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一   经济的发展

材料一   宋初，北方作物的大规模南移和占城稻的引进推广，在耕作制度上带来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在同一块地上不同作物可以接续栽种，不少茶农、桑农、果农等不再是为自身的直接消费而生产，而是把产品投入市场，转换成货币，再购入粮食、布帛等生活必需品。

——摘编自张其凡《中国大通史》

材料二   宋朝的商品经济非常繁荣。新兴经济作物茶叶、甘蔗之类绝大部分进入市场。市场形成城市、镇市、草市三级金字塔型结构。在地方贸易网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江南、西北等几个较大的区域市场。海外贸易规模超出唐朝，朝廷在南方沿海港口设立了多处市舶司。民间开始出现中国古代最早的纸币，称为交子。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三   宋代城市功能由单一的维护封建统治的堡垒功能，日趋走向多样化，它的社会、商业贸易、文化消费等功能日益显露出来。最明显的就是城市生活由原来只为统治集团、贵族官僚服务开始面向下层，面向一般市民生活需求，史载，“今闻阎之卑，倡优之贱，男子服带犀玉，妇人涂饰金珠，尚多僭侈，未合古制”。城市突破了居民区和商业区的区分，中世纪前期的城市管理制度“坊市制”被十分发达的“厢坊制”所取代，到了南宋中叶，不少城市又演变为“偶巷（坊）制”，坊不再是封闭式的居民区。实际上是商业与居住混杂在一起的街区。南方以自然经济区域为范围，以经济发展为驱动力，推动交通、人文方面的发展，形成一个个独具风格和特色的多功能城市，走上了经济型城市的发展道路。正是这场宋代的“城市革命”，推动了封建城市规划的变革，中国城市的发展，开始了多元化的道路。

——摘编自《中国古代的城市生活》

材料四   宋元时期，南北交通改善，为技术和贸易的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经济氛围宽松自由，商业空前繁荣，同时在税赋方面大量征收纺织品。这一时期，北方大量人口南徙，为江南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和资金，同时也将北方较为先进的纺织技术传到江南地区。1289年，元世祖又“诏置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木棉提举司，责民岁输木棉十万匹”。在此情况下，棉纺业在各地广泛兴起，元代棉花已能与丝、麻纺织原料鼎足而立。

——摘编自杨敏《宋元江南纺织手工业与区域经济的相关性研究》

材料五   五代十国时期，南方战事稀少，社会环境较为安定。在此期间，南方逐渐成为经济发达的地区。北宋灭亡之后，南宋政权偏安一方，南方经济得以进一步发展。此时南方在农业、手工业、商业上都得到了巨大发展，已达到一定的发达水平，农业生产甚至超过北方。此外，自唐至宋元，庄园的分布有明显向南推移的趋势。到了元代，为解决“南粮北运”问题，甚至开发前所未有、规模浩大的漕运和海运，也足见南方经济的重要性和其影响力。

——摘编自商字楠《中国古代经济重心转移及其影响分析》

主题二   社会的变化

材料六   两宋时期，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古时期森严的良贱制度也逐渐被打破。宋仁宗时赋予了私人奴婢编户齐民的法律地位，南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后官奴婢制度消亡。仁宗朝，政府规定商人、佃农、奴婢均为编户齐民，这意味着压抑下层百姓权利的种种桎梏得以剔除，而对奴婢生命权的保护亦更加深入具体了。

——郭尚武《两宋良贱制度的消亡及其影响》

材料七   （宋代）岳州知州指出：“（农民）自来兼作商旅……欲出榜招召，务令疾速归业。如贪恋作商，不肯回归，其田权许人请射（承佃耕种）。”宋高宗采纳户部意见：“商人田产，身虽在外，家有承管，见今输送二税，难（不应）许人请射。”

——摘编自徐松《宋会要辑稿》

材料八   社会流动按其流动方向，划分为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关于水平流动，多表现在地域和职业方面的流动。如农民摆脱户籍与土地的束缚，“释其耒耜而游于四方，择其所乐而居之”。商人在各地流动，“富室多是外郡寄寓之人，盖此郡凤凰山谓之客山，其山高木秀皆荫及寄寓者。其寄寓人，多为江商海贾……”士人也从事经商，在赶考途中，有“贩盐为事”。垂直流动则多表现在科举制全面展开，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上升的机会，宋代开始阶级区分不及前代严格，阶级之间的流动性比较大。

——摘编自陈静《宋代商品经济与社会流动研究》

材料九   唐宋变革是中国传统社会历史上的重要变革，实现了春秋战国以后的又一次社会转型，使中国传统社会进入齐民社会阶段。较之此前的汉唐世族地主社会，齐民社会具有社会等齐性、契约普遍性和社会流动性三个方面的进步特征：社会等齐性意味着社会特权阶级大大缩小了，社会身份趋于等齐，社会等齐性为社会“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创造了前提条件，导致契约的普遍化，并使人们摆脱了身份的束缚，可以自由迁徙并从事各种不同的职业，这些大大提高了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

——摘编自高德步《唐宋变革齐民地主经济与齐民社会的兴起》

主题三   儒学的复兴

材料十   在北宋初年，儒学思想比较沉闷，在当时的政治思想中没有占支配的地位。到北宋中期，随着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加剧，因循守旧政治受到日益激烈的批评，士大夫中要求改革政治的变法思潮日益高涨。儒学这时期吸收了佛教、道教的一些思想，向着“通经致用”的方向发展，适应新的政治形势需要而日益活跃。当时士大夫中不少人出于对内忧外患交炽局面的忧虑，想通过对经籍作出符合现实需要的新解释，为解决现实的社会矛盾寻找答案，为巩固宋王朝的统治寻求药方，形成了不同的学派。儒学也在各个学派争鸣中得到发展，形成带有新的时代特点的新儒学。

——摘编自吴泰《中国史话》

材料十一   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

——《朱子文集》卷七

材料十二   理学是中国古代最为精致，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其影响至深至巨。理学家将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进而以天理遏制人欲，约束带有自我色彩、个人色彩的情感欲求。……应该看到，理学强调通过道德自觉达到理想人格的建树，也强化了中华民族注重气节和德操，注重责任与历史使命的文化性格。

材料十三   中国古代的儒学思想是一个流动的发展过程。孔子以及后来战国时代儒家，广泛而深入地探讨了人的价值，人的完善的品德，以及人性的冶炼。董仲舒把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塞进阴阳家的框架，加上一个最高的主宰“天”，成为一种神秘的天人感应论。唐代出现了儒、道、佛“三教”并立的局面，同时一些思想家或明或隐地吸取佛学思辨哲学的若干方面。宋明理学在三教融合、渗透的基础上孕育、发展起来。理学一方面使人们屈从于封建主义统治，另一方面，理学家发展了早期儒学中重视人的独立思考，兼综百家和重视文化遗产研究的传统。

——摘编自张岂之《儒学思想的历史演变及其作用》

主题四   文学艺术和科技

材料十四   宋代市民文化的繁盛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使演艺由宫廷走向民间，由上层社会的消遣享乐转向大众性文化娱乐——更具意义的是，以勾栏演艺为中心的瓦舍之创设，为演艺提供了固定的场所，从此民间城乡各路艺人汇聚于此，使得官方与民间、城乡长期分流的表演艺术终于迎来了交流汇合的契机”。两者相互渗透、相互融合，促进了宋代各类文化式样更趋世俗化、大众化。这一时期，随着市民文化的发展不仅俗文学作品的创作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俗词、话本艳曲等大量的通俗文学文艺作品层出不穷，而且出现了俗文学文体的相对独立，其突出标志就是宋代出现的话本小说以平易生动的口语代替了以往文学作品典雅的文言，语言风格凸显出口语化、通俗化的特色，开启了后世以口语化的白话文进行小说创作的先河，从此白话小说在文学舞台上占据了-席之地以白话文为主的俗文学文体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受市民文化发展的影响，自宋代以后士大夫阶层在文学创作领域里也呈现出雅俗贯通的倾向。

——摘编自郭学信《宋代市民文化兴盛的时代特征及社会效应探论》

材料十五   宋代，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进入黄金时代，科技成就走在世界的前端，法国汉学家谢和耐称它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这一时期，在数学、传统医学、传统天文学、法医学、传统农学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政府推动出版了一系列的科技作品如《梦溪笔谈》、《圣济录》、《洗冤集录》、《统天历》、《农书》等。四大发明指南针用于航海、火药用于军事，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促进了科学知识的传播。李约瑟博士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以罕见的篇幅来讨论朱熹的科学思想。

——摘编自刘芹《儒学与中国古代科技——以宋明为例》

材料十六   火药、指南针、印刷术一这是预兆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了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强大的杠杆。

——马克思在《机器、自然力和科学应用》

主题一   改革开放伟大决策

材料一   1978年，在邓小平先生的倡导下，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征程。从农村到城市，从试点到推广，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40年众志成城，40年砥砺奋进，40年春风化雨，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2018年4月10日）

材料二   邓小平指出：“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做起的。”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首先从农村开始，一方面是因为农村是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压抑较严重的社区，从相对意义上说，很多农民连温饱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因此，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下，农村与城市是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且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农村占很大比重，使得农村的经济制度变迁可以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内进行，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也说明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市场化方向是生产力发展所要求的方向。

——摘编自许经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制度变迁回顾与思考》

材料三   ……完成国家计划，税利比上年增长的，奖金可以适当增加；未完成国家计划，税利比上年减少的，奖金要适当减发或停发。

……企业内部使用奖金的形式，由企业根据具体情况自行决定。可以采取记分发奖、浮动工资、计件超额工资等形式……要体现出鼓励先进、奖勤罚懒、多劳多得、奖励超额劳动的精神。

……企业应按上级核定的比例，分别建立生产发展基金、新产品试制基金、职工福利基金、职工奖励基金和后备基金。企业发放奖金应从提取的职工奖励基金中开支……不准挪用生产发展基金、新产品试制基金、职工福利基金和后备基金发放奖金……

——《国务院关于国营企业发放奖金有关问题的通知》（一九八四年四月十六日）

材料四   1979年6月，广东省委和福建省委向中央递交了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出口特区的建议。7月15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广东、福建两省的报告，指出：对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地方以更多的主动权，使之发挥优越条件，抓紧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1980年8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了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厦门设置经济特区。从此，中国迈开了向世界开放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一步。经济特区逐步建立起适应外向型经济发展的经济运行机制，它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许多方面先行一步，为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同时，特区还有着联系港澳台地区的政治意义，为“一国两制”的设想提供了实践支持。

——摘编自王蕾《中国经济特区创办的前前后后》

主题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提出

材料五   改革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是中国进一步参与全球竞争和全球治理的必然要求。可基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时代逻辑三重向度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内涵。改革开放是对“中国如何发展”重大历史问题的有效探索，它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理论品格，构建了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框架和话语体系，对世界局势做出了科学判断，对时代要求做出了重大回应，在向世界提供公共产品的同时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

——摘编自吕伟《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重逻辑审视》

材料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来，从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到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再到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中国道路越走越宽广，开辟了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境界。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揽“四个伟大”，擘画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路线图，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

主题一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材料一   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前，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进行了一次比较全面、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分别听取了国务院34个部委关于工业生产和经济工作的汇报，逐渐形成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看法。撰写《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不仅是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篇之作，而且为中共八大提了理论指南。

——摘编自自闻言实《1956年中央领导同志的调查研究与<论十大关系>的发表》

材料二   宣传“大跃进”的漫画

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与呼。

——老红军致彭德怀的信

材料三   到1958年底，全国74万个农业合作社合并为2万6千个人民公社，99%的农户都参加了人民公社。

不但土地等生产资料公有，而且经济活动的若干环节也公有；一切财产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大办公共食堂。

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既不能超越，也不能阻碍，否则就要受到惩罚。人民公社化运动就违背了这一经济社会规律，急于从刚建立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基础上快速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

——摘编自《浅析人民公社化运动失败原因》

材料四   1961年8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庐山工作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和“工业十七条”。《指示》认为前一段时期权力下放的过多、过于分散，所以现在要把权力更多地集中到中央一级，并强调严格执行国家计划，不得在计划之外层层加码，在之前下放给地方的中央企业中，凡是产品需要在全国范围统一调度的，现在一律收回中央等等。在企业内部经营管理方面，“工业十七条”规定企业必须规定“五定”（即国家给企业定产品的方向和生产规模，定人员和机构，定主要的原料、材料、燃料和动力的消耗定耗和来源，定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定外部协作关系）和“五保”（即企业向国家保证产品的品种、质量、数量，保证不超过工资总额、保证完成成本计划、保证完成上缴利润、保证主要设备的使用期限）进行生产。在这一新体制下，厂长将重新有权总理企业内部的行政事务，且企业中生产、技术、财务等部门都将由专业人员负责。

——摘编自《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至六十年代初中国工业管理体制改革》

材料五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一方面立即着手恢复被战争严重破坏的工农业生产，并很快地完成了这一历史任务，另一方面则逐步展开了大规模新的基本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国家用于基本建设的投资为550亿元。巨额投资给人民带来生活的改善，人民群众以自己的热情劳动创造美好生活。一五计划期间，全国施工的工矿建设单位达1万个以上，五年内平均每三天就有一个新建的规模巨大的工矿企业投入生产。

——摘编自《新中国十年来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

主题二   伟大的建设成就

材料六   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以一九六六年同一九五六年相比，棉纱、原煤、发电量、原油、钢和机械设备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有巨大的增长。一批新兴的工业部门建设了起来。工业布局有了改善……科学技术工作也有比较突出的成果。党在这十年中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

——摘编自1981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材料七

材料八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批亚洲民族主义国家紧随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之后纷纷承认新中国，并与新中国建交。中国一贯支持亚非拉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种族主义以及外部势力侵略与干涉的斗争，并对独立后的广大亚非拉国家的建设给予巨大而无私的支持与援助，如积极支援阿尔及利亚人民反对法国殖民统治的斗争，支持刚果、老挝等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对古巴尽一切可能予以援助。广大亚非拉国家认识到中国是朋友，是国际社会中主持正义的力量，是它们争取独立解放、维护主权和发展经济的重要外援。广大亚非拉国家认为，拥有庞大人口基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有利于实现联合国的普遍性，并能更好地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宗旨。……在中美关系松动的背景下，一些西方国家加快了承认新中国的步伐，成为在联合国大会上赞成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新生力量。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

——摘编自高志平、郭温玉《不结盟运动与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

材料九   中美关系的改善经历了曲折历程。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美国一直对华采取敌视政策。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随着世界政治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美国开始考虑改变对华政策，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领导人从国际反霸斗争的全局出发，做出了与美国和解的战略决策。1972年2月21日至28日，尼克松访华，双方经反复磋商，在上海发表了著名的《联合公报》，中美和解之门终于打开了。这一周，被称为“改变世界的一周”。

——摘编自李勇主编《全方位速读系列：世界历史》

主题三   “文化大革命”

材料十   如表

材料十一   如表

主题一 全民族抗战

材料一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与日军展开的会战主要有22次，重要战斗1 117次，小型战役3．89万余次，毙伤日军85．9万余人，国军总共死伤322万多人。

材料二   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部队从抗战一开始就深入敌人后方，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开展运动战和游击战，建立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在华北、华中、华南开辟了广大的敌后战场。共产党的军队在抗战开始时只有几万人，到了1945年初发展到91万人，还有农村中不脱离生产的民兵220万人。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敌后战场的八路军、新四军共作战9．2万多次，收复国土83．7万平方千米，占沦陷区总面积的66%。

——摘编自郭德宏《论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若干重大问题》

材料三   1939年1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六中全会，决定“军事限共”，并开始制造事端。陕甘宁边区处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的包围中，中共为了克服重重困难，巩固边区和鼓励各阶层人民抗战，提出了若干抗战政策，其中很重要的一项政策即为“三三制”。“三三制”政权的特点表现在人员分配方面，规定了共产党员、非党左派进步分子以及中间派分别占三分之一，是抗日战争时期统一战线的具体形式。

——摘编自杨明《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延属分区基层民主建设研究》

材料四   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对持久战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系统完整论述。毛泽东认为抗战作战形式应该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毛泽东多次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国共产党放手发动群众，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不断地建立和巩固抗日根据地。

全面抗战爆发前后，国民党逐渐形成了持久消耗战略的思想，其基本内容是：“以空间换时间”和“积小胜为大胜”。国民党制订了“游击战重于正规战”的作战方针，但在实战中又设想用顽强的阵地防守充分杀伤敌人，遏制日军的进攻势头。1938年国民党提出“团结海内外全民族一切力量”“训练全国壮丁，充实民众武力”。但同年蒋介石又下令，对各地自发组织的游击队“一律勒令取消”，李宗仁说国民党把抗战“前途建立在欧战和世界大战之上”，因此在日本进攻面前被动应敌、苦撑待变。

——祝滨滨《抗战时期国共两党持久战略之比较》

主题二 东方主战场

材料五   从1937年到1941年，中国的国际援助主要来自苏联，苏联3次向中国提供了总额为2.5亿美元的低息贷款，且全部为军火贷款，苏联援助的飞机、坦克、大炮等军火物资通过新疆和甘肃的西北国防大通道输送到内地抗战前线。而同期美、英、法的援助总共才2.6亿美元，且均为非军事贷款，主要用于购买非军事品和稳定货币。

从1940年起，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成为援助中国的主要国家。1941年3月，罗斯福总统将《租借法案》适用于中国，从1942年到战争结束，美国援助的枪炮弹药、飞机坦克及各种军用装备通过滇缅公路、中印公路和驼峰航线进入昆明、重庆等地，租借法援助总额达到13亿美元左右。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等

主题三 抗战的胜利

材料六  日本法西斯企图灭亡中国的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入侵，激发起全民族空前的爱国热情，中华民族数千年悠久历史文化所积聚起来的民族凝聚力在亡国灭种的威胁面前如同火山般地喷发出来。国共两党重新携手，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旗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这一旗帜下，一切炎黄子孙，同心协力，一起为抗日战争贡献自己的力量

——石源华《中华民国史（第十卷）》

材料七     抗战是中华民族复兴的转折点。从宏观的视角看，它是一场全面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不仅打败了日本，消除了亡国的危险，还从盟国那里挣脱了不平等枷锁，在国家主权的收复与巩固方面大有进展，获得了平等地位。抗日战争中，中国还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中国的国际地位可以说经历了一个不断提升的三级跳……在旧的国际体系解体之后，中国积极参与了新的国际体系的创造，并由此而在国际事务中担当重要角色。

——摘编自王建朗《抗日战争与中国国际地位的变迁》

主题一经济的发展

材料一   宋初，北方作物的大规模南移和占城稻的引进推广，在耕作制度上带来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在同一块地上不同作物可以接续栽种，不少茶农、桑农、果农等不再是为自身的直接消费而生产，而是把产品投入市场，转换成货币，再购入粮食、布帛等生活必需品。

——摘编自张其凡《中国大通史》

材料二   宋朝的商品经济非常繁荣。新兴经济作物茶叶、甘蔗之类绝大部分进入市场。市场形成城市、镇市、草市三级金字塔型结构。在地方贸易网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江南、西北等几个较大的区域市场。海外贸易规模超出唐朝，朝廷在南方沿海港口设立了多处市舶司。民间开始出现中国古代最早的纸币，称为交子。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三   宋代城市功能由单一的维护封建统治的堡垒功能，日趋走向多样化，它的社会、商业贸易、文化消费等功能日益显露出来。最明显的就是城市生活由原来只为统治集团、贵族官僚服务开始面向下层，面向一般市民生活需求，史载，“今闻阎之卑，倡优之贱，男子服带犀玉，妇人涂饰金珠，尚多僭侈，未合古制”。城市突破了居民区和商业区的区分，中世纪前期的城市管理制度“坊市制”被十分发达的“厢坊制”所取代，到了南宋中叶，不少城市又演变为“偶巷（坊）制”，坊不再是封闭式的居民区。实际上是商业与居住混杂在一起的街区。南方以自然经济区域为范围，以经济发展为驱动力，推动交通、人文方面的发展，形成一个个独具风格和特色的多功能城市，走上了经济型城市的发展道路。正是这场宋代的“城市革命”，推动了封建城市规划的变革，中国城市的发展，开始了多元化的道路。

——摘编自《中国古代的城市生活》

材料四   宋元时期，南北交通改善，为技术和贸易的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经济氛围宽松自由，商业空前繁荣，同时在税赋方面大量征收纺织品。这一时期，北方大量人口南徙，为江南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和资金，同时也将北方较为先进的纺织技术传到江南地区。1289年，元世祖又“诏置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木棉提举司，责民岁输木棉十万匹”。在此情况下，棉纺业在各地广泛兴起，元代棉花已能与丝、麻纺织原料鼎足而立。

——摘编自杨敏《宋元江南纺织手工业与区域经济的相关性研究》

材料五   五代十国时期，南方战事稀少，社会环境较为安定。在此期间，南方逐渐成为经济发达的地区。北宋灭亡之后，南宋政权偏安一方，南方经济得以进一步发展。此时南方在农业、手工业、商业上都得到了巨大发展，已达到一定的发达水平，农业生产甚至超过北方。此外，自唐至宋元，庄园的分布有明显向南推移的趋势。到了元代，为解决“南粮北运”问题，甚至开发前所未有、规模浩大的漕运和海运，也足见南方经济的重要性和其影响力。

——摘编自商字楠《中国古代经济重心转移及其影响分析》

主题二社会的变化

材料六   两宋时期，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古时期森严的良贱制度也逐渐被打破。宋仁宗时赋予了私人奴婢编户齐民的法律地位，南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后官奴婢制度消亡。仁宗朝，政府规定商人、佃农、奴婢均为编户齐民，这意味着压抑下层百姓权利的种种桎梏得以剔除，而对奴婢生命权的保护亦更加深入具体了。

——郭尚武《两宋良贱制度的消亡及其影响》

材料七   （宋代）岳州知州指出：“（农民）自来兼作商旅……欲出榜招召，务令疾速归业。如贪恋作商，不肯回归，其田权许人请射（承佃耕种）。”宋高宗采纳户部意见：“商人田产，身虽在外，家有承管，见今输送二税，难（不应）许人请射。”

——摘编自徐松《宋会要辑稿》

材料八   社会流动按其流动方向，划分为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关于水平流动，多表现在地域和职业方面的流动。如农民摆脱户籍与土地的束缚，“释其耒耜而游于四方，择其所乐而居之”。商人在各地流动，“富室多是外郡寄寓之人，盖此郡凤凰山谓之客山，其山高木秀皆荫及寄寓者。其寄寓人，多为江商海贾……”士人也从事经商，在赶考途中，有“贩盐为事”。垂直流动则多表现在科举制全面展开，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上升的机会，宋代开始阶级区分不及前代严格，阶级之间的流动性比较大。

——摘编自陈静《宋代商品经济与社会流动研究》

材料九   唐宋变革是中国传统社会历史上的重要变革，实现了春秋战国以后的又一次社会转型，使中国传统社会进入齐民社会阶段。较之此前的汉唐世族地主社会，齐民社会具有社会等齐性、契约普遍性和社会流动性三个方面的进步特征：社会等齐性意味着社会特权阶级大大缩小了，社会身份趋于等齐，社会等齐性为社会“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创造了前提条件，导致契约的普遍化，并使人们摆脱了身份的束缚，可以自由迁徙并从事各种不同的职业，这些大大提高了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

——摘编自高德步《唐宋变革齐民地主经济与齐民社会的兴起》

主题一   新中国的成立与人民政权的巩固

材料一   毛泽东在1949年9月21日召开的会议上指出：“我们的会议是一个全国人民大团结的会议。”“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摘编自统编历史教材《中外历史纲要》（上）

材料二   1949年10月1日，首都30万人齐集天安门广场，毛泽东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摘编自《历史上的今天》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时，人民政府面临着多种威胁政权的问题。国民党残余军队还盘踞在华南、西南，人民解放军仍在肃清土匪和一切反革命武装东北边境，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直逼鸭绿江；农村绝大多数农民仍被束缚在封建土地制度之下；城市中投机商人囤积居奇，拒用人民币，为巩固新生政权，新中国必须完成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克服财政经济上的巨大困难，应对美国发动的朝鲜战争给国家带来的安全危害。

——摘编自周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

材料四   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土地改革法规定：“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至1952年底，包括老解放区在内，已完成土地改革的农业人口占全国农业人口总数的90%以上。这是中国几千年来土地制度上一次最重大、最彻底、最大规模的改革，封建土地所有制从此被彻底消灭。

——摘编自《土地改革运动》

主题二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

材料五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政策。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材料六   在当时冷战的情况下，新中国“一边倒”（注：指新中国在外交上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外交战略选择引起了一些周边国家的担心和疑虑，如何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解决相互之间的争端与分歧，保障周边环境的和平与稳定，就成为新中国外交的一个重大课题。把和平共处的思想具体化为五项处理国家关系的基本原则，是中国政府在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时提出来的。

——摘编自宋晓芹《从和平共处、求同存异到维护世界的多样性》

主题三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

材料七   新中国成立后，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明确表示，要“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952年底基本解决了革命遗留任务，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如火如荼地进行，毛泽东指出，此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朝鲜战争尽管以美国签订停战协定收尾，但西方国家仍在排挤、封锁中国，要突破帝国主义阵营封锁，唯一的出路就是工业化。同时，苏联在经济文化较为落后又曾遭受帝国主义压迫中建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也极大鼓舞了新中国。如果说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为了巩固国防，重振国威，那么对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就是为了实现工业化护航。

——摘编自王栎曦《对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必要性的思考》

材料八   甲午战争后，民族工业虽有初步发展，但存在许多弱点。1895—1913年创办的549家厂矿中，资本在百万元以上的大企业仅17家，资本在十万无以下的小厂却有303家，占总数的55.2%。同时，民族工业大都是投资少的轻工业，重工业缺乏发展的条件，尤其是作为工业基础的机器制造业更难发展。民族工业的机器厂实际上大都是不能制造机器的修配厂，而进口的机器也很少，产品达不到“价廉物美”的市场需求。外资在华企业凭借特权，一般获利较高，以此为诱饵，招华商入伙附股，结果往往被兼并或倒闭。

——摘编自庄鸿锋《甲午战争和中国近代民族工业》

材料九   “一五”计划开始时，工业化所需巨额资金主要取自我国的农业。民国时期中国的积累率从未超过6%，而1953年以来，积累率高达20%—30%。新中国成立时，我国轻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高达73.6%。“一五”计划期间，重工业生产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35.5%提高到45%。飞机制造、汽车制造、发电设备、冶金设备以及重型机械等工业部门建立起来，旧中国重工业极端落后的面貌有所改变。

——摘编自高粱《新中国初期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回顾》

材料十   西方国家议会与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各有一些特有的东西。在国家政权体系中，西方国家议会是法定的立法机关，独立行使国家立法权；我国人民代表大会为国家权力机关，统一行使国家权力，是国家政权体系的基础和核心。在与政党的关系上，西方国家的议会是各政党取得执政地位的必经途径，是各政党争权夺利的场所；而我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机关，是把党的主张变为国家意志的法定渠道。在组织运行上，西方国家议会贯彻以权力分立为基础的均衡制约原则；而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则实行以权力统一为基础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摘编自李秋生《正确认识西方国家议会的借鉴意义》

主题一   五四运动

材料一   1919年5月的中国新闻摘编：

1919年5月1日，上海《大陆报》透露：“政府接巴黎中国代表团来电，谓关于索还胶州（即山东青岛）租借之对日外交战争，业已失败。”5月2日，《晨报》在头条位置登载林长民的文章：“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国亡无日，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

材料二  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至国内，国人的爱国情绪空前的蔓延开来，受到新文化运动洗礼的青年学生情绪尤为激烈。5月4日下午，北京三千余名学生手持写有“拒绝和约签字”等内容的小旗，发表演说，沿途向群众散发传单。以游行示威为开端的罢课、罢市、罢工风潮席卷全国，蔚为壮观的五四爱国运动以中国代表拒签《凡尔赛和约》而圆满结束。中国近代以来在对外交涉中首次做出没有屈服的抗争，日本也最终未能获得继承德国在山东权益的合法依据，从而为中国此后收回山东创造了条件。

——摘编自李喜所、李来容《中国近代史》

材料三  在6月3日北京学运再掀高潮之际，上海的学、工、商界群起响应，成为五四运动由学生爱国运动普及为全民爱国运动的转折点。中国人民对政治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从而使政府再不能完全轻视社会民意的表达。学生对政治的热情并不始于五四运动，资产阶级对政治的参与在清末则有明显的表现，唯有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对政治的参与开始于五四运动，并表现出不可低估的阶级力量。中国工人阶级成长为自为阶级时代的到来，对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摘编自张海鹏主编《近代中国通史》

材料四 自国门洞开以来,纵使外国资本主义入侵造成了中国战乱频仍的不堪局面,但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为了寻找出路,仍怀抱对资本主义的幻想,不断向西方学习,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都表现出中国先进分子对资本主义的渴望……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中国先进分子在现实教育下充分认识到，中国工人阶级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和中国革命的前途……在五四运动爆发两年后，在无数仁人志士的努力下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安美惠《五四运动：近代中国上升的历史拐点》

主题二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材料五 在十月革命的强烈影响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从1918年起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并于“五四”之后以异常迅猛之势形成高潮。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团体相继在各大城市组成，一个个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活跃于各地论坛。舆论界表现出来的热情，正是反映出马克思主义适应灾难深重的中国社会改革之急需。马克思主义在先进的中国人的心目中，已经不再仅仅是被当作西方社会主义的一种新奇流派来看待，而是被作为能够使国家民族解危救难的理论和方法受到热切欢迎。

——摘编自《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

材料六   1919年，上海有各类工厂2291家，工人达18.1485万人，加上从事交通运输行业的工人11.625万人，上海工人总数已近30万人，而同期全国工人总数约56万人。……五四运动后，《新青年》编辑部从北京迁回上海。上海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以此为阵地，进行社会革命和唯物史观的宣传。1920年七八月间，上海的马克思主义者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促使革命思想和全市工人运动有效地结合，并积极推动北京、武汉、长沙等地共产主义组织的建立，为正式建党做准备。在当年亲历者的记忆中，早期的上海党组织发挥了“临时中央”的作用。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

——摘编自熊月之《中共“一大”的历史空间》等

材料七  从五四运动开始,无产阶级力量壮大起来，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进一步传播。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的民主革命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

主题三 国民大革命

材料八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革命实践中经过艰辛的探索，特别是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的教训，中共认识到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强大势力压迫下，单靠工人阶级的孤军奋战取得斗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必须加强与各党派的合作，以形成民主革命的统一战线。1923年1月召开的中共三大确立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实行国共合作的策略方针。另一方面，孙中山领导的历次革命运动大多遭到了失败……俄国十月革命给他以新的希望，俄国经验“殊可为我党师法”。

——摘编自覃飞燕《第一次国共合作及其历史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