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如表所示为王韬、张謇、孙中山的工商业思想主张。

社会生活的因循与躁动

明清时期，在宗法社会貌似坚硬的外壳之下,潜流暗动,社会风尚的变迁,社会伦理的背离倾向,商人地位的提升,文人士大夫遂情达欲的生活旨趣，虽然不足以立即改变总的道德秩序和社会面貌，但却持续不断地腐蚀和动摇着传统社会的基石。中国社会正在冲破传统，跨入近代社会的门槛。

礼教背景下的宗法家族生活

明清时期,宗族仍是民间社会生活的重要组织调节机制。但是,宗法的约束效力逐步涣散,特别是明代中叶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冲击，社会伦理的背离倾向日趋明显。经研究者统计，至少在清代前期,大家庭所占比例已不是很高，最为普遍的家庭还是由父母和子女结合成的三角。明清妇女地位也有了改善的迹象，如在一些士绅家庭中，女子读书作文早已成为一种时尚，在中下层家庭中，妇女再婚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商人精神与社会风尚

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正式提出了“工商皆本”的观念，商人本身也逐步建立起了道德自尊。传统价值取向的变迁，导致明代中后期社会出现了崇商的趋势。在商品经济发展的背景下，社会消费观念也发生了新的变化，特别是在江南地区，出现了追求奢侈享乐的风尚。在商业繁荣的背景下，以戏曲为代表的通俗文化也得到了高度发展。

文人士大夫的清雅生活

明代中后期，在工商业经济和城市文化发展的背景之下，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信条愈显苍白无力，社会道德价值体系面临深刻的危机。有悖于正统道学的理欲观念，成为明清文人士大夫张扬个性、满足精神和物质欲望的生活方式的思想基础，也助长了准求声色犬马的享乐之风。

——摘编自袁行霈、严文明等主编《中华文明史（第四卷）》

材料一   明太祖废除丞相后，因繁多的政务和大量的奏章，一个人无法管理，故设殿阁大学士，由文人充任，批阅奏章，只可备顾问。到明成祖时，殿阁臣僚入值文渊阁，可以参预机务，但“不置官属，不得专制诸司”，“批答出自御笔”。宣德初年，明宣宗开始让内阁和个别部的尚书对中外奏章提出处理意见，用小票墨书，贴子疏面进上，称为“票拟”，然后呈皇帝“易红书批出”。及至正统初年，因英宗朱祁镇9岁登基，年龄幼小，太皇太后全权委政内阁，使内阁票拟制度化。到明世宗中叶，夏言、严嵩等人执掌内阁，地位赫然为真正的率相，亦可压制六部。然而，首席内阁大学士（或称内阁首辅》虽然有票拟的权力，但却不得不依顿于内部太监送达批红。

——摘编自朱绍侯等《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清朝建立之初，内阁、议政处、南书房三者的职掌分别是：“国家初制，章疏票拟主之内阁，军国机要主之议政处，其特须诏旨，由南书房、翰林院视草。”雍正帝设置军机处后，大权归之，“机要章奏皆下焉。诏旨有明发、有密寄，由（军机）大臣面呈指挥具稿以进。自是内阁票拟特寻常吏事，而政本悉出机庭，兼议政，视草而一之”。至乾隆时，内阁权更轻，票拟本章只是例行公事，“凡阁臣不入枢府（军机处）者，则一切要政皆不得预闻，宰相备位而已”。

——摘编自[济]管世铭（鹤半巢诗集·序》

材料一   清朝人口统计情况（单位：万人）

——数据引自《清实录》

材料二   清朝初期，清查人丁时不仅百姓多方隐匿，地方官也担心增丁赋重，不便办纳，有意少报数字，因此实际上的人丁数量应当大大多于统计数字。康熙五十一年，宣布以前一年；银作为定额，新滋生人丁，一律“永不加赋”。随后雍正又实行“摊丁入亩”，使清查人丁的工作完全失去了意义，长期未再进行。

在清政府重农政策的引导下，土地开发范围更广，利用亦更为精密。番薯、玉米一类高产作物的引进和广泛种植，客观上有可能养活更多的人。在社会局面相对稳定的前提下，人口增长趋势形成并持续较长时间。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一边界的概念应是随着行政区划的产生而出现的。西周时期建立的还是据点式的城邦国家，封国呈点状分布，各国之间尚无明确的边界。例如宋郑之间直到春秋末期，还有隙地六邑，两国相约不准占有，两国之间自然也就没有明确的边界了。春秋中期，秦国曾派遣大军攻打郑国，途经晋、周二国，如入无人之境，不但晋、周两国不加干涉，郑国也没有一点外敌入侵的消息。只是秦军临近郑国都城时，被郑国商人弦高发现，弦高一面稳住秦军，一面派人回国通知做好战备，这才化解了郑国遭到突袭的厄运。这也是当时诸侯国与诸侯国之间存在大片隙地的佐证。

——摘编自周振鹤《犬牙相入还是山川形便? -一 历史上行政区域划界的两大原则》

材料二春秋时期的“五霸”.战国时期的“七雄”，都是在土地争夺过程中消灭了诸多小的诸侯国，不断扩张自己的控制范围后才发展壮大起来的。最初的长城，是强国在吞并其他诸侯国或夺取了与其他诸侯国之间的空地后修筑的对新获取的土地加以保护的军事设施。后来，一些在竞争中不占优势的诸侯国为了防止自己的土地被敌国夺走，也修筑长城加以护卫。战国至秦汉时期，中原统治者纷纷在北方地区修筑长城，这既是为了巩固向北方地区开拓的土地，也是为了减少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战争。汉初，长城一度废弛，因为北部边境地域辽阔，战线极长，后勤供应困难，战争消耗高，民众负担重。名臣晁错曾分祈说“今使胡人数处转牧行猎于塞下...慳下不救，则边民绝望而有降敌之心；救之，少发则不足，多发远县才至，则胡又已去...如此连年，则中国贫苦而民不安矣。”

——摘编自王绍东《论长城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促进与影嗬》

材料一   汉承秦制，负责为皇室管理私财和生活事务的职能机构“少府”内设有“尚书”一职。汉武帝设尚书在左右办事，掌管文书奏章。汉成帝时，置尚书五人，分曹办事。东汉形成“尚书台”，正式成为协助皇帝处理政务的机构。曹魏设尚书五人：殿中、兵部、驾部、南部、北部。南北朝时经常“省录”，尚书令有宰相之名。

——摘编自钱玉林《中华传统文化辞典》

材料二   中唐时期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而未入朝执政者有40多人。德宗朝宰臣三十五人中三十三人非三省长官。门下省因各方面的掣肘，已起不到封驳作用。贞元初年，中书舍人缺五员，德宗不给补员，如有诏敕需要拟定，命翰林院随侍自己左右的翰林学士代拟。面对“财政枯竭，国用不给”的局面，中央设立各种专使。随事设使，使得“兵部无戎帐，户部无版图”，尚书省“旧章多废”。

——摘编自吴枫《中唐时期三省制度的削弱与变化》

材料一   北洋时期的关税收数，海关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1912年为3997万余两（关平两），1913年为4396万余两；一战期间收数减少，每年只为三千七八百万两（1915年为3674万余两）；一战结束后，1919年达到4600万余两；此后逐年递增，1926年达到7812万余两，约比1912年增加1倍。

——摘编自汪敬虞《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

材料二   1912-1936年中国钢铁业人均占有量情况表（单位：公斤）

注：1936年在进口总值中，我国钢铁占9.8%，石油、染料、机器、车辆、船舶等的自给率低，需大量进口。

——摘编自赵德馨《中国近现代经济史（1842-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