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秦统一岭南以后，最初令军队留在当地落户定居。由于北方人初去水土不服，人口死亡率很高，”秦民见行，如往弃市”，征兵不易，因而秦朝政府从内地组织移民充边。随着大量移民进入岭南，秦朝政府按照中原的统治方式改造岭南，在郡县治所或戍守据点建造城郭，并设置了南海郡、桂林郡、象郡三郡。此外，在内地移民较多的地方设县，在原住民族聚居的地区设道，施行针对民族地区的《属邦律》，利用民族首领“臣邦君长”对本民族地区进行管理，同时在有些地区还允许维持其旧的部落组织，所谓“且以其故俗治”。从此，岭南被纳入中央政权的统一管辖之下，成为秦王朝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何清谷《试论秦对岭南的统一与开发》

材料二   南朝时期，南方经济获得较大发展。由于北人南迁，给南方带来了先进的冶铁技术，南方冶铁业因此得到发展。稻田耕作开始使用铁犁、耙、秒等铁农具，这使得北方作物麦、粟、菽等耐旱、耐寒作物在南方得到推广。随着农作物种植面积的增加和产量的提高，剩余产品也随之增加。这推动了南方粟、麦市场的发展。历宋、齐、梁三朝都城建康有较大规模的粟、麦市场。此外，山区的“蛮族”在政府的鼓励下，大力开发“蛮田”，使得“蛮田大稔，积谷重岩，未有饥弊”。

——摘编自杨乙丹《魏晋南北朝时期农业科技文化的交流及其思考》

材料一   与分封制相适应，商周的官员选拔采用“世卿世禄制”。三代（夏、商、周）时期治理国家的统治者是贵族……从诸侯到士，根据出身的高低贵贱来兼任政府职务，世代为官……春秋时期，随着兼并战争的进行，秦、楚等国都在新占领的地方上设立县和郡，作为新的行政建制。一般县在中心区域，郡在边远地区。郡县的长官，不再是世袭领主，而是由君主委派官员直接管理。郡县长官由君主任免，对君主负责，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取代贵族领主的职业官僚。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十五讲》

材料二   汉初制度大多不切实际，要求制度变革的呼声甚高，却无法实施。直到武帝时期，政府才在协调地方与中央的关系、解决皇权与相权矛盾、强化对官僚队伍的管理、确立新的经济政策等重大领域大刀阔斧地推行了制度变革。

——摘编自孙家洲、王文涛《制度变革与汉武帝盛世的造就》

材料三   元朝的行省实际上是封建中央集权分寄于地方，故行省官员的权力相当大，它负责处理境内政治、军事、经济等各类事务。此外行省还有一个重要职能是聚集境内财富，以供中央需要。

——摘编自《中学历史教学史料汇编》

材料一：西周的礼乐文化是儒家思想产生的根源，礼学是儒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儒家礼乐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独具特色的文化资源。“礼”是内容，“乐”是形式，周公制礼作乐，规定了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等，使贵贱有差、尊卑有别、长幼有序，实行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孔子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礼”是治国的基本要素，礼乐的这种治国内涵被无数统治者沿袭采用。儒家认为，礼乐因人情而设，有节制性情、提升道德的作用；“礼”的和是“中和”，礼以和为贵，就是在尊重各个阶层权利的基础上，要求人尽自己的义务而达到和谐，这种思想在当代文化的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摘编自刘丰《儒家礼乐文化的历史价值与当代启迪》

材料二：法治和德治都是实现人治的工具和手段，以维护君权为目标。但儒家德治的保守性适应不了当时政治上层建筑的变化，而法治思想完全忽视并否定道德价值的内心自觉作用，只有儒法融合发展，才能克服彼此缺陷。秦亡后，汉朝统治者充分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经过汉初的无为而治的过渡，德治与法治在汉武帝时期走上了融合发展的道路。在汉武帝的支持下，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家思想成为官方意识形态，自此，封建统治者把德法并用，德主刑辅作为治国的策略，礼法文明开始取代礼乐文明占主导地位。

——摘编自王欣《先秦德治与法治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材料三：文学、艺术在中国文化史上，发源甚早，但到唐宋之际，伴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变革。出现了文化转型期，唐朝统治者对世家大族的压制，客观上使得文化的发展失去了家族的约束和保障，传统的礼法之学渐渐崩溃，家族文化逐渐解体，文化垄断局面逐渐被打破，个人精神逐渐得到释放，民风渐变。到了宋朝及以后的时期，随着选官制度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文化逐步渗透到下层民众中。平民文学兴起，白话小说大量涌现，市民文艺广受欢迎。新的平民学者群体也不断壮大，他们到处讲学，儒家思想也呈现出一定的平民精神。

——摘编自蒋晓光《唐文化发展进程与唐宋文化转型的必然性》

材料一   汉代“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四曰刚毅多略……皆有孝悌廉公之行。”

——《汉官仪》

材料二   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荣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夺天朝之权势。爱憎决于心，情伪由于己。……是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愚臣以为宜罢中正，除九品，弃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制。

——《晋书》

材料三   贫苦子弟，类皆廉谨自勉，埋首窗下……即纨绔子弟，亦知苦读；以获科第，否则虽富不荣……因此之故，前清时代，无分冬夏，几于书声遍野，夜静三更，钻研制义。是皆科举鼓励之功有甚于今日十万督学之力也。

——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史》

材料   经过唐末五代的武人政治，宋太祖不愿再见军队夺取政权的威胁。宋代的政治权力，即倚仗儒生士大夫所撑持的一个庞大的文官系统……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

宋代科举取士，儒生基本上是经由竞争，以经典知识与文字表达能力，进入文官系统。宋代名臣，如三苏（苏洵、苏轼、苏辙）、两宋（宋郊、宋祁）、范仲淹、王安石、文天祥……都没有显赫家世，凭着文采与知识，在士大夫中脱颖而出。

宋代优遇士大夫，胜于前后列朝。据说，宋太祖留下祖训，不得诛戳士大夫。核对历史，宋代党争虽烈，失势的官员至多降职贬逐，却没有杀身之祸，甚至身陷罗网也属罕见。

宋代知识阶层的地位提高，未必只是由于政权对文人儒生的尊崇，其实还在于这一阶层人口众多，形成相当广大的社会基础。……大概由于教育较为普及、知识传布较为方便之故。宋代知识阶层的社会地位，也较过去更为重要。读书人往往是以个人的身份，在小区拥有发言权，受乡里尊重。

——摘编自许倬云《万古江河》

材料一   “三代之圣王禹汤文武，百里之诸侯也，说忠行义，取天下。大禹躬行此道， 他深知“ 尚贤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禹“方为政乎天下之时，曰‘必使饥   者得食， 寒者得衣， 劳者得息， 乱者得治 ’。”他“兼爱天下之百姓 ”，“遂得光誉令问於天   下 ”。

——摘编自（清）孙诒让《墨子间诂》（清代《墨子》校勘大成之作）

材料二   治国之道，去害法者，则不惑于智能，不矫于名誉矣。昔者舜使吏决鸿水， 先令有功而舜杀之；禹朝诸侯之君会稽之上，防风之君后至而禹斩之。以此观之，先令者 杀，后令者斩，则古者先贵如令矣。 ……故先王以道为常，以法为本。

—— 《韩非子·饰邪》

材料一   秦历代君主都很重视上帝、山川之祭祀，而在宗教建设上汉承秦制，刘邦接续了诸秦王的工作。武帝刘彻在宗教建设方面自觉性更强。“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而汉武帝封禅所需的相关礼仪都记载在六经中，当时“唯有儒者熟习六经”，这成为儒家之机运。武帝刘彻时代，国家宗教与儒家结盟已成大势。这一过程中，国家是主动的一方，宗教需求是主要动机，前朝完成的国家统一，国土与行政的统一必须有精神的统一为基础。而此时，董仲舒将自己对上天、天道的理解与《周易》的诠释完全相合，共同构成中国思想正统。

——摘编自谢遐龄《董仲舒：儒家与国家宗教始结盟》

材料二   黄宗羲经常对封建时期的法律进行批判，他主张政府制定能够反映当下市民各阶层利益的“天下之法”，而且能够实行法治，他非常重视学校在社会中所起到的作用，他认为学校不仅仅是为社会培养人才的地方，而且还应该成为“公其是非”的议政单位。王夫之则认为法律是由私而转变为公，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顾炎武提出了反对当时君主“独治”的思想。他所认为的亡国和亡天下的区别，已经不再是停留在感叹一个朝代的兴亡更替，而是提出了一个“保天下”的新观念，唐甄认为应当运用法律手段来限制君权，可以“抑尊”即限制君主的权力，尊重御史等官员的纠察权力，真正做到“下畏御史”，还应允许有一定的思想言论自由。

——摘编自石春燕《试论我国明清社会启蒙思想的内涵》

材料三   他们的思想无疑是进步的，涌现出于正统思想相叛离的因素。但他们终究没有跳出儒家思想的圈子。从他们至死不食清朝俸禄的行为来看，他们的救世方案和实用学问的思想意义和学术意义大于社会意义，至少在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的一百多年里，无论中国的政治、经济还是思想文化，都沿袭着过去的“惯性”，几乎看不到他们的影响。

——摘编自任世江《高中历史必修课程专题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