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古代中国南北方人口变化

——摘自扬远《西汉至北宋中国经济文化向南发展》

材料二：我国清朝不同时期人口与人均耕地数变化情况

材料三：注重提高农业生产力，改善对农业生产的经营管理，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显著提高，江浙、湖广、四川、福建等稻产区一般亩产都在二三石，多者达五六石，甚至七八石。康熙年间，在江南推广两季稻，单位面积产量成倍提高。一年三熟的稻、麦轮作复种技术，在南方地区日益推广。而玉米和番薯的种植也在全国普及，推动了粮食的增产。

——《中国经济史》章开沅主编

材料一   中国古代人口变化情况表

——摘编自葛剑雄等《中国人口史》

材料二   汉朝长江流域仍是“江南卑湿……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锄草的工具）”。汉以后长江流域的开发进程加快，至南朝后期沿赣江一带已开发成重要的稻米产地。从东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的几百年间，北方战乱频繁，人口大量南徙，使南方人口明显大增，移民纷纷转向丘陵山区开荒种地，从而促进了长江流域山区的开发。

——摘编自李文澜《唐代长江中游水患与生态环境诸问题的历史启示》

主题一   经济的发展

材料一   宋初，北方作物的大规模南移和占城稻的引进推广，在耕作制度上带来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在同一块地上不同作物可以接续栽种，不少茶农、桑农、果农等不再是为自身的直接消费而生产，而是把产品投入市场，转换成货币，再购入粮食、布帛等生活必需品。

——摘编自张其凡《中国大通史》

材料二   宋朝的商品经济非常繁荣。新兴经济作物茶叶、甘蔗之类绝大部分进入市场。市场形成城市、镇市、草市三级金字塔型结构。在地方贸易网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江南、西北等几个较大的区域市场。海外贸易规模超出唐朝，朝廷在南方沿海港口设立了多处市舶司。民间开始出现中国古代最早的纸币，称为交子。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三   宋代城市功能由单一的维护封建统治的堡垒功能，日趋走向多样化，它的社会、商业贸易、文化消费等功能日益显露出来。最明显的就是城市生活由原来只为统治集团、贵族官僚服务开始面向下层，面向一般市民生活需求，史载，“今闻阎之卑，倡优之贱，男子服带犀玉，妇人涂饰金珠，尚多僭侈，未合古制”。城市突破了居民区和商业区的区分，中世纪前期的城市管理制度“坊市制”被十分发达的“厢坊制”所取代，到了南宋中叶，不少城市又演变为“偶巷（坊）制”，坊不再是封闭式的居民区。实际上是商业与居住混杂在一起的街区。南方以自然经济区域为范围，以经济发展为驱动力，推动交通、人文方面的发展，形成一个个独具风格和特色的多功能城市，走上了经济型城市的发展道路。正是这场宋代的“城市革命”，推动了封建城市规划的变革，中国城市的发展，开始了多元化的道路。

——摘编自《中国古代的城市生活》

材料四   宋元时期，南北交通改善，为技术和贸易的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经济氛围宽松自由，商业空前繁荣，同时在税赋方面大量征收纺织品。这一时期，北方大量人口南徙，为江南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和资金，同时也将北方较为先进的纺织技术传到江南地区。1289年，元世祖又“诏置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木棉提举司，责民岁输木棉十万匹”。在此情况下，棉纺业在各地广泛兴起，元代棉花已能与丝、麻纺织原料鼎足而立。

——摘编自杨敏《宋元江南纺织手工业与区域经济的相关性研究》

材料五   五代十国时期，南方战事稀少，社会环境较为安定。在此期间，南方逐渐成为经济发达的地区。北宋灭亡之后，南宋政权偏安一方，南方经济得以进一步发展。此时南方在农业、手工业、商业上都得到了巨大发展，已达到一定的发达水平，农业生产甚至超过北方。此外，自唐至宋元，庄园的分布有明显向南推移的趋势。到了元代，为解决“南粮北运”问题，甚至开发前所未有、规模浩大的漕运和海运，也足见南方经济的重要性和其影响力。

——摘编自商字楠《中国古代经济重心转移及其影响分析》

主题二   社会的变化

材料六   两宋时期，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古时期森严的良贱制度也逐渐被打破。宋仁宗时赋予了私人奴婢编户齐民的法律地位，南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后官奴婢制度消亡。仁宗朝，政府规定商人、佃农、奴婢均为编户齐民，这意味着压抑下层百姓权利的种种桎梏得以剔除，而对奴婢生命权的保护亦更加深入具体了。

——郭尚武《两宋良贱制度的消亡及其影响》

材料七   （宋代）岳州知州指出：“（农民）自来兼作商旅……欲出榜招召，务令疾速归业。如贪恋作商，不肯回归，其田权许人请射（承佃耕种）。”宋高宗采纳户部意见：“商人田产，身虽在外，家有承管，见今输送二税，难（不应）许人请射。”

——摘编自徐松《宋会要辑稿》

材料八   社会流动按其流动方向，划分为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关于水平流动，多表现在地域和职业方面的流动。如农民摆脱户籍与土地的束缚，“释其耒耜而游于四方，择其所乐而居之”。商人在各地流动，“富室多是外郡寄寓之人，盖此郡凤凰山谓之客山，其山高木秀皆荫及寄寓者。其寄寓人，多为江商海贾……”士人也从事经商，在赶考途中，有“贩盐为事”。垂直流动则多表现在科举制全面展开，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上升的机会，宋代开始阶级区分不及前代严格，阶级之间的流动性比较大。

——摘编自陈静《宋代商品经济与社会流动研究》

材料九   唐宋变革是中国传统社会历史上的重要变革，实现了春秋战国以后的又一次社会转型，使中国传统社会进入齐民社会阶段。较之此前的汉唐世族地主社会，齐民社会具有社会等齐性、契约普遍性和社会流动性三个方面的进步特征：社会等齐性意味着社会特权阶级大大缩小了，社会身份趋于等齐，社会等齐性为社会“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创造了前提条件，导致契约的普遍化，并使人们摆脱了身份的束缚，可以自由迁徙并从事各种不同的职业，这些大大提高了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

——摘编自高德步《唐宋变革齐民地主经济与齐民社会的兴起》

主题三   儒学的复兴

材料十   在北宋初年，儒学思想比较沉闷，在当时的政治思想中没有占支配的地位。到北宋中期，随着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加剧，因循守旧政治受到日益激烈的批评，士大夫中要求改革政治的变法思潮日益高涨。儒学这时期吸收了佛教、道教的一些思想，向着“通经致用”的方向发展，适应新的政治形势需要而日益活跃。当时士大夫中不少人出于对内忧外患交炽局面的忧虑，想通过对经籍作出符合现实需要的新解释，为解决现实的社会矛盾寻找答案，为巩固宋王朝的统治寻求药方，形成了不同的学派。儒学也在各个学派争鸣中得到发展，形成带有新的时代特点的新儒学。

——摘编自吴泰《中国史话》

材料十一   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

——《朱子文集》卷七

材料十二   理学是中国古代最为精致，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其影响至深至巨。理学家将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进而以天理遏制人欲，约束带有自我色彩、个人色彩的情感欲求。……应该看到，理学强调通过道德自觉达到理想人格的建树，也强化了中华民族注重气节和德操，注重责任与历史使命的文化性格。

材料十三   中国古代的儒学思想是一个流动的发展过程。孔子以及后来战国时代儒家，广泛而深入地探讨了人的价值，人的完善的品德，以及人性的冶炼。董仲舒把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塞进阴阳家的框架，加上一个最高的主宰“天”，成为一种神秘的天人感应论。唐代出现了儒、道、佛“三教”并立的局面，同时一些思想家或明或隐地吸取佛学思辨哲学的若干方面。宋明理学在三教融合、渗透的基础上孕育、发展起来。理学一方面使人们屈从于封建主义统治，另一方面，理学家发展了早期儒学中重视人的独立思考，兼综百家和重视文化遗产研究的传统。

——摘编自张岂之《儒学思想的历史演变及其作用》

主题四   文学艺术和科技

材料十四   宋代市民文化的繁盛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使演艺由宫廷走向民间，由上层社会的消遣享乐转向大众性文化娱乐——更具意义的是，以勾栏演艺为中心的瓦舍之创设，为演艺提供了固定的场所，从此民间城乡各路艺人汇聚于此，使得官方与民间、城乡长期分流的表演艺术终于迎来了交流汇合的契机”。两者相互渗透、相互融合，促进了宋代各类文化式样更趋世俗化、大众化。这一时期，随着市民文化的发展不仅俗文学作品的创作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俗词、话本艳曲等大量的通俗文学文艺作品层出不穷，而且出现了俗文学文体的相对独立，其突出标志就是宋代出现的话本小说以平易生动的口语代替了以往文学作品典雅的文言，语言风格凸显出口语化、通俗化的特色，开启了后世以口语化的白话文进行小说创作的先河，从此白话小说在文学舞台上占据了-席之地以白话文为主的俗文学文体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受市民文化发展的影响，自宋代以后士大夫阶层在文学创作领域里也呈现出雅俗贯通的倾向。

——摘编自郭学信《宋代市民文化兴盛的时代特征及社会效应探论》

材料十五   宋代，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进入黄金时代，科技成就走在世界的前端，法国汉学家谢和耐称它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这一时期，在数学、传统医学、传统天文学、法医学、传统农学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政府推动出版了一系列的科技作品如《梦溪笔谈》、《圣济录》、《洗冤集录》、《统天历》、《农书》等。四大发明指南针用于航海、火药用于军事，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促进了科学知识的传播。李约瑟博士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以罕见的篇幅来讨论朱熹的科学思想。

——摘编自刘芹《儒学与中国古代科技——以宋明为例》

材料十六   火药、指南针、印刷术一这是预兆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了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强大的杠杆。

——马克思在《机器、自然力和科学应用》

材料一   以血亲为基础的埋葬制度、礼制及精神信仰、祖先崇拜及祭祀礼仪，与血缘组织密切相关的家族政治，构成了中国早期文明的底色，且最终完成对中国早期区域文明整合的主体还是中原文明。首先是位于中原腹地的二里头文化（夏朝文明）强势勃兴，随后雄踞大中原的商周文明又接力扩展。东周时期列国争雄，同时又蕴含着强烈的统一趋势，文化上反倒有深度的互动交融。秦汉帝国则完成了中国八大核心文化区的政治统一、并持续扩展到周边更广大的一些区域，文化上也日益趋同，奠定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基础。

——摘编自戴向明《中国史前社会的阶段性变化及早期国家的形成》等

材料二   周朝建立后，以血脉等亲疏关系为纽带，分封了数量庞大的诸侯国，在周礼和周文化的长期浸润下，形成了以周人为核心的华夏族雏形。至春秋战国时期，迎来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族群大迁徙、大流动、大融合的高潮。蛮、夷、戎、狄在中原诸国的争霸战争中纷纷向中原地区汇聚，与华夏族渐成杂居状态。随着族群融合的深化和文化认同的扩大，各大诸侯国均自奉为华夏正统，这就造就了诸侯领土的总和即为华夏疆域的共同认识。

——摘编自刘再营《周人、秦人与早期华夏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材料一   秦汉的乡举里选是在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后乡里民众政治参与的一种形式。秦代是“选贤与能掌握国家政治权力的新时代的确立”，两汉的察举制“正是新的选举方式的制度化、法典化的结果。这种制度，使得不少的小农都拥有了被选举权，而选举权则掌握在官僚和地方豪强手中”。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至少入仕资格“原则上扩大到整个自由民阶层”。在汉代的社会结构中，只要具备了某种素质或满足国家要求的乡里编户民，理论上都有自由入仕的机会，并无法律的特别歧视。当然，自由入仕并不是没有限制。秦汉国家针对包括乡里民众在内的社会各阶层的仕进途径都有细密的规定。

——摘编自卜宪群《秦汉乡举里选考辨》

材料二   东汉末期由控制中央开始，外戚宦官的势力也开始向帝国的州郡等地方政府延伸，派他们的亲朋好友或党附他们的人到地方去担任州郡的行政长官。这些人到了地方上，他们不关心地方，仅关心他们所属外戚或宦官集团的利益。地方政治在此类州郡长官治理下，自然不上轨道。特别是选举方面，乡举里选的理想被破坏无遗。历经数百年而摸索出来的中央与地方势力的平衡，政府与人民的沟通，竟因偶然事件而被轻易破坏。仅仅因为和帝以后皇帝的短命、嗣君幼冲，居然使宦官、外戚混扰了中央、地方的政治。追根究底，仅因帝国政体自始皇以来是所谓的皇帝体制，立于权力顶峰的皇帝，没有其他任何可以制裁他的力量。于是，控制皇帝，假藉其势的一小撮外戚、宦官的倒行逆施，终于令沉默的多数难以容忍，爆发了他们的不满。东汉的清流运动与地方自立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展开的。

——摘编自国风《乡举里选理想的破坏和地方自立趋势的兴起》

材料一   明太祖初壹海内，仍元制，设中书省，综理机务。……行之一纪，革中书省，归其政于六部，遂设四辅官。又仿宋制，置殿阁大学士，而其官不备，其人亦无所表见。燮理无闻，何关政本，视前代宰执，迥乎异矣。成祖简翰林官直文渊阁，参预机务，有历升至大学士者。其时章疏直达御前，多出宸断。儒臣入直，备顾问而已。

——摘编自[清]张廷玉《明史》卷一○九《宰辅年表一》

材料二   阁臣至仁宣，以部院职、兼公孤衔地位骤显。也以票拟之预政形式，在明最高行政权力运行过程中之裁决权、执行权间构成一个中介程序。仁宣以来，阁臣多进士资格，翰林起身，识达大体，谙熟政令。且综理庶务，少搀杂各部门本位之偏狭，平章政事，更能拿出较为公允贴切之意见，其缓冲君主个人意志与国家机构职能之对立，调整国家机器合理运行之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摘编自姜德成《明代内阁制浅议》

材料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构成表（人均消费性支出=100）

——《中国统计年鉴2010》

材料一   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至崇祯四年（1631）辽饷结构表

注：明万历末年，为应对辽东战事而加派赋税，称“辽饷”。

材料二   清咸丰同治时期（1851—1874）主要财政收入趋势表

注：清咸丰年间，“盐引停运，关税难征，地丁钱粮复间因兵荒而蠲免（注：免除）缓征”。清政府为镇压太平天国，在国内交通要道设立关卡，依商品数量或价值加征约百分之一的税，称为“厘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