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春秋战国到秦汉统一皇朝的建立，可以看作是中华民族形成时期，其主要标志是华夏族出现。以春秋战国时期诸夏与夷、蛮、戎、狄等族深入融合的华夏族为核心，包括中原及周边的各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在秦汉大一统皇朝的历史条件下进入交往、交流、交融的新阶段。
——摘编自瞿林东《论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
材料二 魏晋时期，北方匈奴、鲜卑、羯、氐、羌各族纷纷南下，各民族不断交往、交流、交融，特别是鲜卑族拓跋部建立的北魏政权实行一系列有助于民族融合的改革后逐渐强大起来。隋唐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取得显著进步。从辽宋夏金时期到元明清时期，各族在大交往、大交流、大交融的过程中，其积极成果是把中华民族从发展阶段推进到壮大、巩固阶段。
——摘编自瞿林东《论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
材料三 中华民族在长期过程中形成多元一体的格局。56个民族在中华民族长期的历史发展和实践中凝聚成一个互相依存、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整体。中华民族各个民族之间具有一种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
——摘编自谭玮一《论中华民族形成史的几个特点》
(1)根据材料一、二，指出中华民族历史发展阶段，并结合所学知识予以说明。
(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华民族的特点并分析其意义。
材料一 秦国在早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崇武尚战，重功利而轻伦理，宗法观念相对淡薄，注重实际，讲求实效的文化传统。商鞅变法充分顺应了这种传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把秦国引向了日益发展壮大，最后统一全国的道路。商鞅还注重对秦国文化传统的改造与整合，把其中的积极因素上升为国家的统一政策，制订出具体而详尽的措施保证其贯彻执行；利用政权的力量抑制其消极、落后的内容，发扬其能够服务于新制度的内容，使新制度与新文化结合起来共同推动了秦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乘势而行，借势而进，因势利导，是商鞅变法成功不可忽视的因素。
——摘编自王绍东《论商鞅变法对秦文化传统的顺应与整合》
材料二 宋代商品经济发达，宁静而安定的小农社会秩序已被打破，农民弃耕从商的事很常见，如南宋初，岳州农民“自来兼作商旅，大半在外”。客户没有田产，更不会被束缚在土地上，“一失抚存，明年必去而之他”，而按宋朝立法，客户要退佃离开，地主是不可以阻挠的。一些地方，由于“主户少而客户多，口尤难记”，连户口登记都出现困难。城市中的流动人口更多，任何人都可以流入，商人、佣工、流民，如建康府曾为“留都之地，四方失所流徙之民，往往多聚于此，皆无作业”。宋代社会因其显著的开放属性与商业属性，而呈现出远远强于前代的流动性与活力。
——摘编自吴钩《户口册上的中国》
材料三 明清时期，乡规民约受到统治阶层的高度关注。明成祖朱棣时期一度以国法的形式颁布乡规条例，赋予乡规民约以法律地位。清代高度集权的政治下，乡约完全沦为国家控制农村基层的工具，失去了原有的乡民自治内涵……历史上的乡规民约表面上源于乡土，在实际制定过程中却并无底层农民的实质参与，都是在地方精英（地主士绅）的主持下，以儒家伦理为基础，以维护封建宗法礼教的伦理纲常为目的所制定。尽管如此，乡规民约的内容仍然以淳朴民风、发展生产、维护治安、稳固秩序为主体，是古代农村社会管理的基本规范。
——周铁涛《村规民约的历史嬗变与现代转型》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列举商鞅变法中“重功利而轻伦理”的政治措施，并分析“商鞅变法成功不可忽视的因素”。(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分别从社会关系和基层治理角度，分析宋代呈现出“远远强于前代的流动性与活力”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概括明清时期乡规民约的特点。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指出封建时代加强基层治理的主要目的。
材料一1926年中国共产党党员构成统计表
| 广东区 | 北方区 | 上海区 | 湖南区 | |
| 工人 | 42.68% | 63.7% | 84.32% | 46.9% |
| 农民 | 30.14% | 2.4% | 14.4% | |
| 知识分子及其他 | 27.4% | 33.8% | 15.3% | 11.75% |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04页
材料二1926年2月到3月间，共产国际对中国问题的决议案指出:“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基本问题乃是农民问题。”陈独秀认为:“我们万分不应该把许多革命的工人和农民关在门外，使这些革命分子没有机会得到党的直接训练，而排徊歧路，以致走到别的党里去。”20世纪30年代，中共建立的苏区都是在农村，广大农民也就成为革命力量的主要构成，这也就意味着中共的组织基础自然也在农村。无论是中共地方党组织还是红军中的党组织，党员发展对象主要还是农民，中共党员结构也就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共由原先工人占主体的党，逐渐转变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党。
——摘编自终德元、王欢《国民革命时期与中华苏维埃革命时期中共党员结构对比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1926年中国共产党党员结构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共产党党员结构演变成“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党”的原因。
材料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提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开辟了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此后随着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发生的巨大变化，1978年宪法在许多方面已经同当时的情况和国家生活的需要不相适应1982年宪法的起草、制定，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党的十二大文件为重要依据。在宪法制定过程中，不仅在宪法修改委员会内充分发扬了民主，多次深入讨论，集思广益，而且多次广泛地征询了中央各部门国务院各部委以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政机关的意见，多次广泛征求了党外人士、各类专家的意见，并发动、组织亿万群众进行了长达4个月的全民讨论在宪法制定过程中，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也非常注意收集各国的全套法典，当时仅宪法就收集了35个国家的。我国是个大国，人多，各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因此，1982年宪法在制定过程中，考虑到了各种不同情况，没有一刀切如关于劳动权，宪法草案最初只作了原则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摘编自刘荣刚《1982年宪法的制定过程及其历史经验》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982年宪法制定的背景。
(2)根据材料，指出1982年宪法制定过程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其历史地位。
材料一 秦国，其公族原出东夷,西迁后长期与戎狄杂处,被目为戎狄。“好马及畜，善息养之”,传到襄公时，以护送平王东迁有功而受封为诸侯，并授之周人的故土——“岐以西之地”。到秦缪公之时，国势强盛，取得了“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的霸业。此时的秦缪公，在与戎王使者由余对话时，俨然“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的中国自许。
——据田广林 任妮娜《从夷夏异制到华夷一体》整理
材料二 敦煌便是国际文化进入的大门，……从地理上看，天山东部像一座半岛，遥遥相望的敦煌犹如一座灯塔，为“日款于塞下”的商胡贩客领航、指路；……成为“华戎所交一都会也”……唐代敦煌的变化更为深刻……在丝绸之路上的作用已不亚于国都。……敦煌不仅是发号施令的行政中心、国际贸易市场，也是佛门圣地……更为精彩的是，壁画和塑像反映出不同文明在碰撞中悄悄地改变着。
——张传玺等《中华文明史》第三册
(1)春秋战国时期，各少数民族出现华夏认同观念。根据材料一概括秦国这一观念形成的主要原因。结合所学，概述秦朝建立后顺应这一观念在南部和西南部地区采取的措施。
(2)读材料二图，写出敦煌所在位置的数字标号。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指出敦煌开始成为“发号施令的行政中心”的相关史实，并概述敦煌凸显的“华戎所交”产生的积极影响。
材料一 近代以来，在列强的压力下，清政府被迫开放了一系列通商口岸。经常办理对外交涉事务的部分官员开始意识到，对英、法、美等国，断不能“绳之藩属之礼”，主张“与其争虚名而无实效，不若略小节而就大谋”，道光皇帝采纳这些人的“权宜之计”，遂在朝廷设置办理各国通商事务的大臣。
——据《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史学月刊》等改编
材料二 40年来，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兴办深圳等经济特区、沿海沿边沿江沿线和内陆中心城市对外开放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共建“一带一路”、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各项便民、惠民、利民举措持续实施，使改革开放成为当代中国最显著的特征、最壮丽的气象。
——摘编自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比较材料一和材料二，分别指出清政府和当代中国在对外贸易中的不同态度。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我国对外开放的特点。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你认为在对外贸易中我们应该坚持什么原则。
材料一 法国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的《民营工商业主保护法》
| 年代 | 法案内容 |
| 1667年 | 提高外国葡萄酒进口税 |
| 1669年 | 法国境内民营工商业主贩运货物，免除城墙修筑税、养护桥梁税、铺路税 |
| 1678年 | 对雇佣25人以上的手工工场、商店、商船减免契约税 |
| 1682年 | 各省治安官可为500法郎以内的贷款合同作担保 |
| 1685年 | 采用新型纺织机织造毛呢的工商业主可获皇家特许状，所获利润25%上交国王 |
——据（法）贝克《十七世纪法国的专制主义与社会》
材料二 抗战初期，为了保证国防耗费以及民生基本要求，南京国民政府通过颁布战时经济法令，对后方经济实行越来越严厉的统制政策，民营企业纷纷破产。抗战胜利后，不少民营企业迫切希望政府能够帮助他们尽快恢复生产。然而，国民政府出台各种政策，征收各种捐税，滥发纸币，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急剧膨胀，给了民族企业致命一击。解放战争时期，南京国民政府与美方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民营工商业遭到了毁灭性打击。
——据张伟《我国近代民族企业社会责任及其价值研究》
材料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企业蓬勃发展，民营经济从小到大、由弱变强、不断发展壮大。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我国民营企业的数量从2012年底的1085.7万户增长到2022年8月的4701.1万户，民营上市公司数量3000多家；在世界500强中，我国民营企业由2012年的5家增加到2022年的28家。民营经济对外直接投资占比超过60%，企业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占比超过70%，城镇就业占比超过80%。202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充分肯定民营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明确要求“引导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正确理解党中央方针政策，增强信心、轻装上阵、大胆发展，实现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
——据王胜桥《提振民营经济发展信心》等
(1)根据材料一，概括路易十四统治时期《民营工商业主保护法》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对法国经济发展的影响。(2)根据材料二，指出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影响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不利因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历史经验。
材料一 20世纪60年代是国际环境和中国国内环境发生巨大变动的时期，也是中国内外压力较大的时期。为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的对外战略作出重大调整，不再实行“一边倒”方针，改为实行依靠第一中间地带国家、争取第二中间地带国家、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和苏联霸权主义的战略，这一战略又被形象地称为“两个拳头打人”战略。这一战略，使中国顶住了来自苏联和美国的巨大压力，但也使中国面临险恶的安全环境。“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极左的对外政策使得中国在国际上陷入被孤立的境地。为改变不利的国际处境，中国领导人在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调整对外政策。
——摘编自伍绍勤《1980年代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研究》
注：材料出处中的“1980年代”应写为“20世纪80年代”，为尊重原文，此处不做改动。
材料二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所面临的地缘政治环境极为严峻，只有与中国相接的东部边界比较和平稳定。中国和俄罗斯都表示认同《中苏联合公报》继续作为两国关系的指导原则，在原有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向前发展。俄罗斯在融入西方的过程中处处碰壁，其逐渐意识到一个贫弱的俄罗斯不可能得到西方的尊重。因此，俄罗斯开始调整对外政策，提出了“既面向西方，也面向东方”的政策，并提高了对发展中俄关系的重视程度。俄罗斯一方面继续寻求改善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另一方面积极发展与近邻中国的东亚关系，以求改善自身的地缘政治环境，重塑世界大国形象。
——摘编自方海燕《新地缘政治视角下的中俄关系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60年代末中国对外政策调整的内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对华政策的变化，并分析其原因。
方志是以一定体例，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
材料一 清初，台湾"草昧初开，无文献之征"。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蒋毓英等人纂修《台湾府志》，以"彰一统之盛"，卷一《沿革》详细书写了台湾从"化外之地"到“纳入版图”的过程，卷九《人物》中的《开拓勋臣》为施琅等21位平台有功的将领立传，雍正、乾隆年间，台湾行政区划不断完善，文化教育发展迅速，方志修撰事业进一步发展，光绪十三年（1887年）台湾设省.着手计划纂修第一部台湾通志，出现又一次修志高潮，《恒春县志》中戈量收录中日召双方关于琉球问题进行交涉的重要档案，《苗栗县志》中多次强调海防问题的重要性，指出》"所虑者，不在内寇，而在外夷"。
——摘编自秦浩翔《从“纳入版图”到“边疆危机”）
材料二 1945年台湾光复后，台湾修志因政府的倡导，加上对本土关怀风气渐起，本地士绅也认为省志是"民族精神之所系，区域研究的起点，而为国史之要删和乡土之历史"，修志事业逐渐发展。1948年设置台湾省通志馆，翌年改组为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台湾地方志编纂迎来了一个小高峰期。在台湾省通志馆以及各县市文献委员会的积极参与下，省通志和县市志全面编修，十年间共修成20部方志。这些方志既承接了传统修志方法的一面也有其现代西方文化影响的一面。在内容方面则广搜博收，注意利用现代科学发展的成果，倡导学科分工以编辑近代型的志书，体例上也出现不同学派的争论。
——摘编自吉正芬《台湾方志编纂简述》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清代台湾方志纂修的推动因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自台湾光复至20世纪50年代台湾方志编纂的特点，说明其目的。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国史学传统中方志编纂的意义。
材料一 明代的屯田做得相当突出，到正德五年（1510年）时，云南屯田的产量在全部供应当地的军队开支之后，还有较多的富余。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很好的民生基础，明代才开始采取“改土归流”的政策，把奴隶制下的少数民族从土司王的野蛮盘剥中解放出来，开了清代雍正年间全面“改土归流”之先河。明、清两代，云南地区的物产在官员的大力推动下，得以大量行销内地和国外，为当地人赚取了他们的第一桶金。鄂尔泰在云南设立茶叶局，使普洱茶享誉中外，并走进更多的百姓家中。
——摘编自方铁等《中国西南边疆开发史》
材料二 全面抗战爆发后，各类机构、军队、难民大量涌入云南，粮食和物资需求骤增，南京国民政府加强对云南边疆的开发与建设，出台各种政策与法规、编制方案、组建机构、设立垦区等，为边疆社会的综合发展提供了强势动力。与此同时，云南的金融财政一直相对独立，与中央政府关联性较小。但在抗战期间，在中央政府与地方实力派之间的利益博弈与均衡过程中，边疆经济逐步融入国家体系中，通过种种战时举措，国民政府在云南采取了涸泽而渔的政策，几乎动摇了云南刚刚建立起来的经济建设基础。
——摘编自周玲《云南地方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清政府在云南地区实施“改土归流”的条件及实质。
(2)根据材料二，概括云南抗战时期经济建设基础“几乎动摇”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