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东北红色国际交通线是指经由中东铁路以及沿线联络站、交通站、情报站，护送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进步青年赴苏参会学习，为中国共产党、东北抗日联军与共产国际之间传递情报、物资、信件的秘密交通线。该线起初目的是保障往来中俄(苏)两国革命者的安全。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东北红色国际交通线也承担了传递信件、情报、指示和输送物资的功能。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红色国际交通线逐渐成为东北抗日战争隐蔽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革命的发展和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巨大贡献。

——摘编自于司酮《东北红色国际交通线研究》

材料二   南昌起义后，为了打破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的反革命“围剿”和严密封锁，中共中央建立了从上海经香港、汕头、大浦、永定到达瑞金的秘密交通线。这一交通线以水路为主，沟通了位于上海的中共中央和位于赣南、闽西根据地的中央苏区之间的信息往来，向苏区输送了大量物资，同时也护送了大量中共领导干部安全进入中央苏区。红色地下交通线成了中共中央和红军联系的“血脉”通道，在革命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摘编自席杰《红色地下交通线的建立与使用》

材料   1979年，全国城镇待业人员接近2000万人，这是建国以来待业人数及其占人口比重数额的最高峰。4月，北京市制定了《关于改革招工办法的规定》。7月，全市实行招工考试，在传统的“统包统配”分配方式上打开了一道缺口。此后，北京市又发布了《关于招收退休、退职工人子女工作中几个具体问题处理意见的通知》等文件，实行新的退休、退职条例后，北京市1979年全年有21万名职工退休、退职，这一年通过退休顶替的方式安置了3.4万人，占已安置待业青年总数的9%。

在就业、生活服务等各方面的压力下，党和政府大力发展集体经济。从1979年4月起，九个月安置了18700多人参加各种不同的生产服务合作社。对于有城镇正式户口的待业青年和退休职工申请个体经济开业时，简化手续，并积极提供帮助。1983年个体户从业人数相较于1982年增长了3.3倍。北京市劳动服务公司会同有关部门，对待业青年进行就业前技术培训，安置时择优录用。这些新就业人员多集中在商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大批事无人干”“大批人无事干”的问题得到缓解。

——摘编自刘露《改革开放初期北京解决失业问题之探析》

材料一   华夏服饰传承发展了数千年，形成了多样的服饰风格和丰富的服饰文化。春秋时期的深衣、汉代的曲裾和直裾、唐代的襦裙、宋代的圆领袍衫、明代的比甲等，展现了华夏服饰的美观大方与纷繁多彩。将华美的形式与威严的礼仪融为一体，是华夏服饰的一大特色。古代统治者将服饰视为一种礼仪、礼制，通过服饰的不同来区分尊卑，划分等级。长期以来，华夏服饰被人们视为道德的重要载体，表达着人的情感，传达着道德的规范和内涵。通过服饰与天地相和合，从而带来福瑞和平安，是古人美好的愿望，也是古人的一种习俗、文化和信仰。

——摘编自《中国衣经》《服章之美与礼仪之大——华夏服饰中的儒家文化内涵》

材料二   “服妖”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其一，对封建礼制中“服制”象征体系的背叛和挑战；其二，“服妖”为一种“妖风”“妖象”，可能对封建政治统治造成威胁。魏晋南北朝时期“服妖”现象多发，如最高统治阶层“好胡”之风，在很大程度上助推了社会习俗、服饰习惯等方面的“胡化”。唐代时出现“时世妆”一词，到明清两代“时尚”“时髦”一类名词的出现，不仅仅是服饰冲破礼教拘束的例证，更是从深层次反映了人们在服饰生活上对时尚的憧憬和追求。明末，“服妖”现象发展到极致，出现僭礼的现象。

——摘编自周韦《从“服制”与“服妖”论中国古代服饰的社会功能》

材料一   因脱离氏族社会未远，商代尚未确立专制王权，神权在很大程度上凌驾于王权之上，表现出浓厚的神权政治的色彩。迄今为止，殷墟所发现的近15万片带字甲骨中，除极少数为商王室记事之用外，其余都是商人占卜鬼神的结果。在商代社会生活中，无一事不求之于占卜，一切依从占卜的结果而行事。商族曾与彭、韦等众多方国结成联盟，伊尹、保衡、伊陟、巫咸等人都是诸方国的首领，同时又是当时的大巫，既代表方国势力，也代表神权。各方国与担任方国联盟军事首领的商族各司其职，以实现方国联盟内部权力的均衡分配，维持联盟政体的存在。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商代，卜筮是当时人们沟通神灵的渠道，被认为代表鬼神意志，人们对卜筮绝对尊重，“各非敢违卜”。

——摘编自王奇伟《论商代的神权政治——兼论商代的国家政体》

材料二   周人建国后，对殷人的神权思想进行了彻底的改造。周武王在《太誓》中对殷纣王的天命观作了激烈的批判，认为天命是根本不能依赖的，提出“天命靡常”的观念。在周人看来，人们无论如何祭祀上帝百神、先公先王，上天总是不可能完全顺从民众愿望的，在此基础上周人主张“天人合一”。周人打破了殷人把神权高度集中在王室手中的局面，将祭祀的权力按不同的阶层分配到上至王公、下至士的手中。西周晚期以来，随着天神威信的下降，人们对天由怀疑到指责，由指责到诅咒。尤其在春秋时期，虽然仍有不少重神事而轻人事的现象，但一些政治上的实力派人士则重人事而轻神事，如晋国的叔向和子产都是这样的人物，“民”的地位与作用逐渐被置于天道与神权之上。

——摘编自王晖、吴海《论周代神权崇拜的演变与天人合一观》

材料一   全面抗战爆发前后，为了在中国西部地区建立新的国防工业基础，准备和坚持长期抗战，国民政府策动了规模巨大的工业内迁。内迁工厂大多数是当时中国工业界各行业中规模较大、设备较先进、管理和技术水平较高的名牌厂。如内迁民营工厂中大鑫制罐厂、上海机器厂、中国亚浦耳电器厂、华生及华成电器厂等，都是中国近代工业中名列各行业前茅的者。内迁的国营工厂多数是当时最先进的钢铁联合企业。这些工厂的内迁，不仅把当时沿海地区的相对来说较为先进的工业设备、工业技术和管理经验带到了大后方，更重要的是使大批工业科技人才和熟练技工汇集到大后方，据1941年的统计，内迁的工程技术人员达2万余人。

——摘编自黄立人《论抗战时期的大后方工业科技》

材料二   1964年5月，毛泽东提出，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8月，中央作出了在三线地区开展以战备为中心大规模建设工业、交通、国防科技设施的重大战略决策。三线建设从1964年开始，到1980年，全国三线地区共投入2052.68亿元，相当于1953年—1964年投资的三倍。根据1984年普查，在中西部建成了1945个大型企业、科研设计院所。三线建设无论规模还是时间跨度都是前所未有的。由于涉及国防安全，三线建设当时不见诸报端。

——《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

材料一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美国对华政策表现出追逐商业利益的民族利己主义倾向，极力避免与日本发生直接冲突。因此，为了自身利益，美国拒绝采取援华制日政策，在“中立”旗号下仍然与日本大做生意。1938年10月， 日本占领了广州和武汉后，公开抛弃了以前所承诺的 “门户开放”原则，美国如继续对日采取绥靖政策，不设法遏制日本，会使西方在亚洲的权益丧失殆尽。权衡利弊， 美国决定给蒋介石政权以支持，从而遏制日本。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美国远东战略的基点是“不遗余力地防止同日本的战争爆发”。1941 年 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至此，战胜日本法西斯成为中美两国共同努力的目标，美国的对华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美国不仅需要中国成为它的军事盟友，而且需要中国成为它的一个战时和战后的“忠实的政治盟友”。

——摘编自张瑞静《抗日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就把新中国看作是巨大的威胁，1950年2月以后，由于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美国对华政策逐渐趋于强硬和公开敌对。中苏签订《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使美国离间中苏关系的希望破灭。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对新中国采取了更加敌视的立场。在外交上，美国拒绝承认新中国，并动员西方盟国与美国采取一致行动。在经济上，1950年6月8日，美国决定在贸易限制方面把中国与苏联、东欧国家等同起来。美国对新中国的遏制与孤立政策形成。1969年入主白宫以后，尼克松一再表示要走向同中国和好，并为此做了不少实际的努力。对此，中国方面也作出相应的积极反应。双方同意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举行高级会谈。这样便有了1971年7月9-11日的基辛格秘密访华和1972年2月21-28日的尼克松访华。 经过反复磋商， 两国最终于1972年2月28日在上海签订了联合公报(即上海公报)，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1979年元旦，中美正式建交。

——摘编自刘凤瑞《战后中美关系的历史演变及其发展趋势》

材料一   宋元时期、统治阶级出于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在重视农业生产、促进农业发展方面，除改进和创新的农具、提高水肥管理技术的外，农书的编纂与印刷也是重要表现。北宋天禧四年（1020年），中央政府下令刊刻《四时纂要》等月令体农书，并颁发给地方官员加以推广，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书中所述的农业知识的传播、流传。元代农学家王祯的《农书》和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是当时大型综合性农书的典型代表，这些农书往往篇幅宏大，字数较多，图文并茂。在元泰定五年（1328年），官印黄历高达三百多万本，平均每4户就有一册，更为普及的历书客观上促进了宋元时期农业的发展。

——摘编自殷三、李浩《雕版印刷对宋元时期农书传播的促进作用》

材料二   宋元时期，中国传统农业在全国范围内得到蓬勃发展。宋元朝廷设立了专门的劝农机构和劝农官，认为“农桑，王政之本也”。宋元时期走上仕途并不意味着从此告别农桑，有许多人做了地方官，仍要劝课农桑、推广农事，各级官员仍要把加强农业管理作为自己的主要职责，农桑是官员考核的主要内容。宋元时期，城市以经济中心的优势吸引能工巧匠，培育出许多蔬菜、花卉，为城市人口提供所需的供应，“大抵都城左近，皆是园圃，百里之内，并无闲地”。宋元时期，随着中外交流的加强，农学著作记述的内容也日益丰富，如元代官修农书《农桑辑要》就记录了甘蔗、茶叶等物种的引种国外情况。

——摘编自朱晓琴、员立亭《宋元时期农学著作全面发展的特点及社会原因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