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安德鲁·罗伯茨所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认为落后的中国在那场高度机械化战争中贡献不大，对于中国战场几乎是一笔带过。利德尔·哈特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40章中关于太平洋和远东战争仅有寥寥5章。丘吉尔密友马丁·吉尔伯特所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52章中仅有3—4章提及东方战场。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主编的11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全史》，关于远东地区内容仅有1卷，但该套丛书对于战况不甚激烈的中东战场乃至于战时中立国，却各有独立1卷加以叙述。号称为诺贝尔文学奖的丘吉尔所著之《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在长达12卷的回忆当中，仅将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作战汇编为《日本的猛攻》1卷，对中国战场视而不见。即使是拉纳·米特所著《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一书对中国战场的关注也仅仅限于淞沪会战、豫湘桂战役等少数几个战役。

被《伦敦时报》誉为“一本迄今为止描写‘二战’史最好的书”——《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以德国入侵波兰作为“二战”开始的标志，将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视为其全面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

（史学界）大多将中国战场作为太平洋战场的从属战场。服部卓四郎的《太平洋战争全史》刻意淡化中国战场价值，将日军在华视作太平洋战场的组成部分，将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被美军击败视为其战败的主要原因。美海军陆战队弗兰克·霍夫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争夺战》一书中，详细记录了太平洋战场反攻阶段美军从夺取瓜达尔卡纳尔岛到冲绳岛最后一战的战斗历程，似乎东方战场只由太平洋战场单独构成。

——摘编自王安中《正确认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东方主战场地位》

材料一   中国古代各民族在长期的碰撞与交融中，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民族观念。《史记》运用先秦以来的典籍资料，广泛搜集各地传说，梳理、创建了一个支系庞大而主线清晰的族谱体系。在该体系中，传说中的黄帝是夷夏各族共同的始祖。

至明代，云南哈尼族传说认为先祖躲入葫芦中逃脱大洪水后生下五子，分别成为哈尼、彝、汉、傣和瑶族的祖先。南甸土司自其十六世祖开始有“呈祥”“守忠”“定国”等汉化名字出现。云南乡式名额也由洪熙元年（1425）的10名，增至万历末期的47名。沐英镇滇十年，“练兵劝农，兴学化俗”“民知草长养老而兴其孝弟矣”。

——《明代云南地区的民族融合》

材料二   1938年10月，东南亚48埠华侨齐聚新加坡，宣告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代表大会成立。陈嘉庚作为主席发表演讲：“吾侨均为炎黄子孙，素有‘革命之母’之名誉、爱国精神见重寰宇；七七以来，与我四万万同胞敌忾同仇，输财纾难，统计不下一万万元……盖国家之大患一日不除，则国民之大责一日不能卸……愿我八百万侨胞……作我政府后盾，踊跃慷慨，加紧出钱出力……使我物力愈充，使我战力愈强，使国家得籍吾人血汗一洗百年之奇耻，使民族得精吾人力物力一报九世之仇，抗战胜利必属我国。”

——《赤子丰碑》

材料三   1949年，中国共产党通过多种渠道动员海外人士回国参加建设。青年核物理学家朱光亚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后，毅然决定放弃在美国的优厚待遇，回到祖国，用自己的科学知识投身于新中国建设。他起草了《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动员更多的留学生回国参加建设。他说：“我们都是靠千千万万终日劳动的中国工农大众的血汗供养长大的。现在他们渴望我们，我们还不该赶快回去，把自己的一技之长，献给祖国的人民吗？”回到祖国去，成为当时广大留美中国学生的追求和选择！1950年4月，朱光亚历尽艰辛回到祖国怀抱。他把毕生所学献给了祖国，为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朱光亚作为“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名列“感动中国”2011年度获奖者榜首。

——《朱光亚传》

材料一   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苏区合作社不仅是一个经济组织，还是一个战斗组织。合作社的经济功能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解决红军家属在生产生活上的因难从而保证"扩红"运动的顺利开展；二是生产和收集粮食、筹集物资以满足前线需要。合作社的政治功能主要表现为查处和清除混入合作社的阶级异己分子和腐败分子，维护贫困农民在合作社中的地位，保证合作社的纯洁性。

——摘编自易棉阳《中央苏区合作运动与相关革命运动的关系研究》

材料二   1950年7月，中华全国合作社工作者第一届代表会议召开，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社法（草案）》等重要文件，成立了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统一领导和管理全国的合作社。经过最初几年的发展，农村供销合作社已有社员1.5亿，供销社在全国形成了一个上下连接、纵横交错的全国性流通网络。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合作社快速推进，1951年成立互助组，1953年开始大规模推进初级合作社和高级合作社建设，1957年后，人民公社在广大农村逐步建立。

——摘编自彭远国《中国供销合作社历史变迁与制度创新研究》

材料三   1984年，供销合作社在恢复“三性”（群众性、民主性、灵活性）的基础上，深入进行了以“全民”变“集体”，“官办”改“民办”为核心的改革，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发展多种经营方式，发展农村商业网点。1995年，党中央、国务院明确了供销合作社的性质、宗旨、地位和作用，并决定恢复成立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我国的供销合作社进入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摘编自张希深《中国供销社发展研究史》

材料一   中国古代王朝对边疆地区采用了既互相矛盾又相辅相成的两种治理模式，即“因俗而治”与边疆内地一体化，对中国古代边疆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因俗而治”主要是中央政府在边疆地区，政治上任用当地部落首领，经济上不改变经济形态和发展模式，文化上顺应风俗习惯，边疆地区在与内地的交往中不断向先进的内地经济形态和文化学习并最终趋同一致的治理模式。边疆内地一体化是指地理上边疆地区在行政管理形式、经济发展水平、文化教育等方面与内地处在较为相近的发展水平上，形成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是在承认和尊重边疆地区的经济形态差异、民族风俗习惯差别的前提下的一体化。

——摘编自陈跃《“因俗而治”与边疆内地一体化——中国古代王朝治边政策的双重变奏》

材料二   1949年的《共同纲领》确定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此后党和人民政府通过友好协商和各种调解工作，使许多积怨甚深的民族纠纷，陆续得到公正合理的解决。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组成中央访问团，分赴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访问，宣传党和政府的民族政策，了解他们的疾苦和要求，带去大批急需的药品、医疗手术器械及生活用品。各级人民政府还抽出必要的财力、物力帮助少数民族恢复和发展农牧业生产。1952年底至1953年上半年，在各级党组织和各级政府的广大干部及人民群众中开展了一次民族政策大检查，取得了较好成效。1951年建立了中央民族学院，在西北、西南、中南设立分院；放手使用和大胆提拔少数民族干部，普遍开办民族干部训练班和民族干部学校。1954年宪法将民族自治地方规范为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三级，县以下的少数民族聚居区设民族乡。到1956年，全国共建立27个自治州、43个自治县。

——摘编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

材料一   专制时代，统治者只要有能力，便无时无刻不在扩张对基层的控制权力；即使基层社会没有官派组织，也有各类代理人在执行皇权意志。中国自先秦就开始了编户入“里”，“里”的范围与功能与今天的社区相近，“里治”可被视为古代的社区治理样本。“里治”经历了“里长官任制、里长职役制和里治官僚化”三个阶段，越到后期，中央集权越得到加强。乡里制度、户籍制度与赋税制度是皇权下县的三条铁链，构成古代“家国政治”的制度基础，古代社区治理呈现出“皇权控里、绅权辅里、民治于里”的结构。受经济结构基础所限，国家权力的扩张限定在“政治性”一侧，剩余的社会治理往往处于“自发秩序”而非“自治秩序”。

——摘编自吴晓林等《皇权如何下县：中国社区治理的“古代样本”》

材料二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立足乡村基层社会，开辟了红色政权革命道路，创建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局部执政中进行了治国理政的重要探索。在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基层社会，中国共产党找到了革命生长的空间，通过加强地方党组织和新型革命军队建设有效嵌入基层社会动员群众，通过创建和领导苏维埃政权，把动员群众和改造社会统一起来，重构了以基层政权为核心、群团组织和群众武装构成的新的组织体系，开创了以群众有组织的政治参与为主要特征的基层社会运行机制。中国共产党在苏区的执政是通过基层社会改造来开展并实现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苏区政权组织体系和新的社会运行机制的创建，也是基层社会改造的重要成果。

——摘编自刘一博《改造基层：中国共产党苏区执政的路径与成就》

材料一 魏晋士族是历史地形成的一个社会阶层，是东汉士家大族势力发展的延续……东汉至西晋时期，世族在政治上发挥的作用显著提高，但总体上仍然处于皇权的控制之下，不足以超越皇权。到了东晋时期，权力结构才发生了变化，门阀士族的势力得以平行甚至超越皇权，皇权政治从此演化为门阀政治。从东晋时期的史实来看，士族在这一时期具有特殊的地位和权益，不容皇权侵犯。与此同时，皇权也不容许任何一姓士族撞自废立。皇权与士族势力的均衡与共治才得确保统治秩序的的平稳……淝水水之战后，形势出现了重大变化，士族势力大不如昔，东晋政权也日渐势微，门阀政治呈现日趋崩坏之势……士族虽保留了很大的社会政治影响，但严格意义上的门阀政治已不复存在，门阀政治逐渐回归于皇权政治。门阀士族存在并起着不同程度政治作用的历史时期，并不都是门阀政治时期，严格意义上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江左的东晋时期。南北朝后期，门阀士族已经显出衰落的迹象。至隋唐时期，终于完全退出了历史舞台。

——摘自杨宁一《历史学习新视野》

材料二 在教育不普及而又信奉经典信仰的社会中，知识阶层极易获得平人们的尊重，而这种情况常常随着人们知识水平的提高而逐渐淡薄。在魏晋南北期时期，学术的中心在士族集团，总体上来说，士族子弟即使不学无术，普通平民仍然无法与之相提并论，他们依然能够保持较高的社会政治地位。隋唐时期，学校教育得到迅速发展，文化得以在更广泛空间内普及，学术的中心由家族转向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普及使士族失去了在礼法门风上的优势。一方面，他们所自矜的礼法逐渐在社会上普及，寒庶成地主中也出现了很多“名节风教”之人；另一方面，一些士族门风日趋败坏，出现了不少家风沦替的例子，两方面的合力使士庶区别日趋泯灭，动摇了士族赖以生存的等级特权。

——摘自杨宁一《历史学习新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