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公元前310年，秦惠文王嬴驷灭蜀后，便以蜀为基地，开始经营“巴蜀微外”的西南夷。公元前246年，秦王嬴政即位，继续以蜀为根据地开发西南夷，并命蜀郡太守李冰在川滇交界地区修筑通往西南夷的道路。公元前221年后，嬴政又在其基础上不断延伸，直至郎州（今云南省曲靖市）附近，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五尺道”。此外，嬴政还在西南夷部分地区设立了郡县，并派官吏进行直接统治。如《史记》中载：“邛、笮、冉駹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常通为郡县。”
——摘编自龚德全《秦汉时期“西南夷”社会的历史状况及其开发》
材料二 自窝阔台至忽必烈，蒙古人先后灭亡了大理和南宋，建立元帝国，并在西南地区积极开疆拓土，开辟交通路线，如在云南地区新辟通达内地的要道。在元朝统治者看来，西南边疆与内地并无很大区别，它既是赋税来源，也是对外扩张、交流的基地和门户。为管理西南，元政府迁移大批汉人、蒙古人、色目人在当地屯田，扩大矿藏的开采，至于蛮夷腹心之地，则“制兵屯旅以控扼之”。此外，元政府在委派行省大员的基础上，兼用土酋或宗教首领充任土官，统摄军民。土官虽世袭，但遇纠纷，仍要接受行省官员裁决。在教育上，元政府广开学校，并立文庙、塑孔子像，时人称为：“虽穷边蛮僚之乡，咸建庠序矣”。在这一过程中，各少数民族传统的风俗习惯与内地的政治制度仍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摩擦，而过重的赋税、兵役及边疆官吏的民族歧视、贪赃枉法等，也加剧了民族矛盾和冲突。
——摘编自方铁《蒙元经营西南边疆的统治思想及治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秦始皇经营西南地区的有利条件。
(2)根据材料二，概括元朝经营西南地区的特点，并综合上述材料，分析古代王朝对西南地区经营的历史意义。
材料一 以环太湖地区为分布中心的良渚文化，影响波及淮河流域地区、华南地区。良渚文化的代表包括有着高水平的制玉工艺、精美的磨光黑皮陶、通体磨光石器、精致漆木器。良渚文化遗址中虽并未发现黍、粟等旱作农业品种遗存，但发现了大量的炭化米（谷）、颖壳和小穗等不同的稻谷存在形态，其中以炭化米数量为多。稻米是良渚社会居民的食物主要来源。良渚文化中的墓葬，可分为两类。一类，如马桥文化中见到的那些小墓，其中有的无随葬品，有的仅随葬一些日常用品；另一类，如张陵山墓葬，往往不与“小墓”为伍，而葬于人工堆筑土台上，常使用棺、椁，以玉钺、琮、璧这类重器随葬。良渚社会在社会组织、意识形态和经济基础等方面已经具备文明社会特征。
——摘编自郑云飞《良渚文化时期的社会生业形态与稻作农业》等
材料二 从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末，陆续发现了以玉器为主要随葬品的良渚文化大墓，琮、壁等玉礼器以及墓葬等级的差异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发达程度。2007年发现良渚古城，2015年确认水利系统，这些都将良渚文化推到了国家文明的高度，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被列为世界遗产。如果没有对良渚80多年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中国在距今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已经存在如此成熟发达的文明社会。通过再现良诸文明的历史，可以发现它对其他新石器时代文化乃至后世中华文明，均产生了礼制、艺术、文化等各方面的影响，这一过程同时见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演进历程。
——摘编自刘斌《良渚与中国百年考古——被低估的中国新石器时代》
(1)根据材料一，概括良渚文化的特征。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80多年的良渚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的历史意义。
材料一 北宋的农业生产有重大发展。农民使用的铁制犁铧多样化，主要有尖头和圆头的两种，用以耕作不同土质的土地。安装铁锌的耧车，在北方普遍使用，提高了播种速度。河南地区耕牛不足，有人创造了人力翻土工具——踏犁，可代耕牛之功半。鄂州农民创制了插秧工具——秧马，一日可插千畦。修复了汉唐以来许多废弃的渠堰，又新建了大批水利工程。农田垦辟，耕地面积逐渐扩大。越南传入的占城稻，这时在福建普遍种植，又推广到江淮地区和淮河流域。茶的栽培遍及大半个中国，桑麻作物在全国各地普遍种植。
——摘编自王士立《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与水争田和与山争地，仍是明清时土地利用的主要途径。同时，人们还加紧对盐碱地，冷浸田、低产田等的改良和利用。甘薯传到中国，到18世纪前期，长江流域许多省都有栽培。至迟到16世纪中期，玉米已传入中国，马铃薯也是明清传入的新作物之一。18世纪中叶后，山东、河北、陕西关中等地较普遍实行了三年四熟或二年三熟制，南方多熟制也发展成熟。明清时期，肥料的种类和积制方法也得到了发展，主要的肥料有厩肥（养猪、养羊积肥）、熏土、泥肥、饼肥、磷肥（骨灰和灰粉）、绿肥等，施肥的方法也有所改进，明末沈氏提出了著名的“看苗施肥”技术。
——摘编自《明清时期的农业》
(1)根据材料一，概括北宋农业发展的表现。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明清时期农业发展的原因。
材料 徐特立（1877一1968）是20世纪“中国杰出的革命教育家”。1937年1月，徐特立到达延安，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1937年2月，根据他的建议，鲁迅师范学校成立。
这是中共在陕甘宁边区建立的第一所培养文化教育干部和小学师资的中等学校。1940年9月，延安自然科学院开办，徐特立任院长。在他的教育、科研、经济三位一体办学思想指导下，充分发挥学院的科技优势，为边区的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作为边区教育的领导人，他指出前进的国家与前进的政党对于自然科学不应该任其自发盲目的发展，而应是有计划有步骤的发展。他对自然科学及其教育发表了许多精辟见解，为新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摘编自陈宗海《徐特立与延安时期的教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徐特立对边区教育事业做出的贡献。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徐特立取得教育成就的原因。
材料一：梁启超积极主张向西方学习，但他反对照搬，认为学习西方的法律制度与思想，应根据本国的情况，有鉴别地吸收。“万不能将他社会之思想全部移植，最少亦要从本社会遗传共业上为自然的浚发与合理的箴砭洗炼。”“采西人之意，行中国之法”，或“采西人之法，行中国之意”，走中法与西法相结合的道路。梁启超认为，中国不仅要引进西方的法律学说，而且要引进西方的法律制度，制定民法、刑法、诉讼法、行政法等国内法，应加强研究和发展国际法。
——摘编自刘新《梁启超法治思想研究》
材料二：2018年，习近平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要推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使社会主义法治成为良法善治。”坚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立法，努力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愿、得到人民拥护；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执法和司法，坚持严格执法、弘扬真善美、打击假恶丑，坚持公正司法、发挥司法定分止争、惩恶扬善功能；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健全各行各业规章制度，完善市民公约、乡规民约、学生守则等行为准则，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人们日常工作生活的基本遵循，努力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和社会秩序。良法善治的法治中国与人民的美好生活交相辉映，成为中国之治最靓丽的风景线。
——摘编自张文显《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梁启超的法治思想并分析其产生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时代“良法善治”的特点和意义。
材料一 殷周时代的国家，一方面还没能摆脱氏族纽带，呈现出了浓厚的“家国不分”色彩，另一方面又孕育着日趋集中化的权力和日趋复杂化的官员组织。到了战国时期，经济和社会的进步已足以支撑起一个更复杂的文明了，这就呼唤着更高级的管理形式，变法运动遂应运而生。由此建立的官僚政治的基本特点，包括分科分层的官僚组织架构、严格遵循法律法规和充分利用文书档案，以及“选贤任能”，依赖职业文官而不是贵族来承担行政等方面。伴随着秦朝的统一，一种新的政治体制正式奠基，随后便是“汉承秦制”。
材料二 汉初，刘邦依赖一群“亡命无赖”逐鹿定鼎，带来了汉初的“布衣将相之局”。周代那些延续已久的显贵家族衰败了，世族一时出现了断层。汉初的统治者来自“军功受益集团”，这是一股新兴的势力。汉初时约有60万将士因军功赐爵而获得田宅，军爵的受益面可达300万人，约占当时人口的五分之一。此后的一个世纪中，这个阶层逐渐下降、消失。相形之下，文吏和儒生们活跃于政治舞台和文化舞台，这两个群体都是流动而开放的。不过，世族因素依然开始了新一轮的积累。尽管西汉社会很富于平民性．官僚政治也是“选贤任能”的，可是总会有某些家庭得以父子、甚至父祖相继居官。越是早期社会，宗法观念越浓厚，家族单位越重要。这些新的世家依靠官位逐渐建立了社会影响。随着社会的文化发展，世代传承学术的“学门”型世家也在不断地滋生。“名士固然不一定从大姓、冠族中产生，但出于大姓、冠族的恐怕要占颇大的比例”；“士与宗族的结合，便产生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士族”’。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与殷周相比，战国到秦汉时期中国政治社会的主要变动；并分析造成这些变动的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士族”社会形成的历史条件，并分析“士族”的形成对中国历史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1950年到1976年， 中国正式与受援国签订协议的援助款额为619亿人民币。约80%的金额都用来援助越南、阿尔巴尼亚、朝鲜、罗马尼亚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对外援助在内容上主要由成套项目、一般物资援助、军事援助和现汇援助这四部分构成。新中国领导人将对外援助视为贯彻革命外交路线的手段。因此中国对外提供的援助不仅数额大、力度大，而且让渡性也很高。以贷款利息为例，1964年中国政府将全部贷款改为无息。
——摘编自蒋华杰《冷战时期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援助研究(1968-1918)》
材料二 1980年11月 国务院指出对外援助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经调整，援外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被严格控制在国家财力允许的范围内。1995年起，中国以优惠贷款作为新型援外方式，主要投向受援国的经济基础设施领域。在促进受援国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中国企业开拓国际市场。21世纪以来，对外人力资源开发与合作、援外志愿者等也逐渐成为中国对外援助的重要方式。援助领域已从经济基础设施领域扩展到社会基础设施、能源资源开发、工业、 农业等多个不同领域，受援国分布更加广泛。
——摘编自刘方平《改革开放以来外国对外援助研究》
(1)据材料分别概括两个时期中国对外援助的特征。
(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指出调整对外援助政策的主要原因，并简析其意义。
材料一从汉代多种史籍来看，汉武帝之时张骞“凿空”正式开通了丝绸之路。经元狩二年（前121年）春夏的两次战役之后，西汉已基本将匈奴的势力从河西驱逐出去。控制河西走廊后，西汉逐步设置了郡县，为了加强对西域的控制，还将移民屯田扩展到西域。汉长城在当时称为“塞”，包括城、障、燧、亭等设施的汉塞集军事防线与交通渠道为一体。将长城延伸至河西、西域，有力地保障了丝绸之路的安全畅通。
——摘编自荀长玲，徐黎丽《两汉对丝绸之路开通与维护的贡献》
材料二宋代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明显提高，指南针广泛应用于航海，中国商船的远航能力大为加强。更重要的是宋代社会经济发展远超前代，私人海上贸易在政府鼓励下得到极大发展。宋代海上丝绸之路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商路。对外贸易非常活跃，商业的繁荣程度居世界领先地位。繁荣的海外贸易也为宋政府带来了可观的收入，南宋时期“市舶之利，颇助国用。”
——摘编自许尔君《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现实与未来》
(1)根据材料一，简述汉代开拓与维系丝绸之路的措施。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海外贸易发达的原因。
(3)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海外贸易发达的影响。
材料一 魏晋至宋元时期北民的大量南迁，以及南方人口的自然增长，使该地成为全国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终致人满为患，于是出现了明初政府组织的移民潮。明太祖将江、浙、皖、精等地数十万人民移至人烟稀少、土地荒芜的黄淮间地区，又把山西和山东东部地区的人民移往河北、河南和山东西部等地。同时，在长城一线设置了9个边镇，设立卫所、移民屯边，规模达千万之多，这在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摘编自唐克周《中国古代移民问题初探》等
材料二 清军入关，东北人口大减，土地荒芜。顺治初年清政府“招徕流民”垦荒以开发东北，颁布《辽东招民开垦例》以减免税等政策鼓励移民。为了维持满洲固有的风俗以及保护满洲旗人的生计，1668年康熙皇帝下令永远停止在辽东招民授官，东北地区进入了封禁期。清政府甚至企图通过“清边”之策来阻止流民出关，但效果不甚理想。1861年东北地区部分开禁后，特别是日俄战争爆发后，东北地区的移民急剧增加。清政府在吉林、黑龙江两省都设立了招垦局，统一管理移民事务，因此关内北方各省的贫苦农民更加“蜂攒蚁聚”，聚族而居。光绪时东北完全开禁，闯关东的中原流民如洪水般涌入，使东北人口激增到1000余万。
——摘编自李艳男《清末民初东北关内移民与社会变迁浅析》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初移民潮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代关内东北移民的特点，并说明其影响。
李超的“新生"
李超，广西梧州人、先求学于梧州，广州等地，后就读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李超的家庭不支持她求学，因而她生活困难，患肺炎后，无钱治疗，1919年8月病亡。李超死后，其家庭置之不理，指责她“至死不悔，死有余辜"。11月，北京教育界召开追悼大会，有1000多人参加，胡适、陈独秀、梁漱溟等现场作了演说。1920年，杭州女子师范在省女师操场举行了李超追悼会，“各界人士莅会者不下万人，挽歌诗联四五百轴”。
李超的一生，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事迹。……我们研究他的一生，至少可以引起这些问题：一、家长族长的专制。……二、女子教育问题。……三、女子承袭财产的权利。……四、有女不为有后的问题。……
——胡适《李超传》《晨报》1919年12月1日、3日）
涵养与发挥情感是积极的道路。北京的妇女不来吊一吊李女士，却华装丽服坐汽车去满街跑，许多妇女并不要求妇女解放，这都是麻木。麻木就是处于情感的反面。他自己既不要求，你便怎样指点问题，乃至把解决问题的道路都告诉他，他只是不理会！
——梁漱溟《李超女士追悼会之演说词》（《晨报》1919年12月22日）
对于李超女士底事件，我们可以看出社会制度上两大缺点：一是男系制，一是速产制。……
李女士之死，我们可以说：不是个人问题，是社会问题，是社会底重大问题。
——（陈）独秀《男系制与遗产制》（《新青年）1920年1月1日）
作为历史的观察者，概括说明李超之死为何会引发广泛的社会关注，并谈谈“李超们"新生的出路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