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他们的成就有目共睹：兵工厂在我们的城市和港口建立起来；矿山得以开发；电报线网络连接国内各省和京城；悬挂中国国旗的轮船在沿海和内河的航道上进行贸易往来。

——摘编自（晚清驻法外交官）陈季同《中国人自画像》

材料二   自轮船通行江海，东南舟车多已经失业。现在津通失业之民，以车为生者约一万人，以船为生者约三万人，以行店负贩为生者约二万人……铁路开通之后，此项人等作何安置……今之谋国者，第之外洋之利，而不知所夺者止为中国穷民之利。

——摘编自《光绪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礼部尚书奎润等奏》

材料三   （李鸿章）于西国所以富强之原茫乎未有闻焉。以为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船耳铁路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

——摘编自梁启超《李鸿章传》（1901年）

材料四   （洋务派是）经外国侵略者改造适合镇压太平天国的新封建军阀……（洋务运动直接后果）加深殖民地化。

——摘编自范文澜（延安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中国近代史》（1947年）

材料一   1370年，明政府实行海禁，下令“寸板不许出海”，禁止民间商人出海贸易。海禁造成沿海民众贫困，民众铤而走险地从事海盗走私、勾结倭寇，倭寇之患加剧。1513年，葡萄牙人阿尔瓦雷斯抵达广州，进行贸易活动。1518年，葡萄牙国王派遣使团来华，使者皮莱资得到明武宗的接见。1553年，葡萄牙人贿赂广东地方官员，获得在澳门的居住权。

材料二   戚继光平定倭寇后，1567年明穆宗开放漳州月港，允许民间商人到东南亚和日本等地买卖商品，民间商人的出海贸易获得合法的地位。同年，政府颁布“银钱兼使”法令，规定白银成为法定货币。外国商人来华，在广州、澳门、漳州月港等地用白银购买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物品。1574年，西班牙人开辟阿卡普尔科（西属墨西哥）—马尼拉（西属菲律宾）—广州等地的贸易航线。1655年后清政府数次颁布“禁海令”和“迁界令”，禁止民间商人出海贸易。统一台湾后，康熙帝于1684年设立江海关（连云港）、浙海关（宁波）、闽海关（厦门）、粤海关（广州）四个海关，允许民间商人到东南亚和日本等地买卖商品。1717—1727年，清政府禁止民间商人前往东南亚，不久清政府废除禁海令，再次实行开海，允许民间商人到东南亚等地买卖商品。1757年，乾隆帝下令只准英国、荷兰等国的商人在广州“一口通商”，由广州十三行的“行商”实行垄断经营。英美等国为了扭转贸易逆差，向中国走私鸦片。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明清经济史研究现状及趋势》、宁欣《中国古代史》（下册）等

材料一   从一九五三年以来，我国市场上出现了若干种日用消费品供不应求的现象。……为适应当时的需要，中央人民政府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对粮食实行了计划收购（即统购）和计划供应（即统销）；……随后对食用植物油、棉花、棉布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它们关系到全国人民生活中最重要的吃饭和穿衣的问题，也关系到我国城乡经济生活的许多方面。……只有采用这种办法，才能保证我国人民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才能制止投机活动，保证市场物价的稳定，才能使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得以顺利地进行。

——陈云：《关于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1954年9月23日）

材料二   理顺物价，改革才能加快步伐。物价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过去，物价都由国家规定，……这种违反价值规律的做法，一方面使农民生产积极性调动不起来，另一方面使国家背了一个很大的包袱，每年用于物价补贴的开支达几百亿元。这样，国家财政收入真正投入经济建设的就不多了，用来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就更少了。所以，不解决物价问题就不能放下包袱，轻装前进。最近我们决定放开肉、蛋、菜、糖四种副食品价格，先走一步。

——邓小平：《理顺物价，加速改革》（1988年5月19日）

材料三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缩小农副产品的统购范围和降低征购指标，开放城乡农副产品集贸市场。……1985年1月，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规定，国家对粮食、棉花等农产品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农村粮食供给制随之取消。1993年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加速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推动建立国家宏观调控下的自由市场购销体制，各地相继取消了城镇口粮定量供应制度。至此，长期以来实行的票证制度退出历史舞台。

——摘编自董辅礽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材料一   （东汉）顺帝阳嘉元年诏：“初令郡国举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诸生通章句，文吏能笺奏，乃得应选；其有茂才异行，若颜渊、子奇，不拘年齿”。

——摘编自《后汉书顺帝纪》

材料二   在九品中正制创立初期，中正评第人物时还能注意清议，做到德才并举，秉公办理。随着九品中正制的实行不断深入，在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下，独占政治、经济等不同领域大权的门阀世族地主阶层，为了自身的地位和利益，逐渐封闭选官制度，操纵中正的评议和任免，并日益扩大中正的权力。

——摘编自周升华《试论九品中正制创立之由极其蜕变》

材料三   隋唐开始的科举始终将儒家经典作为考试的主要内容。自隋唐以后，各代“大小之官，悉听吏部；纤介之迹（官员大大小小的行为），皆属考功。”科举选官制度，使一些本来无立锥之地的平民书生，通过科场也得以晋身于官僚、贵族的行列。这样一来，在社会的等级阶层之间，就必然出现等级中的升降、甚至贵贱间的对流，这种流动性同时为那些原来既非官僚，也不是地主的人步入官僚队伍，提供了可能性。

——据胡平《试论科举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影响》

材料一   明朝的疆域范围在历代统一王朝国家中不算广阔，但其采取的移民实边、兴办学堂、开设科举等积极的边疆治理举措，取得了较大成功。就移民实边来说，据历史记载，移民云南的便有二三十万卫所军人，连同家眷约有八九十万人，约占当时云南人口总数的1/4，驻守贵州的军人及其家眷约有六十余万人，明初驻守广西的军人及其家眷也不少。明清时期，中央政府派遣大亚的驻军到边疆就地屯垦屯耕。战时拿起刀枪御敌，平时举起锄头种粮，不仅筑起了一道边防防线，也使曾经的不毛之地留下了万顷良田。

——摘编自方铁《论元明清三朝的边疆治理制度》

材料二   自康熙至道光，台湾府、厅、县志修成且保存至今21部，另有私人纂修志书多种。其中，有关台湾收复后社会变化的记载随时间推移而增多。如乾隆年间《重修凤山县志》记载台湾由“不粪种”“种植后听其自生，不事耘除”，到“生齿日繁……勤耘耕、浚沟洫，力耕不让中土”，而雍正年间《台海使槎录》等志书亦载台湾少数民族从“无田器”，到“耕种加牛车犁耙与汉人同”，以至“礼节近亦渐学汉人”，“骎骎乎有中上之习”。

——摘编自柳浪《清朝台湾地方建置与方志编纂研究》等

材料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

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需要从以下几方面着力。

第一，和平叙事。中国自古至今求稳定、求平安，不热衷于征战与扩张，主要通过内部治理维护国内的稳定与安全。

第二，发展叙事。中华文明具有包容性和融会贯通性的开放系统，它不断吸收和融入新鲜血液，在“和而不同”中寻求发展。

第三，国情叙事。坚持从国情出发，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是新中国历代领导人的思想、行为准则，也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根本遵循。

第四，文化叙事。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厚，其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建筑风格、民间记忆、传统习俗、医药文化等历久弥坚，成为中华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其创造并延续的精神追求，更成为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的不竭动力。

——摘编自程曼丽《打破西方话语垄断构建中国叙事体系》

材料一   1950年初，全国仍有土匪武装260多万人，他们还有明显的政治性质。1952年底，大规模剿匪活动结束。这项工作，对巩固人民政权、建立一个稳定安宁的社会秩序、保证经济恢复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经济方面问题的解决更加复杂艰难得多，物价的飞涨，使人民生活受到严重威胁，人心开始波动。这是关系到人民政权建立起来后能否站住脚跟的大问题。

——摘编自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

材料二   “三线”建设以备战为指导思想，从1964年至1980年，在主要的13个省、区的中西部地区投入了2052.68亿元巨资，整个工程规模空前。在铁路交通建设先行的前提下，西南诸省的工业进行全面深刻的再造，建成了基本完备的钢铁、能源、有色金属、电子、化学、机械等重工业体系，并建立了中国西南物理研究院、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等科研机构。这些形成了中国可靠的西部后方科技工业基地，初步改变了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布局。

——摘编自远山《“三线”建设：一笔宝贵的历史遗产》

材料一   隋唐五代时期是我国古代以皇权为中心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承上启下、趋向完备的时期。隋唐统治者系统地总结了秦汉以来的旧制，革弊创新，建立了一系列新的制度，极大地加强国家的控制能力，从而也使皇权进一步加强，这是隋唐国力鼎盛的重要原因之一。也因为如此，隋唐的制度对赵宋以后的制度有深远影响。

——摘编自曹大为、赵世瑜等主编《中国大通史·隋唐五代》（下）

材料二   从秦汉至晚清二千多年间，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各有大致不变的方面，但就总的趋势而言，这些方面又并非没有变化。例如，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维持不变，但土地私有日益发展，农业生产水平不断提高。这些变化是平和的、渐进的和累积的，从变化迅速的现时代或短时段的跟光看，社会不免呈“停滞”或“缓进”之象，但它的内部实在又酝酿并产生了相当的变化。

——改编自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