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康熙帝颁赐御书一览表（部分）

——摘编自常建华《康熙南巡中的书法活动》

材料一   他们的成就有目共睹：兵工厂在我们的城市和港口建立起来；矿山得以开发；电报线网络连接国内各省和京城；悬挂中国国旗的轮船在沿海和内河的航道上进行贸易往来。

——摘编自（晚清驻法外交官）陈季同《中国人自画像》

材料二   自轮船通行江海，东南舟车多已经失业。现在津通失业之民，以车为生者约一万人，以船为生者约三万人，以行店负贩为生者约二万人……铁路开通之后，此项人等作何安置……今之谋国者，第之外洋之利，而不知所夺者止为中国穷民之利。

——摘编自《光绪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礼部尚书奎润等奏》

材料三   （李鸿章）于西国所以富强之原茫乎未有闻焉。以为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船耳铁路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

——摘编自梁启超《李鸿章传》（1901年）

材料四   （洋务派是）经外国侵略者改造适合镇压太平天国的新封建军阀……（洋务运动直接后果）加深殖民地化。

——摘编自范文澜（延安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中国近代史》（1947年）

材料一   西周末至春秋时期，边疆各族大规模内迁，与诸夏杂处，春秋时期，秦、楚因杂用夷狄之礼被中原诸国视为夷狄。战国时期，内迁至中原的各族已经与诸夏融合，秦、楚不仅与其他诸夏并列，且因势大境广而有统一诸夏之势。秦汉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尤其是汉疆域广阔，汉人与边疆各民族杂处日益发展，边疆各族开始称内地人为“秦人”“汉人”，而汉人也以当朝国名自称“汉人”。至此，“汉人”已具有民族称谓的性质。

——摘编自陈连开《论华夏/汉民族的形成》

材料二   “中华”一词诞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较早出现的“中华”意近“中原”。北齐魏收撰《魏书·礼志》：“下迄魏晋，赵秦二燕，虽地处中华，德祚微浅”。到唐代，“中华”成为常用词，唐高宗永徽年间撰定的《唐律疏议》卷三为其下定义：“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故谓之中华。”

——摘编自冯天瑜、聂长顺《三十个关键词的文化史》

材料三   “中华民族”一词初出晚清，抗日战争时期则是“中华民族”理念深入人心的重要阶段。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含义逐步确定为中国诸族之总称，对内强调民族平等，对外力争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1935年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高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1939年，历史学家顾颉刚在昆明《益世报·边疆（周刊）》上发表《“中国本部”之名亟应废弃》，引发“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

——摘编自冯天瑜、聂长顺《三十个关键词的文化史》

材料一   中国地方行政区划，自秦汉以来，基本上按山川地形的自然境界建置。……元统治者吸取了汉唐以来地方割据势力据险对抗中央政府这一教训，打破了自然的疆界，极力避免某一地区成为地方长官据险称雄的国中之国。地方区域的设置，人为地使自然区域割开，造成犬牙交错的局面。

——摘编自李孔怀《中国古代行政制度史》

材料二   元朝同宋一样，把地方分成路、府、州、县，而实际上元代的地方政权不交在地方，乃由中央派行中书省管理。行省长官是中央官而亲自降临到地方。……所以行中书省正名定义，并不是地方政府，而只是流动的中央政府。

——摘编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三   元朝史学家揭傒斯说，“镇以磐石宗，重以分省寄”，《元史·明宗纪》也称行省为“方面之寄”。合而论之，即在传统的郡县制基础上另加行省之类的高层督政组织于中央与路府州县之间，把行省当做分寄与集权的枢纽，既有所分寄，又立足于集权。

——摘编自李治安《元代行省制的特点与历史作用》

材料一   1895一1930年各国对华贸易总量比重（部分）

——据陈争平《1895一1936年中国国际收支研究》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外贸易重心转向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同时，并没有忽视与西方国家的贸易。瑞典、丹麦、瑞士、芬兰于1950年与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和贸易关系。1960年后，中苏关系恶化。1965年，苏联、东欧国家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由1957年的61.3%下降至14.3%，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上升至33.4%，包括日本、西欧在内的西方国家和地区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升至41.0%

——摘编自彭波、韩亚品《新中国对外贸易发展7年：历程、成就、贡献与经验》

材料一   “始皇初并天下，罢诸侯，置守尉，遂分天下为三十六郡，每郡置一守、一丞、两尉以典之。郡名曰内史、三川、河东……汉中、巴都、蜀郡、黔中、长沙。后又置闽中、南海、桂林、象郡四郡，凡四十郡。”

——明张岱所著《夜航船》

材料二   汉初制度大多不切实际，要求制度变革的呼声甚高，却无法得以实施。直到武帝时期，才大刀阔斧地推行了制度变革，这是一个事功显赫的时代，也是一个垂范立制的时代，在协调地方与中央的关系、解决皇权与相权矛盾、强化对官僚队伍的管理、确立新的经济政策等重大领域，汉武帝都进行了制度创新和变革。

——摘编自孙家洲、王文涛《制度变革与汉武帝盛世造就》

材料三   唐朝三省六部制示意图

材料   康熙对古帝王之治非常仰慕，认为“以仁心行仁政”非常必要，同时更要吸取历史的教训。他曾对熊赐履言：“从来与民休息，道在不扰，与其多一事，不如省一事。朕观前代君臣，每多好大喜功，劳民.财……深为可鉴。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一月，他谕令户部：自古国家长治久安之模，莫不以足民为首务，必使田野开辟，盖藏有余而又取之不尽其力，然后民气和乐，聿成丰亨豫大之休。见行垦荒定例，六年起科（注释：对农田计亩征收钱粮），朕思小民拮据开荒，物力艰难，恐催科期迫，反致失业，朕心深为轸念。嗣后各省开垦荒地，俱再加宽限，通计十年，方行起科。法国传教士白晋在向国王路易十四上的奏折中如此称赞康熙：……他是自古以来，统治天下的帝王当中最为圣明的君主。”

——摘编自王钟翰《清史补考》等

材料一:秦在开疆拓土的过程中,灭义渠后在西北地区设陇西等三郡;开岭南，在南越之地设置南海等郡。汉王朝亦然,在匈奴故地陆续设立敦煌郡等,在西域设立西域都护府。西域都护是西汉政府在西域设立的最高军政长官，其职责主要是维护当地秩序,保障丝绸之路西域南北道的安全和畅通。秦从匈奴手中夺得河套地区后,就以“益田一顷,益宅九亩”的“拜爵”方法,将数以万计的中原汉族军民,“戍以充之和迁去开垦土地”。有汉一代,更是大规模实行屯田戍守、徙民实边的政策。自汉代起,“汉人”作为华夏民族的称谓巳为境内外普遍接受。华夏民族与周边民族的融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内地居民迁入边地,对这些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也有重要的影响。

——摘编 自徐杰舜《秦汉民族政策特点初论》

材料二: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专门论述了“中华民族”,说明“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中国各民族的共同称谓。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为动员少数民族参加革命,一直以各民族“自决”相号召,毛泽东认为这一口号已失去了意义,要“团结中华各民族(汉、满、蒙、回、藏、苗、瑶等)为统一的力量共同抗日图存”,为争取中华民族自决权而斗争。在统一的国家之下,少数民族“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随着日本侵华的加剧，中华民族作为中国抗击日本侵略的整体力量用语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社会动员的最强音。

——摘编自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的中华民族观念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