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我国冰雪运动历史悠久，内涵深厚，为办好北京冬奥会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我国北方地区生活的各民族，自古以来就开展了各项与冰雪共生共存的生产劳动活动，在历史发展和变迁中，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冰雪运动文化。

据考古发现，我国新疆阿勒泰市发现的距今一万年左右的岩画中，出现了“脚踏滑雪板，手持单杆滑雪人”图像，并伴有一些动物形象线条，这是人类发现最早的反映滑雪运动的考古资料，新疆阿勒泰地区被学者认为是现代滑雪运动的发源地。隋唐时期雪上活动在文献中的记录更为清晰，对“滑雪板”的材质、形制有详细的说明。滑雪板的材质发生了明显变化，有的民族“以木为马，雪上逐鹿”。宋代以后的滑雪运动更增添了竞技娱乐色彩，出现了拖冰凌（雪车）、堆雪人雪狮等休闲雪上活动。延续至今，成为极具民族特色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重要组成内容，如满族的雪地走、木马滑雪，鄂伦春族滑雪、皮爬犁，朝鲜族坐雪爬犁等项目，目前都发展成为少数民族传统的雪上竞技运动项目。明代以后，冰上运动发展更为专业化、多样化，满族的“靰鞡滑子”（简易冰刀鞋）大大增加了冰上活动的技术。据记载，清太祖努尔哈赤于1625年举办了多个冰上比赛项目，当时的贵族、将士争相竞赛，开展了冰上射箭、冰上武术、冰上舞蹈等活动，成为有文献记载的最早的“冰上运动会”。清朝是冰上运动的黄金时期，随着满族入关，“冰嬉”“冰床”等活动在中原地区得到了广泛的发展，民间掀起了冰上活动的大潮，冰上活动的竞技性、娱乐性得到了极大的丰富。

我国传统的冰雪文化运动，与社会文化发展息息相关，留下了各类古籍文献、文化遗迹、珍贵文物等遗产，是中华文化的宝贵财富，是中国智慧、中国精神的具象化表达。伴随着北京冬奥会的到来，以冰雪运动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与奥林匹克运动相互促进、互为融合，在国际文化交流、世界文明互鉴中迸发出新的时代风采。让我们从传统冰雪文化中汲取力量，讲好中国体育故事，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向世界交出一份冬季奥运会的中国答卷。

（摘编自覃琛《从中华传统冰雪文化中汲取力量》）

材料二

冰雪运动，特别是大众冰雪运动在中国的普及开展，当然离不开我们独特的文化传统。但纵观目前各地冰雪文化活动中的展演形式，一些冰雪体验的建筑、庙会和礼堂等，或是民俗风情、生活起居等文化内容，大多都停留在表象的展示阶段，同质化现象比较严重，对冰雪文化的深度发掘和个性化展示还远远不够。

对于我国地域传统冰雪文化的建设来说，就是要将地域传统冰雪文化中的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等内容做实，活化为涵盖思想文化、哲学价值、历史传承、文创开发、遗产保护等在内的新内涵。“活化”不是简单的“回归”和“复旧”，而是在传承的基础上对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增强传统文化基因的反应活力、吸引力和生命力。

首先，要唤醒地域传统冰雪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曾言，文化自觉是当今时代的要求，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且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知。传统冰雪文化通常是由身体演绎的，很少有单纯性的文字记载，当地民众对传统文化基因的记忆，能够通过实践还原冰雪场景，以最大限度保持冰雪文化的原始性。同时，要吸纳与其冰雪相关联、与其文化相融合的多方主体参与，形成治理联盟，站在大国文化自信和民族认同的角度，宣传传统冰雪文化的时代价值，提升保护地域传统冰雪文化的自觉性。

其次，重构地域传统冰雪文化空间。地域冰雪文化是以传统的农耕文化为基础的，以血缘、地缘、业缘关系为联结的文化形态，是村落乡土文化的优质资源。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泥土是乡人的生命，乡愁对中国人来说，是延绵一生的文化记忆。因此，地域传统冰雪文化的开展能有效勾起村落内居民乡愁追思。传统冰雪项目的开展更多地依附于传统的节庆，对此，可重构地域传统冰雪文化空间，因地制宜建设乡土冰雪文化平台、冰雪陈列馆、冰雪大讲堂、冰雪民俗馆等，打造村落居民的精神家园。

最后，完善地域传统冰雪文化保护与管理政策，打造冰雪产业。村落的传统冰雪文化与居民的农业、生产和生活相关联，通常借助庙宇、祠堂、村落、建筑、生产器具等来表达文化生成的价值理念，我们应把保护、开发结合起来，地方政府要根据文物保护法制定冰雪遗产文物保护实施方案等细则，既完善地域传统冰雪文化保护政策，又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

（摘编自张铁民《活化传统，赋予冰雪文化新生命》）

材料一：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的讲话中，强调“要在学生中弘扬劳动精神，教育引导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懂得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道理，长大后能够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指出“要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上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对各类人才培养的重大理论指导，是从民族和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对深化教育改革、完善教育体系建设提出的重大任务。

在2013年同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座谈时，习近平总书记历数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劳动者杰出代表，既包含体力劳动者，又包含脑力劳动者；既包含简单劳动者，又包含复杂劳动者；既包含物质生产劳动者，又包含精神生产劳动者。诚实劳动与创造性劳动一样，都是对劳动的性质规定，前者是强调劳动目的、方法和手段的正当性，后者则是强调劳动要素、方法和结果的发展性。

（摘编自文新华《论以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为指导深入推进劳动教育》）

材料二：

劳动是一切成功的必经之路，劳动教育是成长成才的题中之义。

不久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强调劳动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重要内容。劳动教育，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承载立德树人的理念，对推动劳动创新、建设教育强国意义重大。

热爱劳动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基因。《孟子》中就有“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的记载。勤劳创业、耕读传家是中国教育的重要内容，“劳”与“学”在历史上从未分离过。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曾提出，儿童劳动教育应谋求手脑相长。长期以来，劳动教育融入改造自然、创造历史、发展自我的过程中，发挥了兴国利民的重要作用。

应该看到，近年来一些青少年中出现了不珍惜劳动成果、不想劳动、不会劳动的现象，劳动的独特育人价值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劳动教育被淡化、弱化。在学校课程的实施中，存在“口头上重视、课程上忽视”等情况，劳动教育内容大多以活动的方式呈现；社会和家庭对劳动教育在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意义，也存在认识不足的现象。推动全社会重视劳动教育，就要使家庭劳动教育日常化、学校劳动教育常规化、社会劳动教育多样化，形成劳动树人、协同育人的格局。

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是实施劳动教育的重要场所。《意见》强调，“家庭要发挥在劳动教育中的基础作用”，鼓励孩子利用节假日参加社会劳动，树立崇尚劳动的良好家风。《意见》同时提出，“学校要发挥在劳动教育中的主导作用”，包括开齐开足劳动教育课程，统筹安排课内外劳动实践时间，有序安排学生集体劳动，等等。而从社会角度看，企业公司、工厂农场可以开放实践场所，工青妇、公益基金会、社会福利组织等可以搭建多样化劳动实践平台。

在推动树立辛勤劳动、诚实劳动理念的基础上，更应倡导创造性劳动。当前，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特别是创新型人才的竞争。这就要注重生活实践、社会实践、劳动实践的锤炼，培养孩子们的实践能力、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思维。近年来在全面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中，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出台《中国高考评价体系》等，就是着眼于适应科技发展和产业变革的需要，培养创新型人才，强化诚实合法劳动意识，培养科学精神。一切劳动者，只要肯学肯干肯钻研，练就一身真本领，就能在劳动中体现价值，展现风采，更能在劳动中拓宽个人成才、国家发展的广阔天地。

马克思说：“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中华民族是勤于劳动、善于创造的民族。广大青少年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要推动他们从小接受劳动教育、感受劳动之美，养成崇尚劳动、尊重劳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的习惯，从而以劳动教育树时代新人，用劳动之手创造幸福生活。

（摘编自吕文利《以劳动教育树时代新人》）

材料三：

人生活在具体的、现实的社会中，人的全面发展要受到方方面面社会条件的制约，教育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条件。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教育对人的全面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马克思说：“要改变人的本性，使他获得一定的劳动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

在教育中，如何才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呢？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

在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中，将教育与劳动相结合开展新时代劳动教育，具有独特的育人价值。在日常生活劳动教育方面，让学生注重抓住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中的劳动实践机会，主动分担家务，掌握洗衣、做饭等必要的家务劳动技能，养成爱劳动的好习惯。在服务性劳动教育方面，强调让学生参加校内外公益劳动、志愿服务，培育公共服务意识，使学生具有面对重大疫情、灾害等危机主动作为的奉献精神，参与社区治理。在生产劳动教育方面，强调让学生参加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丰富职业体验，提高职业技能水平，培育学生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和爱岗敬业的劳动态度，提升就业创业能力。这样对劳动教育的进一步细化，将教育与劳动相结合，充分发挥了劳动教育在人的全面发展中的独特育人价值。

（摘编自陈云龙《劳动教育是学生全面发展的必要途径》）

材料一：

未来的医疗可能是这样的：“可穿戴设备”将收集到的人体生理数据传入云端进行分析处理，医生给出诊断或康复建议，甚至为个人定制健康全记录。

未来的教育可能是这样的：个人学习终端融入资源云平台，线上教育机构就会根据学生特点推送相关资讯，特别是培训信息以及未来职业发展方向的信息，并贯穿于终身学习的全过程。

尽管很多人还不太熟悉“大数据”这个新兴的术语，但正如一篇专栏文章中所称：“‘大数据’时代已经降临，决策将日益基于数据和分析而做出，而并非基于经验和直觉，所有领域都将开始这种进程。”

大数据被称为“碎片中的智慧”，被视为驱动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关键力量，正在显现出巨大的经济价值。有消息称，大数据给某搜索引擎公司带来的日均收入高达2300万美元，一年就有80多亿美元；某社交平台并没有多少实物资产，但上市后拥有1000多亿美元的市值，最重要的无形资产就是它的数据。

大数据的重要价值日益凸显，也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企业所认识，并将其置于战略高度加以推动。美国将大数据定义为“未来的新石油”，将其视为另一种“国家核心资产”，并发布了“大数据研究与发展计划”；众多行业、企业开始使用并利用大数据作出变革，全球500强企业中90%以上的重要决策都取决于深入的数据挖掘和分析；不少创业者也扎根大数据开创自己的事业，有人甚至认为这是一个“万亿级别的机会”；数据技术产业包括数据采集、加工和应用，已经成为各路投资者角逐的对象。国内也有不少企业不遗余力地投入这片蓝海，比如很多金融机构利用“数据仓库”在市场上寻求商业效益。

中国有6亿网民，手机设备持有量超12亿台，将成为大数据最重要的市场，这也为转型期的中国企业提供了重大机遇，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增长动力。抢占大数据浪潮的先机，广大企业要敏锐捕捉数据背后的商机，为客户提供精准服务，推动企业转型升级。与此同时，政府部门也要主动推进大数据产业化进程，推出相应战略规划，合理布局、建设和改造IT基础设施，推动隐私保护和公共信息公开等方面的立法，明确界定互联网数据商业化应用范围、确定数据滥用应承担的法律后果，提高数据市场交易的有效性、合法性。此外，还要资助大数据的基础技术研究，尤其是人才培养，以解决产业发展急需数据科学家、数据架构师的人才供给问题。

（摘编自经济日报评论员《抢占“大数据时代”先机》）

材料二：

日前，北京市消协发布“大数据杀熟”榜，不少知名企业榜上有名。该协会的调查数据还显示，超过半数网友有被杀熟的经历。大数据时代，要想真正管住企业大数据杀熟的手，不仅需要相关部门加强监管，还需要监管技术手段的升级换代。

俗话说，人熟为宝。在传统商业道德里，熟客应该享受优待。然而，如今人们发现，熟客往往频频挨宰：个人信息被滥用、给老客户的价格高于新手价、专挑会员定向涨价、买得越多价格越贵。一些网络平台用大数据技术收集分析消费者偏好、消费能力等信息后，不约而同地把矛头指向熟客，以至于有人感叹“最懂你的人伤你最深”。

这种怪现象产生的关键就在于技术不对等、信息不对称。大数据已经渗透到了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的衣食住行、吃喝玩乐，大都与一款款软件牢牢绑在一起。商家通过算法，对消费者进行量身定制，而消费者对商家的运作方式却一无所知。换句话说，之所以有不少互联网企业有敢于杀熟的底气，正在于大数据垄断、算法不透明等给企业带来的便利。

依靠这种便利，无良企业杀熟“杀”得神不知鬼不觉，消费者不仅难以发现，更不易取证，维护权益变得十分困难。而这恰恰也是监管的难点和痛点。面对大数据的个性化、多样化、隐蔽性强等诸多特点，传统的监管查处机制显然已不适用，如果没有相应的技术手段作为保障，很难实施有效监管。

要想管住大数据杀熟的手，相关部门应在监管的体制机制上积极创新，尤其是提升监管的技术能力，依托新技术，建立如大数据价格监测体系，创建消费者网上投诉机制，对杀熟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做到及时、全面地管控。此外，针对新技术带来的新问题，还应尽快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例如明确大数据杀熟的判断标准，明确界定大数据的法律属性和使用范围，从而做到监管有法可依，提升执法效率。

技术是把“双刃剑”，大数据被用来优化服务我们欢迎，被用来精准“杀熟”我们必须亮剑。把个性化服务变成坑人陷阱，既失信缺德，也涉嫌违法。监管层、法学界、商家必须对这一问题提高警惕，及时解决现实中出现的问题，让大肆薅用户羊毛者付出应有代价，让无良商家不敢为、不能为。

（摘编自高健钧《管住大数据“杀熟”的手》）

材料一：

以下所谓的“矛盾”并不是决定网络文学未来的真实矛盾：传统文学与网络文学之间的矛盾，网络文学文本“文学性”与“娱乐性”的矛盾，网络文学作品“网络性”与“文学性”的矛盾等等。

上述“矛盾”之所以成为众多批评者争论不休的话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缺少洞悉网络文学真实矛盾的视野。我们必须在反思网络文学生产机制的基础上来客观分析其产生的效果和经验。如果我们把网络文学当作一种文学的既成事实，当作在网络时代文学应然的形态，那就陷入了“文学一般”的形式。不首先去“了解它们的历史性质”，而仅仅满足于“从事后开始的”思索，又怎能把握它身后那些真实的矛盾？

我们认为，制约着网络文学健康发展的真实的矛盾根本上有两个。其一，是数百万网文劳工与网络文学资本方的矛盾。网络文学既是一种一般的文学活动形式——由众多不同的作者写出数量巨大的文本，再由更多的读者阅读，但它更是后工业经济时代的一种非物质劳动。它当然需要文学创造的能力，但此时它已经不再是一种个性的创造性，而是一种社会的创造性，一种被资本改组和收编的创造性。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谈论网络文学时，说创造性是奢侈的；为什么大多数网络写手不愿称自己为作家；为什么不论是网文大神，还是没什么名声的码字工，几乎都很难从网文写作中收获足以安心的欣悦。

其二，是数亿网络文学读者真实而丰富的阅读需求，与高度预设的类型化快感机制之间的矛盾。目前，主流的对网络文学的评判，就是把它视为通俗文学在网络时代的延续和发展，这种论点从马斯洛心理需求层次理论出发，认为网络文学是迎合大众读者，“满足大众心理乃至生理需求”，“为读者提供快感补偿与情感体验功能”的通俗文学。然而，通俗文学从来都是在特定的历史和文化中获得相对的定位，其功能形态并非固定不变，而且一个时代的通俗文学常常会在另外的时代成为严肃文学的经典。同样，通俗文学的读者大众也并非一个超历史的群体。正如洛文塔尔曾经指出的那样，分析“不能把‘大众的趣味’作为一个基本范畴，而是要坚持查明这种趣味作为技术、政治和经济条件以及生产领域主宰利益的特定结果，是如何灌输给消费者的”。这就意味着，所谓大众的心理需求不只是网络类型文学服务的对象，更是后者生产的一种结果。

这些才是网络类型文学生产中真实的矛盾，是诸多矛盾现象的根源所在。在这一矛盾的形式中，网络文学可能释放出的人民巨大的创作热情和阅读热情都被压扁在资本主导的生产界面上。这一矛盾也呈现在网络文学的文本形态中：网络文学的问题远不是什么文学性的衰变或审美性的缺失。

（摘编自乔焕江《要素与矛盾：如何理解网络文学》）

材料二：

从文学生产与消费的视角看，网络文学最根本的特征是“在线写作”和“付费阅读”，其中作品方便快捷的“更新”和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即时性“互动”等特点，都极大地超越了传统文学的限制。作者基于互联网跨时空特性的“在线写作”，极大地拉近了作者与读者间的距离，读者通过点赞、打赏、转发、催更等方式进一步提升了网络文学的扩散速度，形成了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从一定意义上说，“付费阅读”模式的确立，不仅为网络文学奠定了产业化发展的基石，也为中国网文的繁荣局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网络文学作品的成功与作品的更新频率有很大关系，更新是联系网络文学作者与读者最直接的方式。由起点中文网所开创的VIP付费阅读制度被各文学网站相继推行后，网络小说主要以连载形式在平台上更新，“不断更”被视为写作的最基本要求。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互动”，互动化写作和欣赏已成为网络文学的主要创作方式，各大文学网站存储量最多、最受关注的作品大都是在作者与粉丝的互动过程中产生的，如宫斗、武侠、玄幻等。为了更好地引导读者找到自己喜爱的作品，文学网站通常会对作品进行分类，自起点中文网分成主站和“女频”开始，网络文学分为“男频”“女频”的模式渐渐深入人心，现已成为网络文学最常见的“分类法”。

（摘编自陈定家《网络文学20年：若干问题的回顾与反思》）

材料三：

浅显、直白的小白文成为网络类型小说的主导性语言，它们缺少必要的铺垫和修饰，往往直奔主题，口语化特征极为突出。写手们在持续更新的巨大压力下，不再花心思去推敲语言，语言的主观化色彩较浓，显得随意而粗糙。只要把故事的来龙去脉交代清楚，把人物关系勾勒出大致的轮廓，就算是万事大吉。也就是说，网络小说的语言表现出较为明显的直观化倾向，它基本不进行人物心理刻画，而是让人物不断地说话和行动。

就文本属性而言，网络文学文本与传统的印刷文本相比，具有较为突出的互文性。互文性概念是茱莉亚•克里斯蒂娃对巴赫金对话理论的进一步阐发，指不再局限于对文本的孤立考察，转而关注文本之间的复杂互动。传统的文本分析活动习惯性地将文本看作稳定的对象，但在互文性的视野中，一个文本中往往还包含了其他文本的元素，即具有引文性特征。文本之间的相互影响成为文本生成的动力机制。在迄今为止的网络文学写作中，互文性的现象非常突出。这一方面表现为原创性的缺失，读者在阅读时经常会看到不同文本的混杂与嵌入；另一方面，网络文本突破了单纯的文字文本形式，将图片、视频和其他电子科技融入文本，形成一种多样化的、奇特的互文效果。随着语言的重要性的降低，语言很可能在未来的网络文本中成为一种装饰和点缀，只发挥注释的功能。在这样的文本环境中，不仅意味着文学语言的退化，而且可能导致文学性乃至文学的退化。

（摘编自黄发有《媒介融合与网络文学的前景》）

材料一：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以自强不息的意志，走过不同于其他文明体的发展历程。要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发展史，推动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推动全社会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

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要同步做好我国“古代文明理论”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成果的宣传、推广、转化工作，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和感召力。

要深化研究中华文明特质，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史中，中国人民创造了璀璨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重大贡献。西方很多人习惯把中国看作西方现代化理论视野中的近现代民族国家，没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角度来看中国，这就难以真正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未来。要把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同中华文明特质等问题研究结合起来，阐明中国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蕴。

要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文明发展史充分说明，无论物种、技术，还是资源、人群，甚至思想、文化，都是在不断传播、交流中得以发展进步的。要用文明交流交融破解“文明冲突论”，弘扬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讲好中华文明故事，促使世界读懂中国。

要营造传承中华文明的社会氛围。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文化产品。要教育引导群众更好地认识和认同中华文明，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

（摘编自习近平《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

材料二：

优秀影视剧能跨越不同文化，走进各国观众内心，帮他们了解并爱上中国。4月以来，国产剧《开端》上线海外流媒体提供商网飞，陆续发行至韩国、泰国等国。随着走向海外的中国剧集增多、类型丰富，国产剧出海已成为重要文化现象。

《“十四五”中国电视剧发展规划》提出，“电视剧‘走出去’步伐加快……中国电视剧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显著增强。”在此背景下，如何扩大国产剧出海的势头，在后续作品中寻找更好的表达方式，开拓国产剧出海航线，是从业者应思考的问题。

我们发现，国产剧在国际市场的传播正在走向多元化。以古装剧作为对外传播突破口的时代已去，古装剧仍有广阔海外市场，但海外观众已摆脱将其视为“文化奇观”的初级阶段，进入与剧中人物产生共鸣，并对消费精品内容有更多需求的阶段。去年播出的《山海情》、今年的《开端》等类型多元的作品，同样在对外传播中取得佳绩。当我们把目光聚焦到近来在海外口碑良好的作品本身，分析为何《山海情》这类扶贫题材“主旋律”剧集能在外国观众中引发共鸣，为何《开端》在故事设定的新奇性上贴近国际流行剧集，其保留的中国印记也能被海外观众接纳，是我们总结这些作品对外传播经验的价值所在。

在作品的策划阶段，主创团队便应思考其中蕴含的主旨表达与精神内核，要注重观众视角，寻找具有不同成长背景和人生经历的观众趣味的“最大公约数”。影视作品是面向大众的艺术，这种创作方法论，为在对外传播过程中打破文化壁垒提供了天然的基础与优势。《山海情》从个体成长经历入手，展现“闽宁模式”的发展，贴近“平民视角、国家叙事、国际表达”的创作需求。创造者抓住“展现西海固地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创造历程，激发不同时空下观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追求”的精神内核。这是身处不同地区、发展阶段人们的共同追求，是为人性驱动的普遍需求，是人类共通的“主旋律”。在此剧中出现的不同角色，不论是基层干部、科技工作者还是辛勤劳作的村民，都具有质朴、真实的人物面貌，使此剧有广度、深度和温度，令其他文化环境中的观众容易产生亲切感，从而形成良好的对话关系。

放眼未来，国产剧出海前景可期、契机已显；回到当下，我们仍需意识到，能“破圈”“出海”的剧作一定是优秀作品，这需要创作者沉下心来，在剧本创作、拍摄技法、后期制作等方面深耕细作。例如，与近期在国际上获得一定影响力的其他影视剧相比，《开端》在制作水准上仍有提升空间。

国产剧出海热潮的背后，是中国故事、中华文化对海外市场的吸引力增强。加快“走出去”，国产剧的内容要更多元，从多维度呈现真实全面的中国。现实主义题材作品不仅是题材的选择面，更应是一种创作态度，是对社会、生活、人的整体认知与审美表达。这类剧作在提供观赏价值的同时，润物无声地展现出中国当代蓬勃发展的社会面貌，以及向善向美、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

（摘编自侯鸿亮《国产剧“走出去”步伐加快》）

材料一：

世界各国正在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强制人们保持社交距离，从而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速度。保持社交距离的目的是防止人员混集导致病毒传播。自我隔离是保持社交距离的一种特殊形式，其目的更加明确，是防止已感染人群或与患者有过密切接触的人群将病毒传播给他人。在目前的疫情状况下，保持社交距离也许还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最新计算机建模研究警告说，除非有疫苗或特效药问世，或采取激进的隔离措施，否则保持社交距离的措施也许需要维持到2022年。这是因为，假如病毒存在季节性变化，疫情仍有反复的可能。

保持社交距离成为抵抗新冠病毒的重要策略，自有其原因。有研究发现，新冠肺炎患者得病早期传染性极强，处于潜伏期的病毒携带者也有传染性。假如一个人感染了新冠病毒，但依然正常进行社交活动，在两个月之内，可能会使近6万人感染。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新冠病毒的无症状感染者也会将病毒传播给他人。这些人也许不知道需要自我隔离，但如果能自觉保持社交距离，也能在无意间阻止病毒的传撸。已经有证据显示，与他人保持安全社交距离，可以减缓病毒的传播速度，避免出现病毒传播的多米诺效应。对武汉疫情的研究显示，大规模管控措施的实行让武汉的基本传染数从2.35降到了接近于1。而当基本传染数达到1时，病例数就不会再继续增加。

（摘编自叶子2020年3月《疫情期间，保持社交距离究竟有多重要？》

材料二：

中国素称礼仪之邦，数千年来形成了一套完备的礼仪。但完备不等于科学，现代社会讲求科学：完备也不等于简便，现代生活方式要求礼仪简便易行，而不能烦琐或不周。握手礼不科学者有四，繁而不周者有三。易传染疾病；多握之后易疲劳；握后常不能及时洗手，给健康带来隐患；明知有传染病却因害怕失礼而不得不握；此四者为不科学。数十人须一一握手颇费时间，数十人不能遍握而于无意中造成亲疏之别，群众场合只能握其代表；此三者为繁而不周。有此四不科学三不周，握手礼作为相见礼应当废除。

拱手礼可以全面避免上述“七累”，此为显明之理，不再具论。其实，拱手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礼节。《礼记·曲礼上》：“遭先生于道，趋而进，正立拱手。”《论语·微子》：“子路拱而立。”而握手礼是近代的舶来品，既然存在诸多弊端，不如重行拱手礼。

拱手礼的好处至少有五条。其一，避免了上举“七累”，已是于我民族功莫大焉。其二，当前疫情严重，需要全面防治，不但需要有医疗保障，有诸多净化环境的科学措施，还要有改礼惠民的人文措施。废“握”改“拱”，不费一钱一物，可请“一举手之劳”，而风气所开，顿可“防患于未然”。其三，今后若有甲肝、乙肝或其他接触传染的病毒、细菌，至少不会因每日几十亿人次的相互握手而辗转传播，害我人民。其四，拱手礼作为传统礼节，有很高的文化认同度与广泛的群众基础。其五，拱手礼颇有特点，潇洒自如，仪态端庄而礼意浓切，颇具中华文化的魅力，若能成为“国礼”，则为又一朵自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礼花”。

（摘编自项纯文《倡导以拱手礼代替握手礼》）

材料三：

据媒体报道，4月4日从上海站始发的列车上，有乘客因摘口罩吃饭引起其他乘客的不满，引发双方冲突。这提醒我们在继续关注疫情的同时，也要直面常态性的疫情防控可能给社交距离、社会行为规范乃至社会心态带来的微妙变化。

高铁毕竟不同于地铁可以完全禁止进食，铁路部门也没有相关禁令，那么，坐高铁进食也就很难用违反相关规定来定性。但从防疫角度来讲，这样的行为引起一些乘客的担忧不无道理。这种模糊的界限，其实更需要具体情境下的个体去把握，不能完全用规定去裁定。如列车员就可以建议乘客错峰进食，并且在进食前与周边的乘客进行沟通。这或许增加了高铁进食的复杂性，却有利于减少误会乃至冲突。

疫情是对社会的全方位考验，自然也包括行为模式、社交规范等。我们确实需要重新思考“亲密”关系的界定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行为习惯。疫情发生后，使用公筷、公勺的倡议再次出现。对于我们这样一个还未适应分餐制的社会来说，普及公筷、公勺与其说是一种就餐礼仪的改变，不如说是一种社会观念的更新。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疫情的特殊性，讨论疫情下的公共社交规范，可能不完全适用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群己权界”。美国作家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就有过这样的论断：大规模的传染性流行病不仅是一个医学事件，而且被当作是一个文学事件，一个道德事件。我们或可将之理解为，传染性疫情也可能引发道德危机。正常的社交距离在疫情时期可能面临挑战，一些看似正常的行为可能会被视为是“不道德”的，如高铁进食引发争议。再比如，疫情可能加剧群体心理的“敏感化”，容易催生非理性过激反应甚至是歧视。像个别地方才对于疫情重点地区人员予以标签化对待，甚至严重到恐慌的程度，这是非理性的，也不啻为疫情带来的次生灾害，这也是需要我们警惕的。

隔离病毒，不隔离爱。这是疫情期间被广泛宣传的理念。但落到现实中，它需要体现在每个人的具体行动中。应该明确的是，保持必要的社交距离，并不等于冷落、冷漠和互相排斥。相反，面对传染性疫情，最需要的是社会各个单元、个体的互相包容、配合与合力应对，任何“以邻为壑”的做法都将放大疫情带来的伤害。

（摘编自朱昌俊2020年3月《重视疫情防控带来的社会心态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