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西班牙到达美洲后发现多处银矿，1540-1550年拉美运往西班牙的白银、黄金与珠宝数量增加了64%。1536年拉美的墨西哥第一任总督门多萨开始在墨西哥种植桑树养蚕并生产丝纲，但在1596年西班牙政府为保护本国利益，禁止墨西哥地区养蚕，该规定给墨西哥轻工业带来了重创，导致丝织品紧缺。同时，中欧白银价值的不对等使中国商品在西班牙殖民地的价格显得格外低廉。明朝丝织品产量增长，政府也在历经多年的开海、禁海之争后，于隆庆初年宣布福建地区部分开放海禁。各种因素综合，推动了中拉海上丝纲之路的开辟与迅速发展。

马尼拉作为中拉海上丝绸之路的中转站，使菲律宾殖民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幅提高。大量中国丝绸的涌入刺激了墨西哥布匹加工业的发展，使该地区布匹加工作坊数量增长迅速。随着前往菲律宾经商的华人数量不断增多，菲律宾总督龙基略于1580年建造了华人区；西班牙传教士也开始关注中国，通过华人了解、研究中国，开启了西班牙汉学研究的先河。

——摘编自李兴华等《16-17世纪初期中拉海上丝绸之路与跨区域性贸易网络的形成

材料一

1492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颁布诏令，授予西班牙对发现或将发现的不属于任何基督教国家的土地、岛屿享有占取的权利。哥伦布于加勒比岛树立十字碑，升起西班牙皇家旗帜，改瓜纳哈尼岛为圣萨尔瓦多。1494年，西、葡订立《托德西利亚斯条约》，西班牙取得美洲“新发现”的土地，葡萄牙取得非洲、亚洲大部分“新发现”土地。1529年，两国续订《萨拉戈萨条约》。这两个条约在上述教皇诏令支持下，赋予西、葡对非基督教土地的财产权，并排除其他欧洲国家基于“发现论”的主张。

——摘编自万立《近代早期的国际法理论与欧洲殖民帝国对殖民地的“财产化”》

材料二

作为法律概念的“发现”其含义必须诉诸：发现者比被发现者有更高的历史地位……若站在被发现者的立场，这种发现从来都不合法。不论是哥伦布还是其他发现者，都未得到被发现的王公的准许便不请自来。这些发现事先未获批准。所以，发现的法理依据必来自更高的合法性。只有当发现者在思想和历史上足够先进，能以更优越的知识和意识理解被发现者，此发现才合法。套用布鲁诺：鲍威尔的一句格言：发现者比其对象更了解他自身，并能够以更优越的教育和知识来驯服之。”

——摘编自卡尔·施米特《地球规治》

材料一   塞尔登地图为明末中国人所绘，于1659年入藏于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捐赠者是英国人约翰·塞尔登。地图使用汉字标注，以南海为中心，不仅绘制有明朝人观念中的疆域，还涵盖了从右上角的日本，一直到南海周边的苏门答腊、菲律宾、婆罗洲、越南、马来半岛，这些地方在图中的位置与现实基本吻合。其中在地图上菲律宾群岛南部的香料群岛上标有的“化人”和“红毛”字样，即闽南人对西班牙人和荷兰人的称呼。地图上，所有城市和港口都用黑点注明，旁边用汉字标识出名称，四周用黑底黄边的圆圈圈起来。连通各个港口的线条，在海洋上形成花状的网格，表明过去船只航行过的一条条航线。

——摘编自卜正民《塞尔登的中国地图：重返东方大航海时代》

材料二   《中华现势大地图》出版于1933年，地图首先在当时的中国疆界旁，用特别的线条勾画出历史上曾经属于中华民族的国土范围，并用红色字迹一一标明这些国土何年因何条约被何帝国主义列强所掠夺。整幅地图的四角还附有15张小图：左边上方是上海、武汉等商埠的系列附图；左边下方是一组题为“我国海疆形胜被帝国主义者攫取及租借地图”的系列附图，它们从左至右分别是“法租广州湾图”“英占香港及所租九龙图”“葡占澳门图”等；右边从上至下分别是“旧都北平城市图”“东北大都会沈阳图”“东北边疆丧失地图”“我国极南疆域西沙南沙团沙图”“国都南京形胜图”等。地图左下方有黑色正楷“宁夏省政府教育厅发永久保存列入交代”等字样钤章。

——摘编自王军辉《中国近代史的见证〈中华现势大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