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世纪60年代初，新中国对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政策，尤其是对法国的政策表现得灵活、务实。毛主席称赞戴高乐总统“有勇气同美国闹独立性”，而戴高乐对美苏都在打“中国牌”。1963年底，周总理接见戴高乐特使富尔，谈到中法之间的共同点时说：“莫斯科三国（苏美英）部分禁核试验条约，你们没有签字，我们也反对”“我们都要维护自己的独立和主权……不允许几个大国垄断世界事务”。1964年，中法建交，不久后，台湾撤退“驻法使馆”。
——摘编自王惠《新中国外交》
材料二 1964年1月27日中法建交，被称为“一次突如其来的外交核爆炸”。戴高乐曾预言，法国同中国建交，“只不过是如实地承认世界。法国认为，目前还在等待的某些政府，迟早会觉得应该仿效法国”，而且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也承认，“戴高乐在我实现对承认人民中国的问题的政策转变上起了重大作用”。
——摘编自张锡昌《中法建交40年再回首》等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法建交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法建交对中国的积极影响。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之初,政府以全面移植苏联体系的方案,创立了一汽。此后,在被封锁的特殊环境下中国出于备战的目的创立了重庆重型汽车厂、二汽等企业。在二汽等企业的创办过程中,一汽起到了“包建”的作用，所以二汽的发展模式又可以称为“苏式体系本土化模式”。而以上海汽车工业为代表的“本土渐进演化模式”并非直接由苏联大规模转移现代技术而来,而是以民国时代汽车修配业的基础嫁接现代技术而成。所以,从技术发展的角度说,该模式体现为渐进演化,而非整体转移。新中国成立后,不少地区都发展成为了汽车生产基地。尤其是大跃进和“三五”期间’中国汽车工业曾经“遍地开花”,分布于大江南北,形成地理分布上的散布型格局。而这种“遍地开花”也直接造成此后中国汽车工业产业集中度不高的结构性弊病,负面影响至今犹在。
——摘编自关云平《中国汽车工业的早期发展（1920—1978年)》
材料二 在20世纪50年代前期，美国、欧洲生产的汽车充斥日本市场，大有泛滥之势。面对危机，日本政府为保护民族工业，对进口汽车征收40%的关税，并严格限制外国资本向民族汽车工业渗透。同时，日本汽车公司也积极寻求出路，一些小的公司纷纷与国外公司搞“事业合作”或 “技术合作”，而丰田却依然依靠自身力量进行研发。战争结束后，日本大量的航空技术人员转为汽车技术人员，为日本汽车产业的恢复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1950 年，美国侵朝战争开始，向日本订购了大量的军用汽车，为日本汽车工业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刺激了日本汽车工业的发展。1955年，日本制定《经济自立五年计划》，在资金、税收、外汇等方面支持各汽车公司引进底特律自动生产线，进行大规模的设备投资，并提出发展国民车的大胆构想，鼓励企业生产供日本老百姓使用的微型汽车。50 年代末，日本汽车工业形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
——摘编自徐 充 姜 威《日本汽车产业的发展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初期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状况。(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总结战后日本汽车工业体系形成的原因，谈谈其对中国现代汽车工业发展的启示。
材料 1901年，李鸿章辞世，梁启超在当年撰成的《李鸿章传》中称“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1927年由清史馆印行的《清史稿·李鸿章传》评其为人：“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庶不愧社稷之臣。”1949年以后的相当长时间，我国大多数学者对李鸿章持否定态度。例如，胡滨对其的定论是，“李鸿章一生的历史，是一部对内镇压人民起义、对外出卖民族利益的反动历史”，刘祚昌认为，“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屈指可数的反动头子，他的政治生涯的记录便是近代中国人民种种灾难的历史。”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许多学者对李鸿章提出了新的看法。例如，陆方指出：“如果肯定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发生过某些积极作用，也就应该肯定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的功绩。当然洋务运动也有镇压人民的一面，李鸿章也有逃脱不了的罪责。”
——摘编自关捷《不同时期史学界对李鸿章的评价》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不同时期史学界对李鸿章的评价。(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影响对李鸿章评价的因素，并说明评价历史人物应遵循的原则。
材料 关于曹魏张皇后被废一事，最早见于陈寿《三国志》，“（嘉平六年二月）庚戌，中书令李丰与皇后父光禄大夫张缉等谋废易大臣（司马师）……事觉，诸所连及者皆伏诛。辛亥，大赦。三月，废皇后张氏”。宋代学者胡三省，则指出司马师弑后而非仅废后，并强调“曹操杀汉后伏氏，而司马师杀魏后张氏，此不惟天道，亦操之有以教之也”。清代学者黄恩彤亦认为：“窃谓（曹）操第弑后耳，司马（师）则不止弑后，且弑帝矣。不惟司马（师）之恶浮于操，亦天恶曹瞒，假手司马（师）以倍其报也。”清代学者洪亮吉则援引刘宋裴松之为《三国志》作的注子以佐证，一为当时大臣文钦给郭淮的书信，“太傅（司马懿）既亡，然其子（司马）师继承父业，肆其虐暴，日月滋甚，放（废）主弑后，残戮忠良，包藏祸心，遂至篡弑。”二为毌丘俭讨伐司马师时向朝廷的上书，“故光禄大夫张缉，无罪而诛，夷其妻子，并及母后，逼恐至尊”；并指出该志《孙峻传》中亦有“（孙）仪等自杀，死者数十人，并及公主鲁育（正史确载其被杀）”等相似内容。
——摘编自黄树林 曾庆环《胡三省“司马师杀张后”说探微》
(1)根据材料，概括古代学者赞同“司马师杀张后”说的理由，并结合所学知识阐述你的观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研究历史问题时应该恪守的原则。
材料一 从外部环境来看，虽然中国实行了“一边倒”的开放战略，但总体面临着很大的外部压力。对新生的人民政权，资本主义国家采取的是敌视或封锁的态度。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实现了工业体系从无到有的发展：1952年，工业GDP 占总GDP的份额仅为17.6%，1978年达到了44.3%；1978年，中国粗钢产量、煤产量和发电量的世界排名分别达到了第5、第3、第7位；1953-1965年期间，中国重要工业部门从无到有，涵盖能源、冶金、化工、民用机械和国防工业等部门。
材料二 近代以来，工业化是无数仁人志士的共同追求，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却难以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推进工业体系建设的进程中，采取过政府推动型工业化模式和市场拉动型工业化模式，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不会受制于他国或成为他国附庸，但这并不意味着闭关锁国或与外界隔绝。
中共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王晗李琼《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工业化历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工业化起步的背景及取得的成就。(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新中国工业化建设取得成就的原因。
材料一 唐末五代时期，军阀割据混战、社会动荡不安，行伍出身的赵匡胤黄袍加身建立北宋以后，毅然革除武将所凭恃的政治资本，奉行“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通过一系列政治变革，将国家治理方式由武转文，以至于“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为了以本朝文人官僚取代前朝旧臣，将科举取士规模空前扩大，士大夫势力迅速崛起，逐渐成为与皇权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官僚集团，形成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格局。
——据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等
材料二 宋代的中央政府管理体系多头分权，效率并不很高。但是，宋代没有贵族，皇室和后族基本上都不参与政治，政府是由科举出身的文官组成的。文官们有一定的文化素养，也有一定的办事能力。但是，就宋代整体而言，并不是效率很好的政府。整个宋代有那么多著名的文人和思想家，可是真找不出一个像样的政治家。政府内部党争不断，许多贤达之士就在党争之中冲销了彼此的贡献，甚至于因此而牺牲了。宋代并没有管制思想，也没有官方钦定的理论，可是那么多思想家的自由竞争，并没有真正形成一个像西方启蒙时代一样的风气。
——摘编自许倬云《许倬云说历史：大国霸业的兴废》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政治格局形成的原因。(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对宋代“效率并不很高”进行合理解释。
材料一 陆机的乐府诗是沟通汉代乐府诗与南朝乐府诗之间的一座桥梁。汉乐府中的两篇挽歌《蒿里》与《藏露》都是杂言诗，而陆机的全部七篇挽歌均为整齐的五言。汉乐府《饮马长城窟行》，主要写思妇对远方亲人的思念，抒发缠绵而深厚的情感；而陆机的《饮马长城窟行》则用了大量写实的诗句，具体而细致地描绘出征将士征途的艰难。陆机的乐府诗中，有一部分是目前留存的乐府诗中前人未曾用过的新题。
——摘编自谢丹《论陆机对汉代乐府诗的继承与发展》
材料二 在这样一个统一的国度里，隋文帝以权术治国，文化完全服务于政治，所以隋初的群臣都刻意的追求复古，流行的是拟古乐府。隋朝大部分南方诗人乐府诗的诗风仍未摆脱宫体诗的范畴；而北方诗人的乐府作品仍然保持着语言质朴，感情慷慨的特点。隋朝乐府诗颇具汉魏乐府遗风，秉承了“诗言志”的创作传统，在写实方面一度超过南北朝而达到一定的高度。
——摘编自赵明《隋朝乐府诗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陆机对汉代乐府诗发展的贡献。(2)根据材料二、概括隋朝乐府诗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隋朝乐府诗发展的原因。
材料 1905—1906年，同盟会评议部评议员朱执信在《民报》上发表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一文，主要介绍马克思的生平及其思想主张。该小传概略地介绍了马克思从出生到去世的奋斗历程，突出了马克思的一些重大理论贡献。该小传着重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内容，将《共产党宣言》的发表视为“马尔克之事功，此役为最”，称该宣言“既颁布，家户诵之”，“万国共产同盟会奉以为金科玉律”，使马克思和《共产党宣言》的贡献和影响一目了然。小传中花较大的篇幅介绍了《共产党宣言》中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思想，并译出了宣言中的十条纲领。尽管朱执信并不赞成马克思关于资本起源问题的观点，但对剩余价值理论却有较多的介绍，并且认为资本家的剥削确实是个事实。……1905年孙中山在欧洲就亲自拜访了当时的第二国际执行局并举行会谈，第二国际的档案材料中还记载着孙中山会谈时说的“我是中国社会民主党人”等语。这就是后来孙中山十分赞赏俄国十月革命并最终提出“联俄”主张的前奏。
——摘编自奚洁人、余源培：《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卷）》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初期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该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作用。
材料 名帖亦称名刺（类似今之名片），古已有之，在明朝士大夫的人际交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明朝正德年间（1506—1521年），宦官刘瑾受宠用事，“走其门者倾朝，名刺必红纸”，以致“京师红纸价顿长十倍”。郎瑛（1487—1566年）在其著述中写道：“予少年见公卿刺纸，不过今之白录纸二寸……今之用纸，非表白录罗纹笺，则大红销金纸，长有五尺，阔过五寸，更用一绵纸封袋递送，上下通行，否则谓之不敬……可谓暴殄天物，奢亦极矣！”
明朝前期，名帖多自署“门生”等，“必兼亲者，方加‘眷’字。至于‘通家’‘年家’，非实有可据，断断不轻用也”。明朝中期以后，士大夫交际活动日益活跃，“视其爵、齿及交谊以为斟酌”的风气日盛，衍生出“晚生”“侍生”，甚至出现“渺渺小学生”“通家治下牛马走”“门下沐恩小的”等自称，原本亲戚间使用的“眷”字亦开始滥用。
——摘编自（日）岸本美绪《风俗与历史观：明清时代的中国与世界》等
(1)根据材料，概括明朝名帖的变化。(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明朝名帖变化的原因。
材料 1834年，英国公然在广州设立了第一个“英国邮局”，开外国侵略者在华开办邮政之先例。这种邮局被软弱的清廷称为“客邮”。据不完全统计，到1918年止，各国在华“客邮”机构已达340余处，其中最多的是日本和俄国。
中法战争前后，中国爱国士绅纷纷呼吁自办邮政抵制“客邮”的侵略。这一主张首先在台湾得到实现。
中法战争后，清廷在台湾设置行省，命刘铭传为首任巡抚。刘到台后，鉴于旧式驿站靡费公款，效率不高，遂筹办新式邮政。1888年3月，台湾邮政总局在台北成立，并公布了台湾邮政章程。它将驿站改造为邮站，以台北为中心，向南到恒春，向北经基隆达宜兰，全长869华里，中间分设正站、腰站、傍站，限程递送，并设有“南通”、“飞捷’两艘邮轮往来上海、福州及台湾各港。1888年5月，台湾邮政总局发行了专供官府寄递文书贴用的“台湾邮票”和专供商民使用的“邮政商票”。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独立自主兴办邮政的有利条件。(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独立自主兴办邮政的历史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