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知识付费是一种与知识传播相关联的商业现象，近年来的发展超出了人们的预料。所谓知识付费中的“知识”，与传统媒体中的“知识”有所不同。这里的“知识”，其本质是通过交易手段使得更多的人愿意共享自己的知识积累和认知盈余，是通过市场规律和便利的互联网传播达到信息的优化配置,其形态包括线上教育、数字出版及咨询业等多种形态。知识付费可以看作“信息付费”，即在信息生产和消费者之间存在消费差，并可以通过平台进行信息沟通和变现。

知识付费风口的到来给整个内容生产领域带来了新的生机。对于知识生产者来说，知识付费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保护知识信息生产者的知识版权，激励优质内容的生产；对于知识付费的用户来说，在互联网信息爆炸时代，真正有价值的信息却相对稀缺。知识付费能够使用户高效地筛选知识，获得更个性化的信息服务。

（摘编自王国英《知识付费对内容为王的反思与重构》，《新闻论坛》2018年2月）

下图是市场知识付费排行榜中占有率大的几款产品（知乎、得到、在行、百度知道）的横向对比分析。

表一（数据来源：艾媒咨询）

材料二：

“知识付费”热在某种程度上是知识经济在人们生活中的倒影。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接入互联网的同时，也接入了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即互联网技术所带来的“知识经济”。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日益进步，“知识”成为支撑经济和经济增长的首要生产力要素，相应的人力要素、物质要素被大大削弱。在今天的社会中，个人要想在经济生活中取得成就，知识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这就迫使个人不得不获取更多的“知识”。

从社会经济生活的角度出发，知识对于消费者而言已经是一项必须要进行的消费。随着都市生活节奏的加快，移动互联网下信息爆炸所带来的社会议题如走马灯般快速变化，消耗着人们的注意力。如果不及时吸收新的知识和讯息，又很容易与同龄人失去共同话题。这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被迫追赶的焦虑感，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人们追赶时代步伐所必须付出的努力，即不停地学习以提升自己。

从知识付费者的角度而言，知识付费项目确实有着巨大的市场潜力。调查机构的研究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内容付费用户规模为0.93亿人，同比增长93.8%，预计2018年将达到2.9亿人。

（摘编自张程《内容付费：知识经济的倒影》，《记者观察》2018年3月）

表二（数据来源：艾媒咨询）

材料三：

实际上，知识付费作为一种互联网产品必然会遵循互朕网的法则，当然也免不了染上互联网的恶习。这个光速的时代，已经不给我们太多的时间去真正深入了解我们遇到的问题和感兴趣的事情，浮躁、表浅、速成是从“知识付费”产生之初就携带的基因，而我们强加给知识付费上的任何大的抱负，比如我指望通过听某一门大师课而获得我对不了解的领域的一个系统认知，这几乎是不可实现的。产品本身无论多精致也都是一个互联网的短、快、浅的通俗产品，音频这种方式本身抵达我们的时候就极容易流失，比如讲述内容的人可能讲不清楚、噌杂环境的消磨，听的时候人的注意力会分散。那么知识付费可以给我们什么？知识付费给我们一种“我在学习的路上"和“时间没有虚度”的自我暗示和安慰。毕竟比起通勤路上和睡前的发呆和胡思乱想，有人在耳边谆谆善诱，我们多少还是会拾取一些到脑子里的。还有就是当我们迫切地需要了解一个东西的时候，找到某一个知识付费产品，去粗取精后的知识的确更容易让我们快速获得。至于批评家们所指出的希望以知识付费去应对时代焦虑，那也是对知识付费的苛求。

（摘编自澎湃新闻网）

材料四：

知识付费产业要想向着更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必然会经历重大洗牌。洗牌后，未来的知识付费行业或许只能留下一两个平台，其他知识输出方只能在这些平台上生存。平台会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精准匹配知识分享者的产品和客户需求，保证客户找到有用的产品，而知识分享者找到能够“听得憧的人”。同时，平台要想做出声誉，就必须对知识产品严格评估。而知识产出者要想生存，必然会朝两个方向分化：一个是部分知识生产者会走向更垂直、更深度的道路，在某一领域深耕细作，保证自己提供的东西“有用”是他们的生存依靠；另一个是部分知识生产者会走向泛娱乐化的道路，他们提供的东西主要用于陶冶情操，扩大见识，保证自己提供的东西“有趣”是他们的生存之道。总之，所有的知识生产者都必须提供更专业、更聚焦、更精准的产品。

（摘编自易鹏《知识付费还得“洗牌”》，《环球时报》2017年11月21日）

虽然经过汉儒改造的儒家学说没能立即取得一统之势，但至少在表面上得到官方支持。汉武帝时期是从黄老道法向儒法转变的过渡期，汉初几十年的儒学复兴及武帝的提倡使得这一时期儒家思想的社会地位逐步提升进而形成风气是不争的事实。此期儒法两家还未能相互吸收整合完毕，处于独立于彼此的阶段，表现为被后世所诟病的“阳儒阴法"“外儒内法"状态。到宣帝宣扬“汉家历来以霸王道杂之”已经充分表现了儒法由外在彼此独立向内在一体发展的趋势。后世的“儒法合流”更多表现为儒家渐盛、法家渐弱，法家的合理、顺时之处不断为儒家所吸纳的大趋势。“儒法合流"的趋势最早在两者的对立中进行，界限分明，随后则作为一体的两端，不断契合。

随着儒法思想由外在对立到内部融合，“儒法合流"不断深化，“修经明学”务“在“轨德立化’’的儒生和起于“刀笔筐箧"长于“优事理乱”的文法之吏自然也处于不断的融合之中。随着儒学的复兴，王朝政府向儒生敞开了大门，越来越多的儒生充任各级政府官员，官员的技能和成分开始发生显著变化。武帝时博士几乎只备咨询之用，到元帝时则已是用度不足，可知儒生功用已经由原来流于表面的“缘饰"转而变得务实。尤其盐铁会议之后，贤良文学的辩论受到权力中枢的重视，当时的执政大臣专门召集贤良文学“问以得失”，使儒生成为一股活跃的政治力量。宣帝时“用吏多选贤良"，贤良文学大量进入政府任职，他们尊奉的儒家德治观念开始影响实际政治。

随着儒学渐兴，政府中也存在文法之吏改学儒术的现象，具有专业法律技能的文吏逐渐放弃排儒立场，许多继承法家传统的文吏开始学习经学。文吏之所以转学儒术，既有外部政治、文化环境的压力，也有内在精神价值的追求。从外部环境来看，随着经术传播的范围越来越广，公卿大夫们明显彬彬儒雅起来，社会风尚也悄然转向，文法之吏如果不甘愿被排斥于以儒学为主干的文化氛围之外，便必须选择认同儒术。这些以文法律令为文化背景的吏员，在他们已经适应了当时的政治生活，有的甚至已居高位的时候，依然花费精力补充修习新贵之学，自然是因为儒学之风大盛，以儒术为名目的选举及其所开辟的仕进之途更为光明和诱人。汉魏之际王桀的《儒吏论》对这一现象作了总结：“吏服训雅，儒通文法，故能宽猛相济，刚柔相克也。”准确地阐释了汉魏之际“儒法合流"对官吏思想的影响。总体来看，汉代法家政治的实施始终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在汉初表现为黄老政治包裹着法家思想，而后则嬗变为“霸王道杂之”的儒法合流。法家思想虽为后世所沿用却再也没有取得主导性的地位，讲求为政以德、执两用中等的儒家思想与系统性和实践性强的法家思想与制度的结合，成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精神内核和价值诉求。

(节选自《光明日报))201 年12月24目14版)

中国古代乡村社会普遍存在的祠堂，是古代中国人慎终追远的重要场所，彰显着“敬宗收族、亲亲有爱”的礼之精神。祠堂以血缘之基，融道德、信仰、礼三者于一体，规范礼制，聚族祭祀先人，团结族人，表达共同的精神寄托。

古代的“宗族”，是指有宗子，行宗法制而聚合成的“血缘—政治”团体。宋代程颐倡导士大夫阶层的宗族祭祀，到南宋朱熹制作《家礼》，提出了“祠堂”这一名词，确定了祠堂祭祀的格局。一个家族祭拜先祖，由宗子主持祭祀，叫敬宗；一个家族由宗子率领祭祀共同的先祖，即收族。宋明之后，甚至出现了不设立宗子的“族”。这样一个同族同姓的村落，尽管没有“宗”，仍然可以被称为“宗族”，这个时期的宗族制度，就成了“血缘—社会”团体。敬宗收族，使宗法不仅成为人与人之间的人伦共同体，而且成为生者与死者交通的人神共同体，具有重要的政治与社会功能。

祠堂的功能之一是祭祀宗族祖先或先贤。祠堂祭祀有多种，有季祭、节祭等。不管豪门或寒族，对祭祀都十分重视，仪式庄严，礼节隆重。祭祀先人是为了教育后人，立约族规是为了惩治违规犯律行为，借祖宗之威，禀祖宗之训。在祭祀中，族长要宣读族规和家训以及族谱，族长在此代祖宗立言，宣讲传统伦理，告诫和惩罚犯错子孙。凡做了错事的族人须站在特定的位置祭拜，寓意“低人一等”，以这样的方式来惩戒不良行为。祭毕，后辈向前辈行礼，族人之间相互行礼，这样，祠堂祭祀就成了一种精神联系的纽带。在这样的潜移默化中，家族成员从儿童期就受孝悌之礼等熏陶。祭祀活动既加强了血缘关系，又强化了家族内部的向心力，从而对族中成员的行为起到榜样或约束作用。

祠堂的动文化（祭祀）体现着祠堂的功能，祠堂的静文化（建筑装饰）也暗示或渗透着祠堂的功能。装饰文化作为祠堂文化的载体，涵盖了浓厚的道德观念、地域民俗，无论是家居陈设还是建筑中的雕饰彩绘，又或是牌楼照壁都成为传统文化的载体。洛阳新安县吕氏祠堂，照壁上刻画的“龙蛇龟田”象征吕氏族人要勤勤恳恳才能福临；各种各样的墀头“耕读”字样引导后人要辛勤耕作以立身立命，刻苦读书以立德立行。

儒家伦理中家族观念尤为深刻，祠堂作为整个家族的聚集活动之所，承担的是弘扬祖先美德、传承“孝礼”文化、维系亲情意义等功能。礼仪和道德结合在一起，从而延伸到更大的范围乃至整个社会，以期实现社会的稳定和谐。因此，祠堂祭礼，不仅是“情感一道德”性的，而且是“伦理一政治”性的。

祠堂作为礼制性建筑，并非是文化虚构，而是从对亲生父母之爱与敬延伸到对祖父、曾祖、太祖甚至整个宗族真实无妄的伦常尊亲的追溯以及对天地诸神的祭拜，关系着对人伦关系、社会结构、政治组织的理解。

（摘编自李玲《祠堂之礼：有秩序的爱》）

①瑞士数学家、物理学家欧拉善用简洁的函数表达真理，欧拉公式至今仍被认为是最具美感、最有魅力的公式之一。他还曾写下《音乐新理论的尝试》,将数学与艺术美结合在一起。这位天才给后人有益的启示:探究真理的动力中饱含着对美的追求,科学之美可诱发出科学家无限的创造力。

②尽管科学家们对科学美的阐述大多是零散的、即兴的，但不难看出他们对科学之美的肯定和重视。英国数学家、哲学家罗素从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中“读出音乐般的美妙”，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从达尔文《物种起源》中“见出生物世界无与伦比的统一之美”。科学家杨振宁则用高适在《答候少府》中的诗句“性灵出万象，风骨超常伦”，来描述狄拉克的反粒子理论带来的精神震撼。他还以虹与霓为例描述科学之美：小时候看虹和霓，被极美的表面现象所吸引，长大懂得测量后发现这种现象的物理原因，体会到了一种极深层的理论架构的美。

③科学美是自然和谐之美的映射，是人们发现自然之秘而产生的自我超越感，是从科学和谐统一的思想中产生的愉悦自由的心理体验，是促使他们勇攀科学高峰的重要原动力。

④科学美还包括审美直觉和审美灵感，不少科学家在科学创造过程中最初的选择,往往是依靠审美直觉来完成。比如狄拉克的“单磁核”假说，就是从磁与电共有的对称美中获得启示，后来被实验证实；物理学家卢瑟福探索原子结构时有种直觉，感到原子核是一颗“小太阳”；哥白尼在观察太阳系运动时这样描述：“太阳乘坐宝座率领着它周围的行星家族。”正是这些审美想象，启发了科学家的灵感，引导着他们前往成功的彼岸。

⑤反观我们的现实，科学美却被有意无意地冷落甚至剥夺。备受推崇的奥林匹克数学竞赛，已异化为机械的题海战术，孩子们很难在大量做题中享受数学的韵律之美。在科研领域，不少人急功近利，失去了探寻更高层次的科学美的机会。正如但丁所说，美是真理的光辉。漠视科学的美感，就很难探寻到真理的内核。在教育中，如果先让孩子欣赏“虹与霓”的现象美，再引导他们去探究背后的科学原理，是否更能激发其学习兴趣？在科研中，少一些功利，多一份对美的追寻之心，把单调枯燥的实验变成美的探险,或许更容易到达真理的彼岸。

⑥科学本来就是美的，探索未知世界的过程应是充满新奇体验的美的旅程。

材料一：

秦国为什么能统一天下？司马迁在“表序”中的解释显得牵强而无奈：秦并吞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结论居然是“得天下者必起于西北”！他说：“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学生凭借长期接受并形成的方法论和价值观，根本不相信司马迁说的这一套。于是，这种陌生化的阅读体验，正好可成为引导学生主动求异质疑，提高认识问题的思想水平的良好契机。

否定司马迁的解释，并不具备正面的价值意义。重要的是，从“表序”文本中，师生们能否用更为先进的方法论来“覆盖”太史公的令我们感到陌生的方法论呢？宋人陈善在《扪虱新话》中说：“唯知出知入，得尽读书之法也。”“知出”之后再“知入”，把现象重新转换,超越现象再组合，这是着眼于高层次阅读品质的培养。

司马迁毕竟是伟大的史家，他在自觉意识之外，倒是通过客观叙述，能够让读者在“表序”中捕捉到秦并吞天下的具有科学意义的原因：

1.“至犬戎败幽王，周东徙洛邑，秦襄公始封为诸侯”———秦国先祖不同于六国先祖，并非靠贵族血统封侯，而是凭战功封侯，崛起于底层。2.“穆公修政，东竟至河，则与齐桓、晋文中国侯伯侔矣”———秦穆公时大胆改革，终于做大做强。3.“秦杂戎翟之俗”“位在藩臣”“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摈）之，比于戎翟”———作为“藩臣僻国”，秦远离中原主流文化；又受少数民族的风俗影响，具有文化上的“杂交优势”。综合这三点，可以看出秦在战国七雄中是唯一的新生力量，它没有司马迁在“表序”后文中所说的“学者牵于所闻”的一个“牵”字，也就是鲁迅所说的“因袭的重负”，所以它有六国所不具备的开放的眼光、变革的精神、勃勃的野心。这才是秦能统一天下而六国不能的根本原因。

（节选自夏坚《如何面对一篇陌生的文本》）

材料二：

最近几十年来地质学，气象学和考古学的发现，也可以连贯到中国初期早熟的统一。中国文化发扬于黄河流域。黄河通过黄土地带。黄土铺盖着华北几省的广大地区，土质松疏，经常有100尺到300尺的深度，因之黄河夹带大量泥沙，随时有阻塞河床，冲破河堤，淹没人畜，损坏耕作物的可能，局部治理无济于事。因为人口增加，农业技术之进步，所以即使是春秋时代，各小国在黄河附近筑堤也已经妨碍了彼此的安全。但有些国家，还恶意的将灾害加诸邻国。足见光是治水一事，中国之中央集权，已无法避免。

季候风与农业的关系，也促使中国在公元前趋向统一。中国农产区的雨量，80%出现于夏季三个月内。季候风由菲律宾海循西北方向吹来，有赖于由新疆方向自西至东的旋风将这气流升高，才能将温度降低，使其中水分凝结为雨。这样一来，下雨或不下雨，全靠两种气流适时适地的聚会。要是它们经常在一处碰头，其地必有水灾；反之即有旱灾。

从春秋到战国,上述背景,只能增加国与国间的冲突｡根据周朝以前的规定,各国不能随便筑城设防｡但这几百年长期扰攘,却大开各国违“礼”筑城之门｡有关的邻国,则因对方设防而备感威胁,更要先发制人｡凡此种种设施,都增加中央集权的趋向｡

所以,全面竞争之后,小国无法生存,因而有趋向整个统一的趋势｡始皇灭六国的期间,公元前243年“蝗蔽天下”,235年“天下大旱”,前230年和228年均是“大饥”,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以嬴政又称自己的功劳为“堕坏城郭”和“夷去险阻”,也就是全国对内不设防,食粮全部流通。这样才能“振救黔首(老百姓）周定四极”。无从“褒贬”之余，我们只好强调中国在公元之前统一，而且自嬴秦之后，以统一为正轨，实有天候和地理的力量支撑着。

（节选自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材料三：

（节选自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

①虽然有关《诗经》如何成书的问题仍待细究，但我们有理由认定，“王官采诗”的说法值得注意。“采诗”是从上古传下的制度，周王朝的统治者派出专门人员到各地采集歌谣，以此观风俗、察得失。也正因如此，《诗经》作为“王官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贵族教育和培养体系中的一门课程和一部教材，它能够在贵族子弟尚未广泛深入接触社会之前，识于“物”，明于“事”——丰富他们的知识,健全他们的情感。

②孔子在谈到读《诗经》的益处时，特别提到它可使读者“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足见已将《诗经》当作一部博物学著作甚至百科全书来看待。《汉书·艺文志》著录的《毛诗故训传》对诗中提及的动植物加以注解，这为人们理解《诗经》及产生它的时代提供了一种路径。受前贤著述启发，三国吴人陆玑撰成《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不仅提拈出《诗经》中动植物的名称，还附述其样貌、形态、功用和生长环境，有时更综合对比不同地域的不同称呼以丰富人们对该物之认知。比如《秦风˙蒹葭》中第一句“蒹葭苍苍”，陆玑在疏中写到：“蒹，水草也。坚实，牛食之令牛肥强。青、徐州人谓之蒹，兖州、辽东通语也。葭，一名芦菼(tǎn)，一名薍(wàn)，薍或谓之荻……扬州人谓之马尾，以今语验之，则芦薍别草也。”明人毛晋据陆玑疏所作《毛诗陆疏广要》，其中辨蒹、葭之别，并录别名十五种。如此详细的分辨考证，既存注疏者本人的见闻，也有他们思考判断（“验之”）后所得出的结论。

③在这类路径的解析之下，《诗经》成了一种“博物志”。很显然，熟读《诗经》者更易成为博识之人，但绝非仅仅识于“物”而已，先秦以至后世的贵族，还会依据《诗经》所述来传递信息、理解隐义，因明于“事”而做到“迩之事父，远之事君”。

④汉代的刘向在《说苑》中就记录了一则与《诗经》有关的“父慈子孝”的故事。魏文侯将自己不太钟爱的太子击封在中山，三年间都很少往来，一次太子击遣舍人赵仓唐向文侯进献礼物，文侯问太子平常读什么书，赵答《诗经》，文侯又问太子读哪些篇章，赵答《晨风》《黍离》。熟悉《诗经》的文侯当然知道，《晨风》写的是“未见君子”的忧伤心事，而《黍离》则抒故国之思，于是立刻赐给太子一袭衣裳，并敕令赵仓唐在天明之前一定要送达。太子击受赐开箧之后，发现下裳在上、上衣在下，马上吩咐安排车驾，即要前去谒见文侯。赵仓唐大惑不解，太子击解释道：君侯赐衣，其实不是让我御寒，而是下令召还，这就是《齐风》中的“东方未明，颠倒衣裳，颠之倒之，自公召之”。果然，太子复归其位，父子君臣皆大欢喜。可见，接受过《诗经》教育的王公贵族，常会使用其中的诗句来“编码”和“解码”，由此交流沟通，既能矜持含蓄地传递话语，亦使信息交换的过程具有一定的保密性。

（摘编自谷卿《〈诗经〉里的物、事、情、理》）

道法自然是中国文化中一个重要的哲学思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含义：一曰“自然界”，日月星辰，山河大地，万物生长，丰富多样，唯其丰富多样，方蔚为大观。二曰“自然律”，自然而然，万物各有其性，无不顺天而生，只有顺应自然，方能得道而行。

万法归宗，内涵深广。万法，可理解为万千法门，条条门径，径径通达；归宗，可理解为种种法门，如百川归海，终归一宗。

道法自然，就教育而言，就是要效法自然之丰富性，追求教育生态的多样化；就是尊重自然之道、遵循人的成长规律，因材施教，顺天致性，使生命得以舒展。万法归宗，就教育而言，就是要始终不忘初心，立德树人。教育生态，丰富多样；教育方式，林林总总；教育方法，千变万化。但无论何种样式的教育，都要以人的健康、幸福和成长为宗旨；都要直指人心，培养有道德的心灵；都要以舒展生命、净化心灵、启迪智慧、提升德性、健全人格为指归，使人变得更高尚，更幸福，更有价值。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禀赋，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路径，教育应该顺应人的天性，追求个性化的教育，努力创造适合每个学生成长的教育，使每一个生命都得到和谐而又充分的发展。

只有多样化的教育生态才能形成“不拘一格降人才”“万紫千红总是春”的教育格局；只有各种人才脱颖而出，才能形成万马奔腾、龙腾虎跃的生动局面，从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形成多样化的教育生态和个性化的教育，必须有宽松的环境，肥沃的土壤，自由的空气，开放的胸襟，形成以人为本、和而不同、不拘一格、纵横开合的办学格局。

教育是为人而存在的，教育应该尊重人的个性。美国的道尔顿教育计划非常注重对学生个性化的教育。道尔顿教育认为，人的知识结构是因人而异的，由此形成了道尔顿教育的知识结构论和学生选课指导依据。在他们看来，选课必定促进学生的知识构成发生变化，促进学生形成单核(在一个学科领域有发展潜能)双核和多核等不同类型的知识结构。对于明显的单核或双核知识结构的学生，学术倾向较重，他们未来发展往往是朝着一个或两个领域深化，要注重加强对其核心领域的课程支撑。对于多核知识结构的学生，他们的人生道路选择面广，更多地具有领袖气质，要注重对他们的领导与组织能力的培育。围绕学生的知识结构创设相应的课程体系，能促进他们的个性化知识构成，促使学生的志趣逐步形成，从而为学生的专业选择做好准备。

（摘编自翟小宁《道法自然与万法归宗》)

文学时空观的演变及其意义

①文学特别是叙事文学，有两个基本的构成要件，一个是时间，另一个是空间。所谓的时间是指什么呢？任何一部叙事文学作品，都必须经历一个时间的长度量，它必须有起始、发生、发展、高潮、结尾，要经历一个时间的跨度。作家正是通过时间的变化，来展现人物的命运，并以此表达他的某种道德判断、他对读者的劝告、他提供的意义。什么是空间呢？空间是在时间变化当中出现的片段，比如场景、画面、人物的装束、衣服、帽子、肖像——包括戏剧性的场面，所有这些都在空间的范围内。

②过去的文学，是时间和空间两个部分构成的，这两个部分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传统的文学里，空间永远是附属于时间的。空间不是没有意义，它有意义，但是它的意义从属于时间的意义。也就是德国思想家瓦尔特·本雅明当年告诫我们的，文学作品要提供意义，要提供道德训诫，要对人对己有所指教。可是到了18、19世纪以后，空间性的东西开始急剧上升，加速繁殖，然后空间性开始慢慢取代时间性，并压倒时间性。在传统的文学里，空间是时间化的；在今天的文学里则相反，时间是空间化的。而且，空间最后碎片化了。我们都是碎片化空间的俘虏。

③究竟是什么造成了文学时空观的巨大变化呢？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社会本身发生了变化，因为文学从总体上来说是在模仿这个社会，它是对社会的一种反映。那么，这个社会发生了什么变化呢？近代科学带来巨大的变化，呈现了太多空间。旅行变得太容易了，你可以随时经历无数个空间。在旅行当中，你不经历时间变化，你经历的是空间，从一个宾馆搬到另外一个宾馆。这样一种变化，跟近代科技的进步有非常大的关系。碎片化的空间，在以几何级数加速繁衍。我们一生中经历了无数的事情，这是古人远远不敢想的，这构成了我们物质生活也是文化里非常重要的部分。但同时，它也造成了另外的后果，就是恍惚中，我们都忘了时间。

④有的人也许会说，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空间化的碎片中也挺好。我自己有时候也很爱读那些空间化的小说，比如说类型化的小说，我喜欢读侦探小说，也喜欢读金庸的武打小说。疲劳的时候你读一读，确实非常有趣。这都是很正当的娱乐行为。

⑤可是，因为我们过度地沉湎于这样一些空间性的行为中，我们忘掉了文学最根本的目的，它要提供意义，它要阐述对这个世界的深刻理解，它有个巨大的情感上的诱惑力——这些东西本来是文学最核心的东西，而我们现在把它排除了，文学变成一种简单的娱乐。今天有个口号叫“娱乐至死”，这很可怕。

⑥如果你真的能把时间忘掉固然挺好，但问题就在于，我们忘记不掉。我们还是时间的动物，我们只不过是假装忘记了时间，时间一直在那儿，它从来不停留。《红楼梦》里写道，“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说得很清楚。我认为，没有对时间的沉思，没有对意义的思考，所有的空间性的事物，不过是一堆绚丽的虚无、一片绚丽的荒芜。

⑦如果作家不能够重新回到时间的河流当中去，也过度地迷恋这些空间的碎片，那么我们每个人就都会成为这个河流中偶然性的风景，成为一个匆匆的过客。

（选自格非《文学时空观的演变及其意义》）

作为一种文化创造，古代建筑随着人类智慧的增长而发展，由最初简单的抵御防护功能扩展为承载多种社会功能，富有多样的文化内涵，构成了中国意味悠长的建筑文化。我们的先民把数的元素外化融入到建筑之中，不仅使建筑中的数和天象、天文、阴阳、时令、地理、地利等融为一体，也借助于建筑中数的意象来表达审美、和谐和等级的价值追求。

《周易·系辞传上》：“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这一思想在中国古建筑尤其是宫殿建筑中被普遍运用，北京故宫分前朝和内廷两大部分，前朝是皇帝上朝、议事的地方，主要是男性活动的场所；内廷是皇帝和嫔妃们居住生活的地方，主要是女性活动的场所，这正应验了天地阴阳、乾坤相合的理念。易学还创立了“阳奇阴偶”的数字奇偶观念，即“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并且特以六、九为阴阳的代表，规定奇数对应天，属于阳性，象征吉祥、和谐与美满；偶数对应地，属于阴性，有阴冷和不祥的意义。中国古代有“九重天”之说，建筑构造“九”数的重复出现，意在暗合寰宇之“九重”。拿北京天坛来说，它分上、中、下三层，第一层径九丈，取“一九”之意；第二层径十五丈，取“三五”之意；第三层径二十一丈，取“三七”之意。此外，天坛的高度、栏板数目均采用了一、三、五、七的阳数，暗合“太极”和“九重天”。

整个北京故宫建筑同样从数的角度体现了阴阳相合、天地对应、龙凤呈祥的意蕴。故宫前朝的主要建筑物也是故宫的中心所在，三大殿分别立于汉白玉雕琢的三重台阶之上，太和殿九开间、进深五间，七十二巨柱都是九或九的倍数或奇数。故宫内廷以乾清门一线为界，以位于中轴线上的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为主体。内廷多用偶数当中较好的数字“六”。有两宫六寝，体现了下方、后方、偶数、负数为阴的民间信仰；而外朝主殿布局采用奇数，成为五门、三朝之制，正表达了中国传统以上方、前方、奇数、正数为阳的意蕴。

中国传统社会常常借用数字来表达某种美好的愿望。普通百姓喜欢偶数中的“六”，之所以如此，是他们认为上下四方为“六合六运”之数，最为圆满吉庆。作为山西省祁县民居建筑的代表，乔家大院就是由六个院落组成的，其目的是祈求乔氏家族六六大顺。

两千多年的传统中国社会，建筑这种有形的载体还被赋予了等级性。《易经·乾卦第一》中说：“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龙是帝王化身，故九、五为帝王之数，即人们常说的“九五之尊”。“九”是奇数中最大的数，代表皇帝的权威；“五”不仅来来源于“五行”，也位于奇数正中，代表皇帝坐镇中央，因而九、五代表皇权至高无上，从而导致中国封建宫廷建筑往往运用九与五两个数字加以显示。天安门城楼正面宽九间，门上装有九路门钉，即纵横各九排，又呈“九”的倍数，故宫房间为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暗含“九五”至尊的意思。

（节选自李玲《中国古建筑的数理意蕴》，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