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笔下的商鞅变法司马光是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王安石变法时，在政见不同、难于合作的情况下，司马光请求担任闲职，主编了一部294卷的编年体史书。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诚来加强统治，所以定名为《资治通鉴》。
| 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原文摘录 1.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 2.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 3.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 | 司马光《资治通鉴·周纪·商鞅变法》原文摘录 1.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乃下令。 2.商君相秦，用法严酷，尝临渭沦囚，渭水尽赤。为相十年，大多怨之。 3.臣光曰：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于败。……而商君尤称刻薄，又处战攻之世，天下趋于诈力，犹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况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 |
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对比《史记·商君列传》，分析司马光对商鞅变法的看法及其原因。
材料一 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乡邑大治。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於秦，有以也夫！
——《史记·商君列传》
材料二 （商鞅）为相十年，秦人多怨。
臣光曰：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昔齐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晋文公不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弃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废徙木之赏。此四君者，道非粹白，而商君……处战攻之世，天下趋于诈力，犹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况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
——《资治通鉴》
根据材料一、二，概括两者对商鞅及变法的看法并结合所学分析可能的原因。
材料一 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而无信，不识礼义德行，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
——《战国策·魏策三》
材料二 商鞅说：“始秦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为男女之别，大筑冀阙，营如鲁卫矣。”……秦人务实而好利，但这种价值观仅限于个人层面。商鞅在顺应这种价值观的基础上，把它进一步提升为国家层面的价值观，并以此价值观为基本原则，完成了各项变法改革措施的制定……商鞅之法中，个人私斗是明令禁止的，并且还会受到惩罚；而在战争中勇敢杀敌并取得敌首者，则会受到厚赏。商鞅这一利禄官爵皆出于兵(战争)的政策无疑起到规范人民行为的作用，增强了国家的战斗力。
——摘自邱忠来《商鞅变法与秦文化革新》
材料三 商鞅在风俗方面的革新曾受到一些人的诟病，特别是汉代学者的批评。其中，汉初儒生贾谊的上疏最为有名：“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数。”(《汉书·贾谊传》)他认为改革后，秦国风俗日渐变坏，表现为富裕家庭中的男性成年后就各自分家，穷苦人家的儿子只能入赘到富人家，这就使得儒家所向往的几代同堂、父慈子孝的氛围不复存在。
——摘自张涛《移风易俗：商鞅变法的重要侧面》
完成下列要求：
（1）根据材料一，概括秦国民风特点。
（2）材料二中，为提升国家层面的价值观，商鞅采取了哪些举措改变旧俗的？有什么积极作用？
（3）材料三中贾谊对商鞅变法的态度是什么？并说明其持此态度的主要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