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传统文化中，“鸡文化”占有重要地位，对古人生活的影响很直接。

鸡为什么叫“鸡”？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禽部》“鸡”条引南唐人徐核的话称：“鸡者稽也，能稽时也。”鸡守时且鸣叫准时，鸡鸣了，天就快亮了，由此，古人送给鸡不少美称：夜烛、司晨鸟、知时畜、长鸣都尉等。

鸡能啼晨，古人称之为“司晨”。鸡这一习性，对农耕时代的古人具有重要意义。《诗经》中有这样的句子“女曰鸡鸣……”：妻子说鸡打鸣了，赶紧起来干活吧。可见，先秦时人们已开始利用鸡鸣来安排作息了。国君也以“鸡鸣”为时间节点安排作息。《诗经》中的《鸡鸣》就有贤妃提醒国君早朝：“鸡既鸣矣，朝既盈矣。”周朝还专设“鸡人”掌管供办鸡牲和报时，后来宫廷中负责打更报时的人被称为“鸡人”。但古人认为母鸡打鸣是不祥之兆，会有“鸡祸”。在古代，女人干政或主政，常被称作“牝鸡司晨”。《汉书·五行志》引《易传》的话：“妇人专政，国不静；牝鸡雄鸣，主不荣。”

古人还以鸡鸣励志，现在不少人书房里都喜欢挂“闻鸡起舞”字画。《晋书·祖逖传》记载，祖逖和刘琨“共被同寝”，夜半听到鸡叫声，对刘琨说：“此非恶声也。”便踢他起来一起舞剑健身。

鸡在古人眼里还能辟邪。《山海经•中山经》中就多次提及：“用一雄鸡，攘而勿杀”，“毛用一白鸡，祈而不粉”。古人认为，鸡是一种“阳鸟”，主管日出。唐《艺文类聚·鸟部》“鸡”条的说法更清楚：“鸡为积阳，南方之象，火阳精物。”鸡鸣带来光明，而鬼怪最不敢见光明，自然便怕鸡。还有一种说法，民间把鸡当辟邪物可能与中华人文始祖虞舜有关。东晋王嘉《拾遗记》记载，尧在位七十年，有国献重明之鸟，双睛在目。这里的“重明之鸟”就是一种鸡，隐指尧的接班人舜。重明之鸟“能搏逐猛兽虎狼，使妖灾群恶不能为害”，民间过年时都期盼这种鸟能飞到自家门口，等不到它，“或刻木，或铸金，为此鸟之状，置于门户之间”。王嘉认为，民间画鸡贴门上，就是由这种遗俗变化来的。

人认为鸡还是一种吉祥动物。“鸡”谐音“吉”，鸡年就是“吉祥之年”。古代有一种年画，上面是啼叫的公鸡和牡丹花，有读书人的人家过年时都会张贴，取意“功（公）名（鸣）富贵”。还有一句十分喜庆的话叫“龙凤呈祥”，龙的原型是蛇，凤的原型就是鸡。凤凰的别名是鶤鸡。《尔雅·释兽》说：“鸡三尺为鹤。”传统的“龙凤呈祥”一说，事实上是“龙鸡呈祥”。

实际上，鸡在古人心目中的形象并不比凤凰差。古人称鸡为“德禽”，西汉韩婴《韩诗外传》便有这样的说法：“君独不见夫鸡乎！首戴冠者，文也；足搏距者，武也；敌在前敢斗者，勇也；得食相告，仁也；守夜不失时，信也。”“文”“武”“勇”“仁”“信”，这些鸡的优秀品质可都是凤凰所没有的。

（摘编自《“鸡文化”对古人生活的影响》）

材料一：“孤晨的城市在长夜中埋葬/他们记忆着最美丽的皇后/飘零在西落的太阳下/要先做一场梦”，这是机器人小冰写的一首诗。后来，小冰研发团队从小冰写成的数万余首诗中挑出139首结集出版，取名《阳光失了玻璃窗》。

据介绍，为了掌握写诗技能，小冰仅用了两年，学习了1920年以来519位诗人的现代诗，被训练了超过10000次。人类如果要完成以上学习任务，刚大约需要100年。一开始，小冰写出的诗句毫不通顺，后来慢慢变得“风格独特、有偏好和行文技巧”。

如果说“诗人”小冰的“创作”仍是基于对海量文字的统计和计算，那“画家”小冰则具有这样鲜明的特点：会大量使用诱发源，不是让机器把一种已有的视觉元素进行复制、拼接，再转成另外一种风格重新生成，而是在诱发源的帮助下，激发人工智能进行独立创作。

近年来，各大科技公司越来越重视对人工智能EQ（情商）的开发。除了微软的小冰，亚马逊开始希望Alexa能够有同理心，百度也提出“智能体”的概念。人工智能的构建已经从单钝的IQ开始向“IQ+EQ”演变。从长远看，人工智能将不仅具备人类的智慧，或许还将拥有人类的情感。艺术是人类情感符号化的表现形式，当人工智能拥有情感，并且能够依靠情感激发来进行文艺创作，那人类独有的文艺创作能力将会受到极大的挑战。

（选自韩业庭《人工智能会取代人类的艺术创造力吗》，有删改）

材料二：现在的人工智能以其闪电般的创作速度、高超的学习能力、多彩的表现手法、丰富的想象力、自如的风格转换能力、精准的接受者预测使众多文学家和艺术家相形见绌。悲观主义者甚至认为，艺术家赖以养家糊口的岗位很快就会被这些聪明绝顶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取代。

然而，事情并非像悲观主义者所想象的那么糟糕，人工智能在文学艺术领域中并非完全超越了人类。目前为止，人工智能依然没有人类甚至其他一些高级智能动物所具有的自主意识。人工智能无法拥有人类因生老病死、悲欢离合等而产生的情绪和感情，也不具有人类那样因不同的生活经验而积累的人生独特体验、生活常识以及情感蕴藉。机器人小冰只存在于互联网之中，无法像真正的人类一样体味人生的真谛，自然也创作不出能传世的佳作。人工智能机器人拘泥于所处的环境，不会主动适应环境；拘泥于设计者的单一任务指向，写诗的不能画画，画画的不能弹琴，更无法像人类一样行动自如，应付复杂的环境变化。这就意味着，人工智能在文艺方面的“造谐”尚处在“低幼”阶段，离人类的文艺创作水平还差很远，并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然难以跟人类匹敌。

（选自李辉《人工智能文学艺术的多维审视》）

材料三：人工智能的发展为人类的艺术世界带来了活力，增添了别样的色彩，但是人工智能创作的文学艺术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人工智能导致了文学艺术的模式化。人工智能机器人受制于科学家给它设定的算法和数据库，不可避免地呈现出模式化的趋势。但人工智能对人类生存现实基础的改变，也迫使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艺术与现实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

随着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它虽然给文学艺术的发展带来了空前的挑战，但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人类从现在开始就可以很好地利用人工智能来丰富自己的文艺创作。人工智能虽目前尚不具备文化艺术创作所需的创造性思维和基于创作所需的爱、恨等情感体验，但它可以帮助艺术家们提高学习效率，使他们在极短的时间内阅遍人间所有的艺术精华。人工智能机器人还可以为艺术家锦上添花，分析素材，丰富艺术表现手法，让他们的艺术创作更上一层楼，给人类的文学艺术世界增添更加绚丽的色彩。

（选自《社会科学报》，有删改）

【推荐3】文化是有生命的，它一定要生长、发展。这是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其中必然涉及文化的开新与守成。

近年来，人们特别关注传统文化。但在讲传统文化时，常常忽略一个重要问题——传统文化不是不再变化的凝固体，它始终在变化发展。作为正统思想，在中国延续2000多年的儒家思想始终是变化的，比如，董仲舒时代的正统思想就与朱熹时代的正统思想不同。传统文化在新陈代谢中往往呈现出自己的复杂性，中华传统文化就蕴含着两种不同的精神：一种是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的精神，它锤炼出多种文化经典；另一种是秦汉以后形成并逐渐得到强化的，奉儒家思想为正统的精神。后者成为许多人自觉不自觉继续尊奉的传统，其实它并非传统文化的全部。

文化的发展既然是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反映在人的主观意志上，就有开新与守成之间的争持和互动。平常时期，这种争持与互动并不明显，但在文化转型期就会表现得特别突出和激烈，新文化运动时期便是如此。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核心问题是如何改造传统文化，使其成为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新文化。近代历史上，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是在中西文化激烈冲突的背景下推进的，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与人们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文化新陈代谢过程中，开新者和守成者内部又会有各种不同的类型。例如，开新者中有的非常激进，有的比较持中；守成者中有的颇为温和，有的相当保守。

开新与守成都是文化发展中不可缺少的。开新是为了发展，守成也是为了发展。传统文化会不断通过新陈代谢丰富并发展自己。所以，守成者并非只守着老祖宗的家底，也包括守住后来通过新陈代谢所获得的新东西。就像生物学上的遗传与变异一样，某些后天的变异稳定下来，通过遗传传给了下一代，于是新的物种逐渐形成。只有变异而没有遗传或只有遗传而没有变异都不能形成新物种。

在文化开新与守成过程中，特别要防止那种自觉不自觉地将传统文化与新文化、外来文化对立起来的倾向。一种文化越是善于吸收包括外来文化的新文化，将其转化为自己的营养，就越会获得更加旺盛的生命力。相反，拒斥新文化，必定渐趋委顿。鸦片战争前，中华传统文化整体上未遇到重大挑战，于是许多人误认为中华传统文化是完全独立发展起来的，无需借鉴吸收其他文化。这心态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众所周知。我们所说的文化自信，包括对自己文化的生命力有自信。勇于吸收包括外来文化的新文化，把它们变成自己的营养，才能助推中华文化不断发展进步。不能把文化自信变成自我满足，甚至排斥新文化。

（摘编自耿云志《文化的开新与守成》）

①张荣在《故宫经典》里说：“文房清供是中国传统文房辅助用具的一种雅称，也称文房杂器，又因多由精美的工艺造型和极具观赏性的器物组成而被称为文玩。”他直接将“文玩”界定为“美”的“文房”“器物”。传统意义上的“文玩”当是狭义的“文玩”，今天的“文玩”则是就广义来说的，今之“文玩”已成为“为生活增添赏玩之趣的物件”。

②刘岳曾言，“从字面来看，‘文玩’二字中‘文’者大约可拆分出三层意思：第一层指活动主体为文人士大夫；第二层指活动场所为文房；第三层指对象需文雅，涉及审美价值的判断；而‘玩’字既可作名词指玩物，也有动词玩赏、玩味之意。故而‘文玩’不同于声色犬马的物质享受和低层次娱乐，而是可以增长知识、陶冶性情的艺术欣赏对象。”他比较精准地揭示并阐发了“文玩”的审美本质。

③步入新时代，随着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文玩”发展环境发生巨变，公众对“文玩”的兴趣日渐浓厚，需求日益增长，“文玩”已逐步深入大众生活，“文玩”把玩主体发生更迭，由传统文人拓展为广大民众；“文玩”的品类、形态及其收藏、交易也均在发生深刻变迁，实用价值也逐渐被文化和把玩价值取代，“文玩”也随之实现了对自身“物”的属性的超越而演化为注入了新时代意蕴的文化符号，但是，它的审美本质却从未改变。

④“文玩”之要即对雅致器物的赏玩。任何一件“文玩”都应是一件完整的传统工艺作品，必须同时兼具内容、形式、技艺、材料“四美”，并在此基础上完美承载和体现中华优秀传统哲学美学思想。“文玩”代表着玩家、藏家乃至社会、时代的审美意识，是尊崇传统、崇尚自然、礼敬人文的态度，是内省自觉、归属认同、渴求创新的符号，是悦心娱人、感染世人、引领时尚的欣赏。

⑤“文玩”之“文”，蕴涵着崇文尚雅的核心意识。无论是古时狭义的文房清供，还是今日为生活增添赏玩之趣的物件，都被赋予了诸如健康、平安、吉祥等丰富的精神追求，均饱含着深厚、丰富的文化底蕴和精巧雅致的内在意蕴，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与向往。“文玩”之“文”，是器玩至关重要、至为根本的质的规定性，意味着与文化修养相关，内蕴着人文之理、文化之道，勾连着情之所钟、性之所至，投射着心之所向、灵之所属，规约着“玩”之法理，影响着“玩”之意志，统帅着“玩”之雅趣，升华着“玩”之妙境。

⑥“文玩”之“玩”，是“文”的载体和表现。这里的“玩”兼具名词“玩”和动词“玩儿”两种词性。前者为对象，即浅层的实体的物。“文玩”多材料考究、样式独特、精雕细琢、做工精湛、穷工极巧，是“文”的物质载体。后者为活动，即对象的赏玩过程。精湛的传统技艺、独特的文化内涵往往赋予“文玩”器物一种独特的美，是“文”的审美表现。“文玩”的玩家、藏家通过“玩儿”的活动，即文玩审美赏玩过程，获得深层次的心灵与精神触动，这便是“文玩”由古至今绵延不绝、深入人心的根源所在。

⑦“文玩”之于玩家、藏家，物的形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玩儿”的过程及该过程中对物道、人道、天道的体察。进一步讲，“文玩”之于玩家、藏家的重要价值，在于它能够引发超越当下的幽思情韵，能够表现藏家玩者的学问见识，能够凝结赏玩者的高洁雅致；在于它呈现的其实是一种情怀，是一样情性，是一片趣味，是一颗心灵。质言之，所谓“文玩”，其“文”在心，其“玩”在趣。一言以蔽之，“文玩”即“文”心“玩”趣。

（摘编自杨明刚《文心玩趣话“文玩”》）

材料一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那些被称土气的乡下人是中国社会的基层。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这个土字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农业直接取资于土地，种地的人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选摘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材料二

2009年至2010年间，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20个课题组267人集中对我国长江、黄河流域以及西北、西南17个省1113个县（含县级市）中的902个乡镇传统村落文化遗存进行了为期25天至30天不等的综合性复查。据“遗存实情”记录统计数据显示，传统古村落生态状况令人堪忧。这些地域中，颇具历史、民族、地域文化和建筑艺术研究价值的传统村落，2004年总数为9707个，至2010年仅幸存5709个，平均每年递减7.3%，每天消亡1.6个传统村落。

（选摘自《光明日报》，2012年01月15日）

材料三

“这是拍摄的意外之喜，台湾东南50海里外有个孤岛叫兰屿，是台湾原住民达悟人世居之地。他们到现在采取的都是自己造舟、潜水捕鱼的生活方式。有个渔民说，“我们吃的饱就好，我们要让海洋也能休息＇。这句话出自一位没上过几年学的渔民之口，但我们这些生活在大城市之中的人，有谁能做到？这对宣扬利益最大化的商业世界来说，就是个悖论。但它恰恰是让每一个生命都能活得更好的最优解。这是几乎所有古村落的共性，驯鹿村村民，见到十头野生驯鹿，猎五头放走五头，母鹿全放走；冬天烧火取暖，只捡枯叶、断木，从来不砍新鲜的树；野外碰到熊，如果熊不发起攻击绝对不开枪。先民留下来的哲学，无论何时都不该被忘记。”

（选摘自纪录片《了不起的村落》导演黎振亚接受《新京报》记者的采访稿，2017年12月16日）

“现在的古村落开发已成套路，粗鄙化严重。”冯骧才说，“据我所知，一些村落腾笼换鸟，将当地村民迁走，交给旅游开发公司运营，大搞农家乐和民宿，编造伪民间故事吸引游人。”“如果我们的村落这么发展下去，再过十年或者十五年，我们认定下来的这几千个宝贵的传统村落就会有‘得而复失’是的危险，变成‘千村一面’。这是个非常可怕的问题。”冯骥才说。他同时强调，乡村不是不能搞旅游，恰恰相反，特别好的村落还需要旅游传播出去，让人们欣赏它、热爱它。但是，传统村落的价值是多方面的，“不能只为了旅游一个价值，抛掉甚至牺牲其他重要的情感和文化价值。”

……

前不久，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研究中心一位工作人员去山西大米村拍摄资料照片，这个村子建于北魏时期，历史悠久。工作结束时，这位工作人员拍了一张与全村村民的合影。令人心酸的是，全体村民只有16个人，还多是老人和妇女。

（选摘自“新华网”，2017年12月20日）

守好中秋文化这轮“皓月”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一轮中秋圆月，宛若一个心灵容器，盛满了华夏儿女从古至今触景生怀的遐思，也寄托着中国人流淌在血液里的家国情感、美好憧憬、幸福追求。守好中秋文化这轮“皓月”，也是守护好我们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中秋，浓缩了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国泰民安、万家团圆等美好期盼。在朴素的“家好月圆”希冀中，我们以现代的眼光审视这样一个节日，中秋文化已经不是年复一年的重复叙事，更有新的内涵、新的寓意、新的表达，契合新时代的发展。

传承家风是中秋文化的新内涵。中秋既是万家团圆、共享天伦的美好时分，是传递历代先贤谆谆教导、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的重要时刻。在节日的感怀中，把家风祖训讲给下一代听，给奔波忙碌的心灵一时的释放，这何尝不是一种精神的传递？家风是寄托传统、盛放亲情的陈年家私，亦是文化源流的朴素沉淀、社会价值的坚定担当。家庭不只是人们身体的住处，更是人们心灵的归宿，家风家训是人生重要的第二课堂。虽然时代在不断变迁，但社会的道德要求与价值坚守未变，传统家庭美德正是在这万家团圆之际，潜移默化滋润更多心灵。

家国情怀是中秋文化的新底色。古时游子离家，因为书信不便，唯有寓情于月，无论圆缺都成为相思的理由。斗转星移，时代巨变，家，仍然是月下的人们最深的牵挂。今年正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共赏一轮圆月，亲人们谈论最多的是国家的变革、家庭的变迁，在团图中回望奋斗的艰辛，品味收获的喜悦。小家连着国家，于万家团圆中传递浓浓的亲情，从家国相依中感受祖国的繁荣富强，皓月当空下，积淀的是国人的家国情怀，积蓄的是跨越发展的源源不竭的力量，注入的是建设国家的澎湃动力。

幸福生活是中秋文化的新寓意。美味佳肴，花式月饼，中秋圆月见证了生活物资的丰富，也铺陈着我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美好生活是我们每个人最朴素的愿景，但只能在奋斗中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幸福不会从天而降，梦想不会自动成真”“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只有奋斗的人生才称得上幸福的人生。”无论是脱贫的农户，还是都市里白领，在中秋圆团日里，都能感受到奋斗的意义，也能明白幸福生活要靠努力。把中秋的祝福化为创造幸福生活的动力，人人都是奋斗之八，家家都是奋斗之家，美好的幸福就能在眼前。

在月光如水的中秋，天上月圆，人间梦圆，过中秋不忘节俗初心，感悟家国情怀，凝聚奋进力量，我们守好中秋文化这轮“皓月”，这既是一种民俗传统和文明传承，更应是一种文化自信和精神坚守。愿中国和每一个中国家庭，在团圆中守望、在传承中更始，肩负传统迈向新程。

（摘编自“光明网”2019年9月14日时评《守好中秋文化这轮”皓月”》）

日常概念与科学概念

陈嘉映

①自然概念以人的日常生活为基准，科学概念则不受这种约束。对我们来说，火是热的，冰是冷的，但在科学话语中，冰同样包含热量。热量是由分子的运动规定的，而不以我们的感觉为基准。在日常话语中，地球是静止的，并以大地为参照规定了什么在动，什么静止不动。而在科学话语里，这个参照系被废除了。

②自然概念以经验为基准，而经验是互相交织的，与此相应，自然概念是互相渗透的。在我们的自然理解中，圆和圆满，正方和方正是联系在一起的，几何学的圆则通过定义和其他概念构成联系，洗净了圆这个自然概念的内容，和圆满、圆滑没有任何关系。

③在一个领域中最初发现的那些重要事实，通常并不只是一些新事实而已，它们改变了我们对该领域的基本看法，改变了我们的基本概念。即使我们用既有的语词来描述它们，这些语词的意义也不得不悄然改变。空气是有重量的，这不仅是发现了一个新事实，不仅是用我们既有的概念来描述一个新事实，空气和重量这些概念本身也经历了细微的转变。空气有了重量，不再是完全的无物、空无。重量本来是我们能够直接感觉到的，现在，这层约束被取消了，重量概念得到了自然的扩展，开始从感知向测量倾斜。

④有学者在对日常语汇和科学词汇做了系统研究之后，认为这两者是相互联系的，科学概念来自日常概念。例如，“电子”一词今天的意义和最初的意义已大不相同，但“电子”一词前后的各种用法之间存在着“推理之链的联系”，正是这条连续的理由链使得我们今天仍然可以正当地谈论“电子”这个词的概念、意义或指称。尽管摸索科学概念和自然概念的连续性是极有意义的工作，但不可因此模糊了科学概念和自然概念的根本不同之处。

⑤理由链也许可以解释那些来自日常语词的科学概念语词，如力、运动、惯性、时间、迁跃、细胞，但它无法解释那些科学理论创造出来的科学概念。虚数、力矩、电离、夸克这些词，并不来自日常语词，而是直接由理论得到定义。即使一个科学概念来自日常语词，这个语词的意义也可能变得面目皆非。日心说的反对者中有人拒绝伽利略的邀请，柜绝从他的望远镜里看一看天空；有的人看了，但不承认他在望远镜中所看到的。他们也许只是些老顽固，然而，用望远镜看还是看吗？我们多半会说：当然还是。用射电望远镜看呢？当天文学家声称“看到了”银河系中实际存在的黑洞，他们是怎样“看”的呢？他们看到了一个黑黑的洞吗？在现代物理学中，“看”和“观察”这些语词的含义已经被更新了。

⑥像力矩、电解质这样的纯粹技术性术语，我们一望而知它们的意义是由某种特定的科学理论规定的。我们也许不懂得这些语词，但它们并不造成混淆。带来混淆的反倒是运动、加速度、动机这类语词，它们来自自然语言，同时又是科学理论中的概念。外行很难摆脱这些概念的自然意义，然而它们在科学理论中往往有很不相同的意义。

⑦关键的是，那些来自日常语汇的科学术语，在一门成熟的科学中，其意义是由科学理论规定的。运动、力、空间、时间、质量、真空，这些词在科学中的用法与日常用法都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异。我们平常怎样使用这些词，对科学家没有多少约束。

（节选自《哲学·科学·常识》，有酬改）

虽然有关《诗经》如何成书的问题仍待细究，但我们有理由认定，“王官采诗”的说法值得注意。“采诗”是从上古传下的制度，周王朝的统治者派出专门人员到各地采集歌谣，以此观风俗、察得失。也正因为如此，《诗经》作为“王官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贵族教育和培养体系中的一门课程和一部教材，它能够在贵族子弟尚未广泛深入接触社会之前，丰富和健全他们的知识和情感。

孔子在谈到读《诗经》的益处时，特别提到它可使读者“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足见已将《诗经》当作一部博物学著作甚至百科全书来看待。《汉书˙艺文志》著录的《毛诗故训传》对诗中提及的动植物加以注解，这为人们理解《诗经》及产生它的时代提供了一种路径。受前贤著述启发，三国吴人陆玑撰成《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不仅提拈出《诗经》中动植物的名称，还附述其样貌、形态、功用和生长环境，有时更综合对比不同地域的不同称呼以丰富人们对该物之认知。比如《秦风˙蒹葭》中第一句“蒹葭苍苍”，陆疏云：“蒹，水草也。坚实，牛食之令牛肥强。青、徐州人谓之蒹，兖州、辽东通语也。葭，一名芦菼，一名薍，薍或谓之荻，至秋坚成，则谓之萑，其初生三月中，其心挺出，其下本大如箸，上锐而细，扬州人谓之马尾，以今语验之，则芦薍别草也。”明人毛晋据陆疏所作《毛诗陆疏广要》，其中辨蒹、葭之别，并录别名十五种。如此详细的分辨考证，既存注疏者本人的见闻，也有他们思考判断（“验之”）后所得出的结论。

在这类路径的解析之下，《诗经》成了一种“博物志”。很显然，熟读《诗经》者更易成为博识之人，但绝非仅仅识于“物”而已，先秦以至后世的贵族，还会依据《诗经》所述来传递信息、理解隐义，因识于“事”而做到“迩之事父，远之事君”。汉代的刘向在《说苑》中就记录了一则与《诗经》有关的“父慈子孝”的故事，魏文侯将自己不太钟爱的太子击封于中山，三年间都很少往来，一次太子击遣舍人赵仓唐向文侯进献礼物，文侯问太子平常读什么书，赵答《诗经》，文侯又问太子读哪些篇章，赵答《晨风》 《黍离》。熟悉《诗经》的文侯当然知道，《晨风》写的是“未见君子”的忧伤心事，而《黍离》则抒故国之思，于是立刻赐给太子一袭衣裳，并敕令赵仓唐在天明之前一定要送达。太子击受赐开箧之后，发现下裳在上、上衣在下，马上吩咐安排车驾，即要前往晋谒文侯。赵仓唐大惑不解，太子击解释道：君侯赐衣，其实不是让我御寒，而是下令召还，这就是《齐风》中的“东方未明，颠倒衣裳，颠之倒之，自公召之”。果然，太子复归其位，父子君臣皆大欢喜。可见，接受过《诗经》教育的王公贵族，常会使用其中的诗句来“编码”和“解码”，由此交流沟通，既能矜持含蓄地传递话语，亦使信息交换的过程具有一定的保密性。

（摘编自谷卿《〈诗经〉里的物、事、情、理》）

材料一

中国是茶的故乡。智慧的古人从葳蕤草木中选择了茶叶，自此开启世人种茶、制茶、品茶的历史。在千百年的漫长岁月中，茶叶承载着泱泱中华文明，跨越无尽的山海，推动各个民族以茶会友、因茶结缘。按照唐代“茶仙”陆羽的说法，中国人吃茶的习俗，可上溯到传说中的神农氏。唐代以前，我国产茶地区和饮茶风俗主要是在南方，绝大多数人对茶是陌生的。到了唐玄宗开元年间，得益于漕运改革，产自南方的茶叶沿运河大批北上，北方饮茶风俗随着佛教禅宗的兴起而盛行起来，极大促进了南方茶叶生产和南北茶叶贸易的迅速发展。唐代茶叶经济的繁荣，是陆羽能够写出《茶经》的社会基础。

随着茶的广泛普及，唐人制茶、吃茶的方式发生变化。在唐代以前，人们除了喝茶汁，也将茶当作蔬菜，加盐制成羹状的“茗粥”。到了唐代，“茶仙”陆羽推崇茶之真味，将茗粥斥为“沟间废水”，但仍保留了在茶汤里加盐的做法。在今日的缅甸、泰国，人们也还在食用加盐、辣椒等发酵制成的腌茶。以茶为镜，既能照见各时各地茶文化的多样性，也能洞察人类文明的互通性与和睦性。

以陆羽《茶经》问世为里程碑，不但大江南北掀起了烹茶、品茶、谈茶的热潮，就连西域、中亚一带的回鹘人也深受影响，尚茶成风。他们对于茶的兴趣，则是由特殊的饮食结构决定的，“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为维持身体健康，他们不惜以良马换茶，自此开启了中外“茶马互市”的历史。若所换之茶有结余，回鹘人会将它转售到丝路西段的波斯、阿拉伯地区。茶叶传入后，阿拉伯人多在浓茶中加入糖和薄荷的独特饮法，一天至少三饮，一饮数杯，他们对茶的沉迷，与唐人相比也毫不逊色。

茶文化于宋代再攀高峰，宫廷、民间盛行一种对茶进行钻研与品鉴的“比茶大会”，世称“斗茶”或“茗战”。这种游戏连同茶的栽培和饮用方法，随后均由在中国学法的禅师带回日本，日本斗茶戏后来逐渐演变成一种通过品尝茶汤来判断茶叶产地与品种的新型斗茶戏，名为“茶香服”或“茶歌舞伎”。在今天，“茶香服”也仍是日本人用以庆贺新春及新茶上市的一项重要礼仪。

我国航海技术及海上贸易的规模在宋代获得极大的发展，茶叶在这一时期也经由海上丝绸之路进入南洋诸国。到了明清时期，中国茶经由川滇茶马古道、海上丝绸之路、中俄万里茶路等途径，进入了欧洲人的视野，饮茶开始成为欧洲人一项时髦的社交礼仪。

英国有一句谚语说：“世上没有什么难题是一杯热腾腾的茶所不能解决的。”日本人也常说：“早饮茶，添福运。”东西方不约而同地将茶视为幸福之源，不仅切合了中国茶文化的“和谐”精髓，也许还说明茶文化在解决人类共同难题方面，的确具有长期、公认的启示意义。

（取材于李颖的相关文章）

材料二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大规模种植茶叶也是最早形成饮茶文化的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普遍的饮茶风俗，使得中国茶文化在当今“一带一路””建设中成为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

早在汉代时期，茶叶就已成为古丝绸之路上的主要商品之一。公元七世纪左右，阿拉伯人来到中国购买大量的丝绸和瓷器，同时也带回了茶叶，并传至北欧、西欧甚至非洲。唐代中后期，南方多地开始频繁与西欧通商，茶叶和瓷器等源源不断地输入欧洲，茶文化也开始在西欧各国传播开来。自宋代开始，茶叶依靠陆上丝绸之路销往西亚和西非等地，依靠海上丝绸之路远销南洋和日本等地。到了明代，政府更加积极地推进东西贸易的发展，并先后七次派郑和下西洋，推动了茶叶出口和茶文化输出。

“北有丝绸之路，南有茶马古道”，茶马古道的概念来源于茶叶与马匹的互市，生活在喜马拉雅山和横断山深处及周边国家的各个民族，在茶马古道上进行各种物质交换和文化交流。茶马古道不仅是茶叶补给的重要途径，茶文化的传播与交融的重要通道，也是沿线各族人民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茶文化随着道路的延伸和传播，流传到了南亚、东南亚等地区，走进这些不同民族的生活，融入风姿各异的文明。十九世纪，中国茶传播已遍及世界各地并风靡全球。从茶叶随着丝绸之路传播世界的历史进程中，唯有茶叶长期居于中国商品的支配地位，并在世界创造了重要价值。同时，中国茶与茶文化还与当地社会文化相结合，发展出新的茶文化形态，如韩国的茶礼、日本的茶道、英国的下午茶等民族的、地域的茶文化，丰富了不同国家和地区人们物质与精神文化生活。

茶本是自然之物，采茶、制茶、煮茶、泡茶、饮茶等一系列茶事活动，呈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共生的氛围。茶文化也是一种休闲文化，有利于放松人们的心灵，净化社会风气，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茶贸易在世界发展过程中，使得茶文化更加丰富，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人类的性格修养，促进人类文化的积淀。

中国茶文化融合了儒释道文化的哲学思想，凝聚了中华民族“天人合一”、“以和为贵”的“和”文化精髓，与“一带一路”具有高度契合性。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都体现了“和”的思想。中国与世界各国开展以“和”为核心思想的中国茶和茶文化等多方面交流和合作，将丝绸之路上友好交往、和平共处的传统发扬光大。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文化是民族凝聚力的集中体现，而文化软实力也已经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在“一带一路建设”的支持和引导下，将中国茶文化传播融入全球网络化发展中，使得茶文化传播更加快速，影响范围更广，可以增强沿线各国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从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

（取材于董晓波袁梦瑶的文章）

“国学”如何“新视野”

陈平原

随着“国学热”的勃兴，其边界及内涵不断拓展，连我这样的门外汉，也都有机会凑热闹，贡献几句大白话。以下五点——国学不是口号、国学并非学科、国学吸纳西学、国学兼及雅俗、国学活在当下——权当迟到的祝福与期许。

国学是好东西，但不该是震天响的口号。因为，一旦成为口号，犹如漫天翻卷的大旗，必定旗下鱼龙混杂，招来很多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江湖骗子。当下中国，“国学大师”的头衔似乎比物理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等要好听得多。可我对于后者基本信任，对于前者则敬畏之余，不无几分疑虑——主要是搞不清楚其研究对象、工作方式及努力方向，因而不好评价其得失成败。

国学是大学问，但不该汲汲于晋升“一级学科”。几年前，若干出身经济学或自然科学的校长们联袂，振臂疾呼，希望国家将“国学”确定为一级学科，并授予专门学位。理由是，现有的文学、史学、哲学、数学、化学、物理学等分科方式，属于西方体制，无法容纳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这里不想正面立论，单说这“一级学科”与“博士学位”，同样也属于西方体制。除非恢复“六艺”、“四部”的分类方式，或干脆回到秀才、举人、进士的科举考试，否则很难摆脱这种“影响的焦虑”。应某大报之邀，我正想参与讨论，一听说是反对设“国学博士”的，主事者当即表示，这文章可以不写了。

国学博大精深，但不该画地自牢。时至今日，我还是相信王国维的话：“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硬要将“国学”与“西学”做彻底切割，不说理论上不够圆融，实际效果也不佳。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如何看待新旧与中外，有过很激烈的争论，而日后对中国文化研究及建设作出更大贡献的，是《新潮》诸子，而不是《国故》诸君。

谈论国学，其视角有广狭之分，在“固守五经”与“兼及雅俗”之间，我倾向于后者。照理说，前者边界清晰，且渊源有自，容易做成“大学问”，只是因不接地气，很难茁壮成长。后者则“无往而不在”，兼及精神与物质、殿堂与市井、书斋与田野，更容易为广大民众接纳。说到底，热衷于谈“国学”的，更多动力来自政界、商界及大众媒体，而币是学院派。

国学必须活在当下。世人所理解的国学，大都是“中国固有的或传统的学术文化”。而晚清以降的中国文化，因其接受了西学的洗礼，很容易被剔除出去。这也是很多大学的国学院在确定研究对象时，将边界划到辛亥革命的缘故。这么一来，国学也就成了“博物馆文化”——很优雅，也很美丽，但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这是我最担心的。如何让中国文化重新“血脉贯通”，是每一个关心国学命运的读书人都必须认真考虑的。

在这个意义上，“国学”确实需要有“新视野”。

（选自《文汇报》2015年9月30日）

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中国主流电视媒体作为意识形态的重要窗口，必然要立足于本土文化，坚守文化自信，争取国际话语权，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范式，传播中国传统东方美学理念。

在全球化语境下，文化传播的全球化仍然要面对诸多文化审美困境。首先，文化传播的全球化意味着强势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可以超越时空，被其他群体认知甚至认同，极端者甚至会导致文化霸权；弱势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可能主动或被动地向强势文化迁移，成为强势文化的追随者，由此也会催生文化焦虑。其次，经济的全球化也可能引发人类社会审美情感的普遍钝化。在消费社会，人的官能被持续刺激，感情被交换，情感生态出现失衡。在信息社会，人们的时间越发碎片化，心态浮躁不安，灵魂无处安放，急需审美救赎。

从审美经验来看，文化艺术只有表达本土审美观念，才能激发群体成员的共情共鸣，唤起民族文化记忆，强化群体文化认同。近年来，国家积极推动广播电视节目创新创优，强调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传播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时代气息的中国故事。基于此，广播电视机构的电视文化类节目充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从内容和形式两个维度进行创新，抒写国人情感，构建集体认同。

在此，《中国诗词大会》用绚丽的视听手段、精彩的环节设计让观众回味唐诗宋词的豪放与婉约，感受东方诗意人生，重塑中华审美情趣；《经典咏流传》用现代音乐形式对古典诗词进行重新演绎，捕捉细腻的人情人性，使观众在曼妙的国风旋律中找到情感皈依；《朗读者》用温暖的声音传递文学与情感之美，浸润观众的心灵，唤起全民朗读的热情；《国家宝藏》以“馆藏国宝文物”为立足点，利用情景再现方式讲述文物的前世今生，赋予文物鲜活的生命力；《衣尚中国》则聚焦中华传统服饰艺术，探寻服饰背后的美学精神，通过“历史空间”“匠心空间”“创演空间”多重演绎，唤醒观者的文化记忆、激活受众的情感认同，让美融入生活。

这些电视文化类节目借助民族文化符号，综合运用舞台艺术的多重手段，调动了戏剧、绘画、舞蹈、书法、武术等艺术元素，塑造了符合当代中国人欣赏习惯的审美意象。在这些具有“中国意象”的符号背后是鲜活生动的历史人物、丰富厚重的民族文化和别具一格的审美情趣。节目基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审美意象的整体观照，既凝聚了观众的民族集体认同，同时也展现了主流媒体的文化自觉和责任担当。

中国电视文化节目应该担负起文化自觉的责任，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肥沃土壤，重塑中国本土美学的审美自信，加快实现文化审美自主转型能力，为构建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特色语言体系起到重要作用，使中国传统东方美学走向世界，进而实现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想境界。

（摘编自《电视文化类节目传播中国传统东方美学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