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隋唐）科举特重进士科，此科既不考试经术，志在进士的人们自然不肯诵习。其次则为明经科，此科虽试经术，而出题范围又只限于《五经正义》。……且考试时又有“墨义”及“帖经”等方式，一般学子平日多半研究括帖，忽视实学，于是“死记经文，默诵注疏”成为当时特有的教育。限制这样的死，束缚这样的严，聪明才智之士自然群趋于文艺与佛学两途……则儒术怎样有成绩。

——陈青之《中国教育史》

材料二 范仲淹对进士科的考试办法，规定为考三场，先策、次论、再次诗赋。把考试策问放在首位，以便考察考生们的真才实学。庆历的改革对端正当时的士风、学风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北宋末年有人赞道：“教养人才，士风丕变，故至今论学校者，称庆历之风。”而且庆历改革，废除帖经、墨义，改试“大义”，对新儒学-义理之学的兴起起到了激活作用，“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著名的“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等就是在庆历年间或稍后进行新儒学探索的。

——郭齐家《中国古代考试制度》

材料   安德鲁·罗伯茨所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认为落后的中国在那场高度机械化战争中贡献不大，对于中国战场几乎是一笔带过。利德尔·哈特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40章中关于太平洋和远东战争仅有寥寥5章。丘吉尔密友马丁·吉尔伯特所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52章中仅有3—4章提及东方战场。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主编的11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全史》，关于远东地区内容仅有1卷，但该套丛书对于战况不甚激烈的中东战场乃至于战时中立国，却各有独立1卷加以叙述。号称为诺贝尔文学奖的丘吉尔所著之《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在长达12卷的回忆当中，仅将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作战汇编为《日本的猛攻》1卷，对中国战场视而不见。即使是拉纳·米特所著《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一书对中国战场的关注也仅仅限于淞沪会战、豫湘桂战役等少数几个战役。

被《伦敦时报》誉为“一本迄今为止描写‘二战’史最好的书”——《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以德国入侵波兰作为“二战”开始的标志，将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视为其全面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

（史学界）大多将中国战场作为太平洋战场的从属战场。服部卓四郎的《太平洋战争全史》刻意淡化中国战场价值，将日军在华视作太平洋战场的组成部分，将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被美军击败视为其战败的主要原因。美海军陆战队弗兰克·霍夫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争夺战》一书中，详细记录了太平洋战场反攻阶段美军从夺取瓜达尔卡纳尔岛到冲绳岛最后一战的战斗历程，似乎东方战场只由太平洋战场单独构成。

——摘编自王安中《正确认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东方主战场地位》

材料一   鸦片战争后，一批接触西方知识较多的先进分子，开始了自己创办近代传媒，争取话语权的活动。以《循环日报》为代表的最早的一批国人自办报刊，在政治上坚决站在中国人民一边，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反抗外国侵略，谴责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从1895年到1898年，全国出版的中文报刊有120种左右，其中80%左右是中国人自办的”。这些报道无情揭露了帝国主义巧取豪夺的可耻行径，发出了“叱咤英俄，鞭笞欧美，振我夏声，昌我华种”的号召，并以其鲜明的时代性，新颖的思想性和丰富的知识性，大大提高了国人自办报刊的声誉和社会地位，从根本上打破了长期由外报垄断中国新闻界的局面，从外国人手里夺回了一定的传媒话语权。

——摘编自刘兴豪《从清末报刊看传媒话语权的争夺》

材料二   中国多年来一直倡导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伴随着中国的崛起，引起了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担忧，“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中国传统文化含蓄、内敛，讲究“和而不同”，这种传统也渗透到中国的外交理念中，使中国在与其他国家发生纠纷时态度十分缓和，往往处于被动的地位，甚至在一些问题上被其他国家围堵，长期以来，国际舆论一直由西方主导，中国媒体在国际舆论的环境中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中国传媒要争得一席之地，构建与中国大国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就必须加强对外宣传工作的力度与质量，促进媒体改革与发展。现今，世界各国依赖加深，中国媒体行业的发展也离不开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中国传媒应该运用自身优势，立足国情，将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念渗入到国际宣传中，因为其集中表达着中国“思考世界问题”的思想观点和治理理念，是丰富全球话语体系的重要价值资源。

——摘编自王柏琪等《构建传媒战略提升国际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