团体中各分子的地位相等,个人不能侵犯大家的权利;一方面是宪法观念,指团体不能抹煞个人,只能在个人们所愿意交出的一分权利上控制个人。在我们中国传统思想里是没有这一套的,因为我们所有的是自我主义,一切价值是以“己”作为中心的主义。
(选自费孝通《乡土中国·差序格局》,有删改)
材料二:
中国古代乡村社会普遍存在的祠堂,是古代中国人慎终追远的重要场所,彰显着“敬宗收族、亲亲有爱”的礼之精神。祠堂以血缘之基,融道德、信仰、礼三者于一体,规范礼制,聚族祭祀先人,团结族人,表达共同的精神寄托。祠堂的功能之一是祭祀宗族祖先或先贤。祠堂祭祀有多种,有季祭、节祭等。不管豪门或寒族,对祭祀都十分重视,仪式庄严,礼节隆重。祭祀先人是为了教育后人,立约族规是为了惩治违规犯律行为,借祖宗之威,禀祖宗之训。在祭祀中,族长要宣读族规和家训以及族谱,族长在此代祖宗立言,宣讲传统伦理,告诫和惩罚犯错子孙。凡做了错事的族人须站在特定的位置祭拜,寓意“低人一等”,以这样的方式来惩戒不良行为。祭毕,后辈向前辈行礼,族人之间相互行礼,这样,祠堂祭祀就成了一种精神联系的纽带。在这样的潜移默化中,家族成员从儿童期就受孝悌之礼等熏陶。祭祀活动既加强了血缘关系,又强化了家族内部的向心力,从而对族中成员的行为起到榜样或约束作用。祠堂的动文化(祭祀)体现着祠堂的功能,祠堂的静文化(建筑装饰)也暗示或渗透着祠堂的功能。装饰文化作为祠堂文化的载体,涵盖了浓厚的道德观念、地域民俗,无论是家居陈设还是建筑中的雕饰彩绘,又或是牌楼照壁都成为传统文化的载体。洛阳新安县吕氏祠堂,照壁上刻画的“龙蛇龟田”象征吕氏族人要勤勤恳恳才能福临;各种各样的墀头“耕读”字样引导后人要辛勤耕作以立身立命,刻苦读书以立德立行。
祠堂作为礼制性建筑,并非是文化虚构,而是从对亲生父母之爱与敬延伸到对祖父、曾祖、太祖甚至整个宗族真实无妄的伦常尊亲的追溯以及对天地诸神的祭拜,关系着对人伦关系、社会结构、政治组织的理解。
(摘编自李玲《祠堂之礼:有秩序的爱》)
材料三: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电脑、网络早已“飞入寻常百姓家”。时代的变迁使得差序格局在现代社会呈现出新的特点。
网络的发展使得 face to face 的人际交往模式中增加了 cmc 的交往模式(基于计算机为媒介的人际交往)。在 cmc 交往模式中,人们可以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和地位进行无所顾忌的交流,真正做到畅所欲言。这种开放的交流方式正不断地淡化着传统差序格局中的等级意识。
网络社会的虚拟性使得人们可以无所顾忌地宣泄自己的情绪、表达对上级的不满、批判政策的不公。于是,网络的舆论压力使得政府不得不考虑民众的意见反馈,从而制定出民主科学的决策制度。网络成为了人们宣泄的一种渠道,也提升了人们的权利意识和批判意识,从而使法制观念得到强化。
网络社会下的具有超时空特点的人际关系扩大了人们的交际范围,使得“弱关系”得到发展。虽然差序格局具有扩张性的特点即差序圈层的向外扩散,但人们的交往范围始终不能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且交往的对象往往与自己有血缘或地缘的关系。血缘、地缘这些先赋性的关系称为“强关系”。与此相对的是“弱关系”,即个人的社会网络异质性较强,交往的对象来自各行各业。与差序格局中的“强关系”不一样,网上交到的朋友一般都是“泛泛之交”。当水波纹荡及现代社会,传统的差序格局日益演化为一种“新差序格局”。我们要正确认识差序格局,逐渐淡化传统差序格局对人们的负面影响,以促使其朝着更加理性的方向发展。唯有如此,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强国梦!
(摘编自黄凯妮《现代社会下差序格局的变化》)
1.根据材料一和材料二,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材料一从亲缘和地缘两方面说明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特点是差序格局。 |
B.材料二从祠堂的动文化(祭祀)与静文化(建筑装饰)两方面说明了祠堂的功能。 |
C.材料一中“一捆柴”和“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都运用了比喻,使说理形象生动。 |
D.材料二的第三段与材料一的第四段都是运用举例论证和对比论证来证明中心论点。 |
3.结合材料一和材料二,分析传统社会中的“差序格局”的利弊。
材料一
书写“先秦哲学史”,不啻于一趟中国哲学的寻根之旅。为了更顺利地完成这趟旅程,我们不妨找两块“他山之石”。
第一块“石头”是“轴心时代”理论。二战结束不久,德国思想家雅斯贝尔斯在其所著《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了“轴心时代”理论。雅斯贝尔斯注意到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某些具有重大意义的巧合:以公元前500年前后为主轴,在全世界范围内集中出现了一些极不寻常的历史事件,中国、印度、西方等这些互不知晓的地区,却不约而同地爆发了文明的重大突破,出现了一批伟大的思想家,引领着不同文明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在“轴心时代”理论中,中国文明对应的正是“先秦时期”。具体来说,“轴心时代”的中国表现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思想盛况。稍感遗憾,我们无法通过“轴心时代”理论这块“石头”找到百家争鸣产生的原因。这就需要第二块“他山之石”。
第二块“石头”是“脱序”理论。这一理论是由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提出的。涂尔干发现,当社会面临重大危机、物质财富出现明显萎缩时,自杀率固然呈现出上升的趋势,但是,当社会获得重大进步,物质财富增涨显著时,自杀率竟然也呈现出上升趋势。涂尔干敏锐地发现“社会危机”与“社会繁荣”这两种看似相反的现象的共同之处,那就是“社会的剧烈变化”。涂尔干把它描述为“脱序”现象。
按照这一理论,在一定的秩序下,人们的生活方式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和一致性,大家对既有的价值和原则表示出必要的尊重。因此,在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里,一些历经时间而沉淀下来的经验教训作为传统得到足够的尊重,即便是为了改变现状、出人头地所做的种种努力,也通常以遵循既有原则和规范作为前提。然而,在脱序状态下,人们的欲望、情感、行为、心态等等,一切都失控了。旧有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被普遍否定或遭到严重破坏,逐渐失去了对社会成员的约束力,新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未被普遍接受或尚未形成,不具有对社会成员的有效约束力,使得社会成员的行为缺乏明确的社会规范约束,形成社会规范“真空”的社会状态。
“脱序”理论正好可以被用来解释“轴心时代”的中国“奇迹”。春秋战国时代的主要特征是礼崩乐坏,原有的宗法秩序与社会规范遭遇挑战,频现危机,而新的社会秩序和规范尚未形成,整个社会呈现出脱序状态。时代危机刺痛了人们,同时也刺激思想家们反思本时代的特点,结合自己的生命体验,对社会失范危机作出相应的回应。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轴心时代——诸子百家争鸣——其实起源于礼崩乐坏之后的社会失范危机。作为时代的发言人,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们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并逐渐形成众多思想派别,演绎为精彩绝伦的“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思想史诗。顺便说一句,中国思想史上还有两个时期,同样适用于“脱序”理论,一个是魏晋时期,一个是民国时期。
(摘编自秦平《中国哲学的故乡之旅》)
材料二
雅斯贝尔斯将人类文明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史前时代、古代高度文明时代、轴心时代、科技时代。在这四个文明发展的阶段之中,轴心时代具有非凡的意义。正因为此,雅斯贝尔斯称之为“突破期”,而将这之前的“史前时代”、“古代高度文明时代”及其之后的“科技时代”统称为“间歇期”。前一个间歇期为轴心时代的突破集聚了必要的能量,轴心时代则为人类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树立了标准。
在雅斯贝尔斯看来,人类文明具有同步性,几乎是在同时,在中国、印度、中东以及希腊这一地理轴心上,在思想上出现了辉煌的成就。
尽管“轴心时代”并非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经历的阶段,但“轴心时代”的文化精神突破所奠定的人类精神根基、传统宗教伦理价值体系框架,至今仍然是人类几个主要文明体系中的价值和行为准则。雅斯贝尔斯强调:时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
雅斯贝尔斯明确反对欧洲中心论,重视东方的文化,呼吁“我们再也不能置伟大的亚洲世界于不顾,将其看作是处于永久停滞状态下的非历史性民族”,要将中国和印度的文明与西方文明相提并论,因为“它们实现了突破,在精神上达到了跟西方一样的深度”。
雅斯贝尔斯对儒家学说非常感兴趣。在他的眼中,孔子是一位以“仁”作为其核心观念的哲学家,他希望“仁”不仅能够再次决定中国文化的前进方向,还可以在一种真正的世界哲学的发展进程中成为“人类交往”的特征。雅斯贝尔斯对中国未来充满希望:“我们希望中国能够在技术时代产生它自己的新的自由形式。”
(摘编自何立波《雅斯贝尔斯对轴心时代的历史构想》)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A.书写先秦哲学史并非易事,我们可以去学习借鉴“轴心时代”理论和“脱序”理论。 |
B.涂尔干发现,社会危机和社会繁荣致使社会发生剧烈变化,从而引发“脱序”现象。 |
C.雅斯贝尔斯认为,轴心时代是“突破期”,其他的文明发展阶段都属于处于“间歇期”。 |
D.雅斯贝尔斯认为,“仁”曾决定中国文化的方向,也希望其对世界哲学发展做出贡献。 |
A.雅斯贝尔斯关注到先秦的思想盛况,但我们仍然无法借助“轴心时代”理论去探寻百家争鸣的原因。 |
B.在脱序状态下,新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不具有对社会成员的约束力,从而形成失序的社会状态。 |
C.既然中国的百家争鸣产生于“脱序”状态,那么,同处于“轴心时代”的其他地区都是动荡不安的。 |
D.雅斯贝尔斯明确反对欧洲中心论,他认为应该去除偏见,将中国和印度的文明与西方文明相提并论。 |
A.新中国建立后,中央政府开展“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等运动,社会风气得到迅速好转。 |
B.《儒林外史》中的范进饱经科场打击,受尽冷眼,当他骤闻中了举人,激动得无法自制,最后疯了 |
C.2021年1月6日,在清点总统大选选举人票数期间,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暴力冲击国会。 |
D.魏晋时期的刘伶乖张放诞,大醉之后喜欢赤裸身体,随时带着一名扛着锹的仆人,说:“死便埋我。” |
材料一:
传统的意义大小是由后人对它的认识和理解决定的,认识和理解达到哪里,传统的意义才能到达那里。只有不断“激活”传统,使之成为后人创新的“源头活水”,才有资格如屈原般无所愧怍地吟唱“帝高阳之苗裔兮”。
“意法论”就是一个值得“激活”的文学批评传统,它可以成为我们今天文学研究再出发的起点。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意法”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出现在明代,而从创作论转移到批评论,则到清初才出现。文学作品中的“意”就是由所指代表的内容,而“法”就是由能指代表的形态。在作品中,内容和形式是结合在一起的。就创作而言,诗人要透过“法”以完美地呈现“意”;就批评而言,读者要从“能指”把握其“所指”。它强调不可以将内容和形式强行割裂,反对完全以内容为评判作品优劣的主要依据,而将形式的功能视为若有若无,这就是“意法论”的基本含义。虽然这一概念出现得较晚,但蕴含了这一意涵的不同表述可谓由来已久。
这样一个概念意味着什么呢?它至少意味着“意”和“法”,或者说内容和形式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对于今天的大部分人来说,经过百年以来现代学者的层累涂刷,其心目中对中国文学批评的认识恐怕不出以下印象:要么是“言志”“载道”等空洞的判断,要么是“神韵”“肌理”等含混的名词,再不就是如王夫之的价值观:“情为至,文次之,法为下。”但王夫之的话有其特别的针对,即反对法则主义,并非一概否定“法”的作用。班固《汉书·艺文志》将当时王室藏书分作“六略”,也就是六类,值得注意的是,其他五类都是根据其“说什么”也就是其内容划分,唯独“诗赋略”是根据其“怎么说”也就是其形式划分:不仅如此,赋类之中的屈原赋、陆贾赋、孙卿赋和杂赋,也还是从如何结撰成篇的视角所作的区分。中国目录学史上首次对文学作品的分类,无论是整体分类还是细部分类,形式的重要性已经有所显现。齐梁时代的刘峻,将文学作品分作“形文”“声文”和“情文”,而区分“文”与“非文”的标准是“形”(俪对)和“声”(音律),是文学形式的因素。至于“载道”的意思,其含义不是对于“技”的否定,而是一种提升。如果我们再重新检讨《尚书·尧典》中“诗言志”的提出,或许也能得到新的认识。“诗言志”谓诗歌“说什么”,而从“歌永言”到“无相夺伦”都是“怎么说”,“神人以和”“百兽率舞”则是音乐的效果,这些都取决于音乐表现上的“和谐”,感动人神百兽的秘诀是在“怎么说”。这么看来,强调“说什么”的“言志”“载道”,其实也包含了对于“怎么说”的高度重视。在这样的总体脉络中,“意法论”强调内容和形式的同等重要,就很容易得到理解了。
(张伯伟《意法论:中国文学研究再出发的起点》,有删改)
材料二:
“意法论”的提出者是清初杜诗学者陈之壎。其《杜工部七言律诗注·注杜律凡例》云:
诗,意与法相为表里,得意可以合法,持法可以测意。故诗解不合意与法者,虽名公钜手,沿袭千年,必为辨正。
“意法论”是指诗意与诗法并重,两者互为表里,体现作品内容与形式的一致性。与前代学者运用“以意逆志”法时特别强调读者之“意”的主体性原则不同,清代学者有意识地把“以意逆志”法纳入到文本的“意”与“法”--即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中进行探计。陈计《戏》之德此书,谓其长处即在“能以意递志”。从之塘注社《几例》来看,他认为要达到理解诗“意”《亦即作者之“怎”》。必须从诗“法”入手,二者“相为表里”,如果缺少了任何一方,不但不能得作者之意,亦不能得作者之法,并且坚信这是杜诗解意最为重要的原则。
以“意法”进行“诗解”是陈之壎《社工部七首诗律注》遵塘的主要原则,卷一《题张氏隐居》注云:
春山无伴独相求,伐木丁丁山更曲。涧道馀寒历冰雪,石门斜日到林丘。
不贪夜识金银气,远害朝看麇鹿游。乘兴杳然迷出处,对君疑是泛虚舟。
前四句教入山之情与景,后四句写张隐之高,章法井然。曰“润道馀寒”,曰“石门斜日”,虽公自述所历所到,而山居幽渺,便为下“杏迷”二字地。“乘兴”二字,蒙首二句来,“香迷”二字,梦次二句来,木句,蒙“不贪”二句来,意法层次如此。
陈之壎着眼于此诗的章法意:此诗从总体上看为四句分截,前四句叙入山情景,后四句赞张氏品格之高。从畑处看,第七句以“乘兴”“杳然”分别照应首联和领联,木旬则与联关合。由诗法入手将诗中的层次缕清后,诗意便自然显示无遗,之壎将此称之为“意法”。
由以上例子不难看出,之壎解诗的关注点在于“章法意法”之间的浑然一体:章法、联法层次的丰富性与诗人感情的曲折变化相一致。这与其《注杜律凡例》中所说的“意与法相为表里,得意可以合法持法可以测意”这一诗学阐释的方法是一致的。
(刘重喜《杜诗学视角下清初学者“意法论”诗学理论和方法》,有删改)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传统的意义取决于后人对它的认识和理解,而不仅仅是传统本身。 |
B.激活传统,使之有利于创新,是我们为自身传统而自豪的必要条件。 |
C.明代及以前“意法论”不是一个批评概念,但此意涵在汉代前已存在。 |
D.现代学者认为,中国文学批评存在空洞、含混、反对法则主义等特点。 |
A.材料一提及中国目录学史上对文学作品的分类,意在证明古人意识到作品形式的重要性。 |
B.材料一头为,“意法论”这一概念意味着古代“说什么”和“怎么说”具有同等重要性。 |
C.清代学者将“以意逆志”提升到新阶段,强调读者“意”的主体性和“法”形式性互为表里。 |
D.材料二陈之壎解诗的着眼点与其提出的诗学阐释的方法是一致的,都强调诗意和诗法并重。 |
A.解读《答司马谏议书》时,要注意王安石的回信之所以简短有力,不仅因为北宋积贫积弱、改革势在必行,还因为变法得到皇帝支持,王安石信心十足,将反对派视为保守、苟且、不恤国事。 |
B.解读《陈情表》时,要结合作者从与祖母相依为命的情感、“本图仕宦”的心理,对朝廷知遇之恩的感念为行文思路,以及“圣朝”“伪朝”“贱俘”“至陋”的语言,可以解读李密的心曲。 |
C.《蜀相》从首联开始就不断蓄势,服务于主题:对诸葛亮的景仰缅怀和事业未竟的痛惜之情。例如,用“丞相”而非“蜀相”,表示尊敬,“寻”字表明专程探访,遣词用字均为主题服务。 |
D.解读《谏逐客书》时,要注意文章在回顾历史时强调外来人才的贡献,而写当代时则强调外来之物的优点,这种“互文”结构不仅论证了“逐客”之非,也有利于避免秦王的猜忌。 |
5.结合两则材料,谈谈“意法论”对你的阅读与写作各有哪些启示。
7 .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小说,在叙事上采用了曲折复义的表达方式,明确说小说故事是假语存(贾雨村)、真事隐(甄士隐),在真假、有无、虚实之间,《红楼梦》中有大量的艺术空白点,也就是“不写之写”。
“不写之写”应该主要从美学修辞学上来理解,而不是从索隐或随意联想的角度来理解。遗憾的是,“不写之写”大多数情况被属于历史学范畴的考证或非文学立场的索隐派所笼罩。一部艺术作品,所能写到的东西相对于无始无终、波澜壮阔的生活来讲总是有限的。也就是说,“不写之写”在“写”和“不写”之间有一个辩证关系。对于作家来说,“写”什么是值得反复思量和推敲的,“写”是主要的,是呈现给广大读者和观众的,是他们能够直接感知和认知的,是直接诉诸读者直觉经验的。至于“不写”,则属于并不完全由作家掌控的部分,由“写”唤起人们对“不写”感知、认知,这对作家来说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技能,对阅读来说不是轻易能获得的效果。
那么作家和作品中的“不写之写”究竟该怎么理解?作家的“不写之写”,应该是服务于其艺术目的的或者一定的艺术目的的。作家通过作品写出来的东西,虽然是局部的,但可以意识到它的整体,这才是“不写之写”。换言之,是有限与无限的统一,是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统一,而并不是所有的空白、笔触不到的都叫“不写之写”,不是在阅读过程中随意生发、随意联想到的内容都是“不写之写”。
从《红楼梦》的文本举例,如第三十五回宝玉与薛宝钗丫鬟莺儿的对话。莺儿笑道:“你还不知道,我们姑娘有几样世上的人没有的好处呢,模样儿还在次。”宝玉见莺儿娇憨婉转,语笑如痴,早不胜其情了,那更提起宝钗来!便问道:“好处在哪里?好姐姐,细细告诉我听。”莺儿笑道:“我告诉你,你可不许又告诉她去。”宝玉笑道:“这个自然的。”正说着,只听外头说道:“怎么这样静悄悄的!”二人回头看时,不是别人,正是宝钗来了。既然这个秘密是莺儿不能告诉宝钗的,此时在莺儿和宝玉对话时当事人宝钗闯了进来,莺儿当然不能当着宝钗的面给宝玉说了,况且是秘密呢。薛宝钗究竟有什么别人都没有的好处,读者也就无法知道了。这个“不写之写”,是永无直接答案的。不是宝玉以后没有机会再向莺儿求证求解,而是作者“不写”了。
“不写”使文本具有了开放性,使我们可以凭借自己的经验来丰富和确认,在阅读理解中让薛宝钗的性格丰富起来。而《红楼梦》的叙述又是具有文本的自足性、自洽性的,作家“写”了很多,“写”又限定了我们的理解和联想。薛宝钗有世上人少有的好处,作家为了让你关注、揣摩他的艺术描写,从设置悬念和激发阅读动力与兴趣来说,也是不会轻易直接告诉你的。急于求解问题的答案有,也没有,莺儿接下来要说的成为了文本的“空白点”,这就是“不写之写”的妙处。
这样的“不写之写”,构成了文本理解的不确定性,但具有理解的合理性。因为这些不写之写,是读者可以根据上下文,根据对人物一贯的性格、行为逻辑、情感取向推测到的,但又不能完全说明白,不能完全“意于言表”,从而使艺术具有含蓄隽永、味之无穷的韵致和品格。
(摘编自孙伟科《〈红楼梦〉中的“不写之写”》)
材料二:
空白是中国画构图中处理黑白关系的主要手段。在《红楼梦》的画家笔法中,空白是被经常运用的一种。曹雪芹曾通过薛宝钗之口表达了他对绘画创作的见解。但作为一个精通绘画的作家,曹雪芹“自觉引进绘画技法”来进行《红楼梦》的创作,从而使其“不仅绘景、状物在妙合画理,而且写人、叙事也往往默运画学神髓,融入丹青技法”。他在作品中就特别注意这种空白手法的运用,不时在《红楼梦》中留有空白。
《红楼梦》中制造空白的手法,除了语言、情节的省略及“不写之写”等以外,还利用“矛盾”制造空白,创造出朦胧、模糊的艺术意境,从而增强了小说的空灵之美。例如:宝玉酒醉后要撵李奶妈,但被袭人劝住了,并没有撵,而李奶妈却说宝玉撵了茜雪。这看起来相矛盾,但实际是另起了头绪,是将茜雪“出去”的一段情节通过“矛盾”制造了空白,使读者可任意驰骋自己的想象去推想这其中的缘由。张爱玲就认为茜雪是“负气走的”,对此,倒是脂砚斋颇能理解作者的原意,他说:“照应前文,又用一‘撵’字,屈杀宝玉。然在李媪心中口中毕肖。”可见,作者笔法真是高妙,既塑造了茜雪形象,又刻画了李奶妈形象,可谓“一石二鸟”。
这正是空白的妙处。因为像这样的情节若实写了,不但容易使笔墨轻重不均,冲淡主调色彩,而且还使情节受到了限制,显得死板不活。而这里运用以虚写实、计白当黑的空白艺术手法,则使有限的画面中生出无限烟波,创造了烟云模糊的意境,增强了小说的空灵之美。若通部中万万件细微之事俱备,《石头记》真亦太觉死板矣。
(摘编自曹金钟《“矛盾”与<红楼梦>中意境的创造手法》)
材料三:
刘姥姥便站起身来,高声说道:“老刘,老刘,食量大似牛,吃一个老母猪不抬头。”自己却鼓着腮不语。众人先是发怔,后来一听,上上下下都哈哈的大笑起来。史湘云撑不住,一口饭都喷了出来,林黛玉笑岔了气,伏着桌子叫“嗳哟”;宝玉早滚到贾母怀里,贾母笑的搂着宝玉叫“心肝”;王夫人笑的用手指着凤姐儿,只说不出话来;薛姨妈也撑不住,口里茶喷了探春一裙子;探春手里的饭碗都合在迎春身上;惜春离了坐位,拉着他奶母叫揉一揉肠子。地下的无一个不弯腰屈背,也有躲出去蹲着笑去的,也有忍着笑上来替他姊妹换衣裳的,独有凤姐鸳鸯二人撑着,还只管让刘姥姥。
(节选自《红楼梦》第四十回 人民文学出版社)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红楼梦》中,曹雪芹运用“不写之写”艺术手法创设了大量的艺术空白点,借以体现作品真假相依、有无相生、虚实相合的故事特点。 |
B.红学研究的考证派和索隐派在对“不写之写”进行探究时,尽管忽视了“不写之写”的美学意蕴,却大大提高了《红楼梦》的历史价值。 |
C.小说创作中制造空白并非一般意义上的随意而为,而是对已有内容的适度限制和对未写内容的有意设置,具有更加含蓄隽永的审美意趣。 |
D.“写”和“不写”影响着作品质量:“写”得越少,文本的开放性就越强,读者联想空间就越大;情节交代得越实,作品就越死板僵化。 |
A.就“写”与“不写之写”而言,“写”是主要的,“不写之写”则是建立在“写”的基础之上的,二者有机统一,相得益彰。 |
B.《红楼梦》通过设置前后不一致或不合常理的情节来制造矛盾,以此形成空白,引发读者探求真相,推想缘由,深入体味。 |
C.“不写之写”构成文本理解的不确定性,对这种不确定性的合理解读,不是作者所能影响的,主要取决于读者的理解能力。 |
D.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如果不能对作品的留白、空白、不写之写做出合理的联想、填补,便有可能误解、曲解作品的应有之义。 |
A.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
B.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 |
C.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语不涉难,已不堪忧。 |
D.作画实中求虚,黑中留白,如一灿之光,通室皆明。 |
5.材料三是《红楼梦》中写众人笑态的经典场面,宝钗、李纨也在现场,但这二人的神态“缺席”,请从人物性格的角度分析这一段的“不写之写”。
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材料一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优秀的革命者、建设者们常常以笔为犁,以梦为马,用革命的诗词记录着伟大的理想信念、革命实践与战斗情怀,表现出昂扬的浪漫主义激情和英雄主义气概。毛泽东诗词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毛泽东诗词以革命浪漫主义的精神,充分抒发了共产党人崇高的理想主义情怀。1925年前后,大革命高潮风起云涌,青年毛泽东勇立潮头。他在橘子洲上以一篇(沁园春·长沙》,讴歌壮丽的秋景,发出了时代之问“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而回答又是无比坚定的,是“风华正茂”的“同学少年”。因为他们是革命理想的象征,是新世界的开创者,只有他们,才能“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候”;只有他们,才能担负起“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崇高使命。
1936年2月指挥红军东征的毛泽东,在陕北的一个小山沟里又写下《沁园春·雪》。北国的茫茫寒雪,在他如椽的巨笔下,气势恢宏,气象万千;北国的晴日,在他浪漫的想象中,“红装素裹,分外妖娆”。当时的红军依然困难重重,但毛泽东对革命斗争充满激情,对革命前途、革命胜利充满信心。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俱往矣,那么,到底谁才是主宰历史浮沉的主人?谁才是这个时代的风流人物?毛泽东再一次回应了十年前自己的时代之问:“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千百万劳动人民,无产阶级大众,才是历史和时代的真正主人。
毛泽东诗以革命现实主义的风格,深情书写了中国革命与建设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与内在精神。毛泽东的诗词创作好似一幅幅长篇画卷,浓墨重彩地记录了中国革命斗争与建设事业的伟大实践,特别是记录了若干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标志性事件,堪称一代诗史,史诗。随着岁月的迁转,有些警言佳句早已成为人们耳熟能详、时时吟诵的名句名篇。这些充满强大战斗精神的火红诗句,这些高度凝练中国革命与建设各个不同阶段奋斗精神的史诗篇章,已经成为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最为鲜明的精神标识之一。
毛泽东诗词以革命英雄主义的气魄,生动刻画了共产党人高昂的战斗意志与斗争风骨。五次反围剿,敌强我弱,战斗是残酷的,但在毛泽东笔下,“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菩萨蛮·大柏地》)。红军长征是中国革命与人类历史的英雄传奇。红军战士突破重重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终于取得伟大胜利。在毛泽东笔下,长征的千山万水,深沟险壑,不过是“泥丸”“细浪”,充分体现出藐视一切困难的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气魄。展示了共产党人一往无前的革命斗志,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的战斗意志与斗争精神,它体现为“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的藐视一切困难的战略定力,体现为敢于“扫除一切害人虫”的强大自信,体现为“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坚定决心。
中国革命斗争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这一进程中表现出伟大的理想主义情怀,英雄主义斗志。毛泽东以他的壮丽诗篇对这一历史进程、伟大实践进行了高度概括与总结。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写下《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三十八年前,他在这里缔造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第一师,领导了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三十八年后,社会主义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又面临着种种重大挑战与考验。回顾历史,是为了总结经验,更好地创造未来;“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这就是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伟大的历史总结,也是我们面向未来的前进动力。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也一定能够达到。
(摘编自康震《风展红旗如画》)
材料二
《沁园春·雪》是毛泽东诗词的巅峰之作。“惜秦皇汉武,略输文宋;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以“惜”字起笔,对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和成吉思汗等封建统治者的代表人物进行评说。1958 年年底,他在《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上批注道:“雪:反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啊!难道可以谩骂这一些人们吗?别的解释是错的。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
就个体而言,他多次肯定秦始皇的历史功绩,“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做了点事的是秦始皇”“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人超过他的。”他甚至说过:“解决中国的问题,须马克思加秦始皇。”他在《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中写道:“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毛泽东评价汉武帝刘彻:“汉武帝雄才大略,开拓刘邦的业绩,晚年自知奢侈、黩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己诏,不失为鼎盛之世。”毛泽东对唐太宗的战争指挥艺术非常推崇。“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元太祖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东征西讨,毛泽东称其是“一代天骄”。
(摘编自汪建新《毛泽东诗词中的帝王将相》)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毛泽东诗词记录了伟大的理想信念、革命实践与战斗情怀,诗词中表现出昂扬的浪漫主义激情和英雄主文气概。 |
B.面对风起云涌的大革命浪潮,青年毛泽东在《沁园春·长沙》中无比坚定地表示,革命青年能担负历史使命。 |
C.随着岁月流转,毛泽东诗词中的佳句被人们吟咏铭记,世代流传,缘于毛泽东诗词革命现实主文的风格特点。 |
D.在毛泽东笔下,长征途中的残酷现实,不过是“泥丸”“细浪”。这充分体现其藐视一切困难的大无畏精神。 |
A.北国雪霁的壮美景色,在毛泽东诗词中以写实手法表现为“红装素裹,分外妖娆”,体现他对革命斗争的激情。 |
B.毛泽东诗词对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的历程做了高度概括与总结,为后人更好地面向未来、创造未来提供前进动力。 |
C.材料二中,毛泽东在回复郭沫若的诗里提到,人们对“焚书坑儒”可能存在误解,说明“焚书坑儒”并非事实。 |
D.材料二中,毛泽东在诗词中肯定古代帝王的历史功绩,特别是多次指出秦始皇在军事力面的高超指挥才能。 |
A.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
B.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
C.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
D.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象台风扫寰宇。 |
5.请简要分析梳理材料一的行文结构。
9 . 阅读文本选段,完成各题。
所以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
譬如罢,我们之中的一个穷青年,因为祖上的阴功(姑且让我这么说说罢),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问他是骗来的,抢来的,或合法继承的,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那么,怎么办呢?我想,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但是,如果反对这宅子的旧主人,怕给他的东西染污了,徘徊不敢走进门, 是孱头;勃然大怒,放一把火烧光,算是保存自己的清白,则是昏蛋。不过因为原是羡慕这宅子的旧主人的,而这回接受一切,欣欣然的蹩进卧室,大吸剩下的鸦片,那当然更是废物。“拿来主义”者是全不这样的。
他占有,挑选。看见鱼翅,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化”,只要有养料,也和朋友们像萝卜白菜一样的吃掉,只不用它来宴大宾;看见鸦片,也不当众摔在毛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只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却不弄“出售存膏,售完即止”的玄虚。只有烟枪和烟灯,虽然形式和印度, 波斯,阿刺伯的烟具都不同,确可以算是一种国粹,倘使背着周游世界,一定会有人看,但我想,除了送一点进博物馆之外,其余的是大可以毁掉的了。还有一群姨太太,也大以请她们各自走散为是, 要不然,“拿来主义”怕未免有些危机。
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1.对第三段中画线句子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A.鱼翅是贵重食品,来之不易,用它来宴大宾未免可惜。 |
B.用鱼翅宴大宾,过于招摇,会造成不良影响。 |
C.不要用拿来的贵重文化遗产摆阔气、装门面。 |
D.穷青年用鱼翅宴大宾是不可能的。 |
A.作者先把中外文化遗产比作一所大宅子,强调了“拿来”的态度,要果敢,要坚决;然后反面设喻批判对待文化遗产的三种错误态度。 |
B.对待文化遗产,作者用“孱头”“昏蛋”“废物”来批判三种错误观点;用“鱼翅”“鸦片”“烟灯和烟枪”来比喻三个组成部分;用“占有”“挑选”、创新来说明批判继承的三个步骤。 |
C.鲁迅既批判了在旧的遗产面前畏首畏尾的“孱头”,也批判了那种为了表示自己的“革命性”而故意毁灭遗产的“昏蛋”,但对前者的批判明显强于后者。 |
D.运用比喻说理,化深奥为浅显,化抽象为具体,变枯燥为风趣,变陌生为熟悉,从而增强杂文的形象性和感染力,是这几段文字的突出特点。 |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现今,在互联网引领的时代下,各种思想意识对人们的认识活动和行为方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单一或相对简单的中华民族精神表现形式,已经不能满足这种社会环境下时代的发展。口述历史就是通过收集和使用口头史料来研究历史的一种方式。进一步说,它是由准备完善的访谈者,以笔录、录音、影像等方式收集、整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观点的一种研究历史的方式。
就其基本的科学属性而言,口述历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就其科学性质来讲,口述历史首先是一种科学方法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因此口述历史是以普通人为主体的,不同以往的历史学论著更多的是关于权力精英的声音。口述历史不仅以真实的历史方式再现了社会生活的丰富性,而且为历史研究本身开辟了新的领域,同时也使得有关历史的“声音”日趋多元和逼真。口述历史的载体也随着科学技术发展而日益多样化。 20 世纪 40 年代随着电子音像技术的进步,在搁置了几千年之后,口述历史复兴于 20 世纪中期。此外,口述历史功能作用是多元性的。实际上,它最主要的功能是对民间、社会资料的发掘。这也是各种研究最基本的需要,这说明了口述历史的重要性。
中华民族精神是历史积淀的产物,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丰富。在过去的一百年中,中华民族精神的丰富和发展主要体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各族人民的斗争,这反映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如何运用新的表现形式,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华民族精神,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时代主题。
口述历史最为显著的作用就是“保存了即将逝去的过去的声音”。历史上有许多事件,由于各方面的局限性,我们不能留下书面记录,人们需要了解历史真相,必须对当事人或知情人进行口头调查,并收集口头凭证。比如在党的早期的许多重要的会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红军长征以及党在白区的斗争活动等,由于当时斗争的严峻形势,或出于安全原因,没有留下书面材料。今天,那段历史对我们的历史研究和民族精神的塑造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当事人或知情者对那段历史的口述回忆就显得十分重要。在传承中华民族精神的客观要求下,就必须大力加强对口述历史的研究。
(摘编自赵彬彬、张慧峰《以口述历史形式彰显中华民族精神》)
材料二:
许多人对“口述历史是否值得相信”这一问题始终抱着怀疑的态度,这源于诸多影响口述历史可信度的因素不能被完全忽视或消除,因此研究者们应该尽力去完善和细化口述历史的研究过程。
对于那些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尽管他们亲身参与到了事件的进程中,但也犹如盲人摸象一般,容易将他们看到或经历过的视为历史事实的全部,事实上谁都没有把握说自己可以掌握历史完整的真相。很多口述访谈的被访者以普通平民居多,他们的文化知识有限。一个人的知识储备会影响他对一个事件的理解深度。因此,平民的身份导致了认知能力的受限,且单从其所处的社会地位来看,他所能接触到的信息也是单一而有限的。尤其是在交通闭塞、通信初步发展的时期,普通民众能够接收到信息的渠道只有报纸、广播或电报,更遑论那些只能够通过信件才可以勉强进行信息交换的古老年代。历史是多元且复杂的,而当人们无法获取更多更全面的信息作为参考,只能基于自身的眼界去判断某个事物的时候,他的位置就决定了他的立场和角度,若只从其中一方的角度出发去看待历史事实,就很有可能出现偏差,并且降低历史真相的可信度。
人的记忆力是有限的。基于这一点,口述者愿意并且可以陈述的回忆也是有限且具有选择性的。经历过相同历史事件的人,如果在这个事件中他们所记忆的片段是相同或相似的,那么这段口述历史的可信度自然而然就提升了。但是,如果他们在脑海中所提取的记忆有限,忽略了某些细节之处,甚至是他们有意而为之,从而导致不同的口述者陈述相同事件时发生偏差,那么这也会极大地影响到口述历史的可信度。
访谈者在获得口述历史的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访谈者的业务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一段口述历史的成功与否。所以,对于访谈者来说,具备一定的历史知识储备是非常必要的,以免在访谈过程中因为自身背景知识的缺乏而误读了口述者所表达的内容。
(摘编自黄心怡《借用新闻访谈技巧提升口述历史可信度的实践探析》)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口述历史属于历史学的范畴,但它是通过收集和使用普通人口述的史料来研究历史,与那些历史学论著有很大不同。 |
B.口述历史这种形式能够开辟历史研究的新领域有多种原因,其中电子音像等科学技术的进步,起到了一定的支撑作用。 |
C.在革命战争年代,有些历史事件的文字资料因为形势特殊而不能留下来,要了解真相就应该对相关人员做口头调查。 |
D.过去交通闭塞,接收信息的渠道有限,这就决定了被访者的认知是有限的,不能还原历史事实的全部真相。 |
A.材料一与材料二都谈到了口述历史的问题,不过二者论述的侧重点并不相同。 |
B.口述历史作为一种新的研究历史形式,仍然存在很多环节需要努力加以完善。 |
C.口述历史能不能做到真实可信,访谈者的业务能力高低也是其中关键的一环。 |
D.在访谈中,能否谨慎地选择访谈对象,会影响口述历史的可信度。 |
A.雷蒙·阿隆《历史哲学》:“历史总是为生活服务的,它提供范例,评价过去。” |
B.科林伍德《自传》:“历史著作有开始也有结束,但它们描写的事件却并不如此。” |
C.胡也频认为:“历史永远是陈旧的,新的生活不能把历史作为根据。” |
D.布罗代尔说:“历史应该是一首能够用多种声部唱出的、听得见的歌曲。” |
5.假设你是一位亲历某历史事件的普通人,一个月后要参加某电视台的访谈节目,为确保口述历史的真实性,请结合材料谈谈你应该如何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