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贞观五年（631年），唐太宗下诏规定：“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及妻丧达制之后，孀居服纪已除，并须申以媒媾，令其好合”。与此同时，唐太宗还要求“刺史县令已下官人，若能使婚姻及时，鳏寡数少，量准户口增多，以进考第；如其劝导乖方，失于配偶，准户减少，以附殿失（重大失职）”。武则天统治时期亦曾颁布过类似的诏令，力图做到“内无旷妇，外无旷夫”。开元初年（713年），唐玄宗命有司沙汰（淘汰）僧民，以伪滥还俗者二万余人；开元九年（721年），复令“诸州背军逃亡人，限制到百日内，各容自首，准令式合所在编户”。至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唐玄宗更令“诸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并听婚嫁”。
——摘编自李育华《论唐代人口政策的社会针对性及经济效应》
(1)根据材料，概括唐朝增殖人口的举措，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其主要经济目的。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补充一条唐朝为达到上述目的所采取的措施，并说明理由。
材料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然而仅仅一年之后国民党与北洋系便正式决裂，二次革命发生，随后国会被解散，短暂的共和试验遭到挫败。此种始料未及的结果引起了当时人多层次的反思。对共和政治的思考贯穿了张东荪漫长的一生，共和政治在中国的可能性与基础一直是他思考的基点。面对辛亥革命后共和试验的挫折，他认为，问题在于道德与社会。中国传统的士人政治的理想以及18世纪自然哲学与19世纪进化论的双重影响，促使他提出了“对抗论”（包括政党之间的对抗、社会与政府之间的对抗）的主张，作为新道德与新社会的共同构成原则。张东荪对共和政治道德基础的探寻，对“对抗论”思想的阐发，皆面临着新世界观下道德与政治、社会与政治间的紧张，而其探索的价值与限度，也恰在于此。
——摘编自高波《张东荪对民初共和政治的反思》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张东荪反思民初共和思想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张东荪对民初共和思想的反思。
材料 明清省制经历了从明初废行省、设三司，到后来设置巡抚、总督，以及督抚地方行政化的演进过程。因之，从明中叶开始，督抚由不参与地方政府祭祀，转变为参与祈雨、祈晴等祈禳活动，进而逐渐参与并主导地方常祀。乾隆十六年正式确立了督抚的仪式地位，此后，督抚通过编纂行省祀典、主导春秋常祀与朔望行香，在仪式上进一步确定其与布政使、按察使等地方大吏的统属关系。在祭祀层级方面，明末以降先后出现都城隍、省城隍等名号及与布政司、按察司相对应的神庙，乾隆时期某些省份甚至出现系统创制省级神祇名号的举措，不过，这些实践并未被升格为礼制。这表明，从行政维度来看，行省的创设已有数百年之久，但迟至20世纪初，行省在礼仪维度的地位仍非无可争议。
——摘编自刘永华《祀典仪式视野下的明清省制演进》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清省制在礼仪维度演进的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省制演进在礼仪维度的表现。
材料一 唐代立国规模宏阔，其疆土、经济、文物，较之秦汉，似乎尚有过之而不及。论其政治，依然还是秦汉传统规模，王室与政府分立，君权与相权互济，但唐代的政府组织之详备严密，实为汉代所未有，此后宋、元、明、清四代，都尊奉为行政圭臬。魏晋以下的门第新贵族，在唐代渐渐地和平消失于无形。自唐后，中国社会再没有别一种新贵族之形成。故在唐代有两大趋势：一、由贵族阶级转移到平民社会。二、文化由宗教方面转移到日常人生。
——摘编自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
材料二 清朝前期，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多次出兵平定西北边疆叛乱，完成了对新疆、西藏的完全统一，击败沙俄侵略，收复台湾。在承认中央王朝统治前提下，允许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有限自治；不同地区颁布了如《理藩院则例》《蒙古律例》《回疆则例》《西藏通则》等相应的法律；各地因俗设官（制），如驻藏大臣、军府、盟旗等；对于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用封爵、给俸、联姻、朝觐等措施加强联系；不断赐封喇嘛教领袖，在蒙藏地区形成了达赖、班禅、哲布尊丹巴、章嘉四大活佛系统；蒙古族集中生活地区划定牧区、屯田（新疆）、实行招民开垦（西南地区）等，大力发展边疆经济。
——摘编自马汝珩、马大正主编的《清代的边疆政策》等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概述唐代中国社会发生的重大变化并分别评价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清代前期稳固边疆的特点及贡献。
材料一
朝代 | 南方 | 北方 | ||
1 | 人口（户） | 占全国户口数比例 | 人口（户） | 占全国人口数比例 |
西汉 | 2470685 | 19.8％ | 9985785 | 80.2％ |
唐代 | 3920415 | 43.2％ | 5148529 | 56.8％ |
北宋 | 11224760 | 62.9％ | 6624296 | 37.1％ |
——杨远《西汉自北宋中国经济文化向南发展》
(1)依据材料一归纳表格中数据反映的历史信息，据此并结合所学，指出宋朝出现的经济现象并简述其政治成因。
材料二 宋朝时期，贫富差距扩大使得贫困问题凸显。政府根据居民财产状况界定，乡村拥有土地不足20亩或产业不足20亩等值的为“贫民”，以此为标准对乡村贫民的租赋、差役减免，对城市贫民的免役钱、房租减免；建立义仓等济贫仓储，养济院等济贫机构，安济坊、施药局等医疗救助和丧葬福利机构等。上述措施，大都以法律法规为基础，形成系列性的济贫法规。政府也鼓励精英和富民参与救济，颁布“安恤法”，对“鳏寡孤独、贫穷老疾”，令近亲、乡里养恤；出台“义仓法”，强制中上等税户交纳赈济贫民。
——摘编自张文、康文籍《贫困认知与宋朝社会保障的逻辑转变》等
(2)根据材料二，概括宋朝政府施行社会救济的特点，并结合所学具体说明宋朝开始社会救济的新变化？
材料 20世纪初，以剑桥知识精英为首的西方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表现出推崇和热爱。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艺术品和古代文化典籍的西传，使得西方社会开始重新关注中国文化中那被忽视已久的高雅、古典、精美的部分，并使得英国现代主义运动主动接受和融合其中的养分，使之烙下鲜明的中国印记。
表：19—20世纪中国文化进入英国的情况
| 事件 | 渠道 |
| 普特南·威尔在其著作《庚子使馆被围记》中写道:“予在端王府见有美瓷数千件，皆为先入之兵所击碎，成为无数之碎片，彼等所要者金、银而已，五彩美丽之瓷器，其颜色之鲜明、绘画之精细，令人爱玩不置，在欧洲市场价值巨万者，彼等何能知之？” | ① |
| 英国学者索沃尔比说：“19世纪末以来，由于欧洲工程师在中国修建铁路，沿途的坟墓被无情地挖开，这样世代以来与死者一同掩埋的艺术珍宝，开始大批重见天日，进而展现出这个国家当其不同文化盛世时的前所未料的荣光。中国及海外，很快便产生了对此类出土文物的需求；这转而又引起更多的、收获惊人的挖掘。” | ② |
| 诸多中国学者，如萧乾、徐志摩、胡适等前往英国读书或访学，与剑桥知识精英有较多交流。尤其徐志摩及其所属的“新月派”被称作“中国的布鲁姆斯伯里团体”，在思想理念、文学倾向、艺术情趣、生活方式上与布圈相似。在二者交流的过程中，中国文化的韵味也同样深深吸引着英国的知识精英。 | ③ |
——摘编自白薇臻《中国文化元素与英国现代主义的生成》
(1)根据材料，概括19-20世纪中国文化进入英国的渠道然后填写在对应位置，并补充一种渠道。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这一时期中英文化交往的特点。
材料一 秦代的朝廷，主要由“三公”和诸卿组成。“三公”，即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从制度上说，秦朝应有太尉的官位，实际上大概未曾具体选任担当这一职务的官员。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二 中书省起草诏书后，呈送皇帝，（皇帝若同意）画一敕字。经画敕后，即为皇帝的命令，然后行达门下省，待门下省加以复核。若门下省反对此项诏书，即将原诏书批注送还中书省重拟。若诏敕获得门下省同意，送尚书省执行。尚书省则仅有执行命令之权。
——摘编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三 近四十年来……普遍有一种误解，以为在民国成立以前，几千年来的政体全是君主专制的，甚至全是苛暴的、独裁的、黑暗的，这话显然有错误。在革命前后持这种论调以攻击君主政体，固然是一个合宜的策略。……至少除开最后明清两代的六百年……大体上说，一千四百年的君主政体，君权是有限制的。
——摘编自吴晗《历史上的君权的限制》
(1)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归纳秦代“三公”的主要职责。试分析秦代太尉一职从未授予大臣的原因。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唐代宰相制度的特点以及这一制度的作用。
(2)结合所学知识列举明清两代君主专制强化的表现。结合材料一、二和所学知识，分析材料三中“一千四百年”的古代中国历史中限制君权的因素有哪些？
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乡里组织，是王朝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的延伸，以达到直接或间接控制基层社会的目的，是“下县的皇权”。广泛存在于基层社会的宗族组织（族权）与地方势力（绅权），以及各类民间社会组织，填补了传统国家因受政治资源限制而留下的权力空白，在构建地方秩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乡村社会权力网络实际运作中，政权、族权、绅权相互联结、互相交融、彼此配合，使得中国古代社会具有不断自我修复、自我完善的机制，国家治理体系更加稳固而难以瓦解。
——摘编自杨国安《古代基层社会如何治理》
材料二 民国时期县下设区进行管理，区逐渐成为县下常设的政区，区下设置的类型不一的组织则类似于以前的保甲管理制度，乡族与近代社团等社会力量并存，华南地区的农民协会、上海的工会以及各地的商会（团）、城镇的自治会（社），使多数人参与协调和解决纠纷、矛盾和冲突，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民国时期各种类型的法律更加细化，基层社会治理方面也开始出现配套的法律.
——摘编自温建钦《近代基层社会治理出现转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基层社会治理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中国古代相比，民国时期基层治理的不同之处，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下表是20世纪早期中国三次大规模反帝爱国运动的相关情况
| 1915年及“二十一条” | 1919年五四运动 | 1925年五卅运动 | |
| 组织 领导 | 自发性，没有政党参与、组织化程度低 | 自发性，没有政党参与，具有一定的组织性 | 中共组织领导，国民党协助，组织化程度高 |
| 参与 群体 | 城市士绅、商人为主人 | 青年学生为主，商人、工人声援参与 | 学生、商人、工人共同参与，难分主次 |
| 基本 形式 | 集会通电（抵制日货、救国储金。 | 集会通电、示威游行、抵制日货、罢课、罢市、罢工 | 集会通电、示威游行、抵制外货、罢课、罢市、罢工 |
| 中心 口号 | “救国”“勿忘国耻” | “外争主权，内除国贼” | “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 |
| 运动 规模 | 波及全国30多个省会城市和商埠 | 波及全国200多个大中城市 | 波及全国约600个城镇 |
——摘自王奇生《1915—1925年中国民族主义运动之演进》
材料二 朱富胜主要事迹简表
| 1939年 | 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抗日救国会 |
| 1940年 | 加入中国共产党 |
| 1941年 | 被日军抓获，虽受尽酷刑，仍只字不吐，保住了公粮、枪支和学生 |
| 1943年 | 带领村民开展大生产运动，开荒40亩，所在村被评为拥军生产模范村 |
| 1944年 | 先后动员86名青年参军，被评为拥军模范 |
| 1947年 | 率领支前队伍参加孟良崮等战役的支前工作，多次立功受奖 |
| 1948年 | 率3500人的担架团奔赴淮海战场，后被授予“华东第一模范担架团”称号 |
| 1949年 | 随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开国大典 |
| 1950年 | 任华东土地改革委员会委员 |
| 1953年 | 任省农业试验场场长，带领职工搞科学实验 |
| 1954年 | 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
| 1955年 | 任临沂专署农业试验场场长，再次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
| 1956年 | 参加全国先进工作者代表会议，被授予锦旗1面、奖章1枚 |
——据《沂南县大事记》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三次反帝爱国运动在组织领导方面的变化，并简述组织领导与反帝爱国运动之间的关系。(2)根据材料二，假如让你为朱富胜纪念馆设计多个展区，说说各个展区的主题并作简要介绍。
材料一 从8世纪中叶起，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实施博采诸家、兼容并蓄的文化政策，大力倡导并赞助将古希腊、罗马、波斯、印度等国的学术典籍译为阿拉伯语。在哈里发的资助和倡导下，在首都巴格达创建了国家级的综合性学术机构“智慧馆”，由翻译局、科学院和图书馆组成。智慧馆以重金延聘了各地不同民族、宗教信仰的近百名著名学者和翻译家，集体从事译述、研究活动，将用重金从各地所搜集的一百多种各学科古籍进行了整理、校勘、译述。他们在对原著直译的基础上，作了大量校勘、注释、质疑、摘要、评论等，发挥了自己新的创见。至阿拔斯王朝前期结束时，古希腊典籍中重要著作都已译成了阿拉伯文，其中有柏拉图的《法律篇》《国家篇》、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等，以及医学、天文学、数学方面的译作。这些著作给阿拉伯世界带来了深刻的启发和迷人的智慧，不仅大大丰富和增长了见识、学问，而且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将阿拉伯人由一神信仰阶段带入了层次更高的理性思辨阶段。
——摘编自潘潇寒《阿拔斯王朝百年翻译运动》
材料二 鸦片战争中，林则徐深感西方船坚炮利，提出必须“访夷情，译西书”，开近代翻译先河。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洋务派开始筹建京师同文馆译书处、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等机构从事大规模翻译活动。徐寿1868年在江南制造总局主持译书工作，大多是根据西文的较新版本，由传教士傅雅兰口述，徐寿用适当的汉语表达出来，前后译书17部约280万余字，所印书籍涉及经济、军事、物理、化学、医学等领域。……甲午战争之后，翻译活动迎来新的高潮。随着洋务运动的式微，翻译活动也逐步走向民间，形成了近代晚期新兴的翻译群体。著名的翻译家主要有马建忠、严复等。他们都满怀爱国热情和报国志向，有海外留学或驻外经历，对西方政治、经济、法律等有深入的了解。例如严复提出的“信、雅、达”的标准，确立了翻译作品的真实性、严谨性和可读性。他在所译作品中都有序言，介绍翻译本书的目的，同时对书中旨意进行阐述。如翻译《天演论》中介绍过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在翻译《论法的精神》中对旧思想批判尤为突出，倡导“（立宪之国）主人非他，民权是已”的主张。严复的翻译可以说不独是理论学说的介绍，而且是一种“批判的武器”。
——摘编自史日丽《近代翻译活动的时代特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阿拉伯帝国百年翻译运动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甲午战争前后翻译活动的变化，分析近代中国翻译活动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