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我国古代并没有“协商民主”的概念，但也存在着许多蕴含或体现协商元素的实践。朝堂议事机制就是我国古代王朝统治者们所实施的一种听政议政机制，具体而言就是各个王朝统治者们为解.决事关国家或民族重大问题，以及其他统治事宜而开展商讨的一种决策机制。虽然这种机制涉及的仅仅是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阶级内部的少数人，是一种内输式的、精英阶层的协商，但仍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除了这种发生在统治阶级内部的传统协商机制之外，还有诸多发生在官府和百姓之间的协商机制，主要包括官府与百姓之间对话的官民对话机制、民间人士评议治国事宜的庶民议政机制、谋士说客建言献策的游说论证机制。这些机制发生与存续的政治环境多数是专制统治制度，其根本目的也是为了维系统治者的专制统治，但是这些机制的运行也确实为广大百姓谋得了一些实实在在的合法合理的利益。

——摘编自杨守涛《我国古代协商传统研究》

材料二   近代中国“协商政治”是从追求“议会协商”开始的。《辛丑条约》签订后，晚清政府对其政治体制进行了一次革新，试图通过立宪改革来挽救其败亡的命运。谘议局与资政院就是立宪改革的重要举措，它们是清政府试行议会、开放政权的第一步。谘议局和资政院的设立，满足了新式士绅阶层参与政治的愿望，为“制度化容纳民意”提供了参考和实验平台。清政府被推翻后，承担向议会政治过渡职责的资政院和各省谘议局终止了自身的历史使命。中华民国成立后，乱象丛生。社会对以武力为手段的革命空前崇拜，认为革命是“救亡图存、解决内忧外患的根本手段”，而勃兴于晚清后期的“协商政治”精神在“革命与反革命”的语境中被湮没，之后又在早年国民党的一党训政体制中彻底沦为边缘角色。

——摘编自周巧生《近代中国“协商政治”的制度渊源探究》

材料三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时就注意发挥协商民主的作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将协商融入政治生活中，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通过有效协商开展合作基本消灭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到第二次国共合作，协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日战争胜利奠定了基础。1945年抗战胜利，重庆谈判达成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共识，从此“政治协商”承载了国人对战后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状况下和平建国的美好愿望。新中国成立后，政治协商会议虽未落地生根，但这种集众家之长、和平协议国是的传统却被中共和民主党派继承下来，并在1949年召开的新政协发扬光大，直至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摘编自张晓《浅议中国的协商民主制度》

材料一   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古代乡村治理越来越多受到国家政权的控制或干预。秦汉时期，在有秩、游徽之外，由三老负责教化便有很强的自治色彩。到唐朝，里正事实上承担乡里的诸多职责，乡的功能进一步弱化，基层权力向州县集中。自北宋王安石变法后，县以下的保甲组织开始成为皇权的载体，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渗透增强，乡里自治色彩再次削弱。到明朝，政府管控机制进一步向基层自治机制渗透，圣训六谕与乡约打成一片，政治宣教开始向民约渗透。清代保甲承担人口管理、赋役、治安、救灾等一切地方公务，对乡里的控制更加严密，保甲、乡约也被引入到宗族中，出现了族保系统。

——摘编自王伟进《政社互动：我国古代乡村治理的演进特征及其影响》

材料二   新中国的乡村治理现代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探索阶段。人民公社时期，国家通过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将农民组织起来，国家与人民公社打交道。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推进，乡村治理模式也实现了转型发展。1980年，广西合寨村率先成立了村民委员会，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这一举措经过两年的总结和完善，在1982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被写进宪法，村民委员会成为我国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1987年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1998年该法正式通过，村民自治不仅有了实践基础也有了法律依据，标志着我们党对乡村治理的领导进一步规范化。

——摘编自李楠《中国共产党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百年历程与基本经验》

材料一1939年9月，国民政府公布《战时健全中央金融机构办法》，把原来只办理有限具体业务的四大银行组成的“四行联合办事处”扩大为四行联合办事总处，简称“四联总处”。蒋介石自任总处理事会主席，总揽一切事务。“四联总处”的任务是设计和布局全国金融网，负责法币发行的调度等事宜，总揽战时物资的调剂以及后方贷款。由于银行资金大量被政府占用，没有能力向民族工商业开展存放款业务以促进经济的发展。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二1937年10月，陕甘宁边区银行成立。1941年国民党政府停发八路军和新四军军费后，边区银行遂积极主动落实边区政府“禁止法币流通，发行边币”的法令，截至1944年6月共发行边币38亿元。陕甘宁边区银行还以大量资金支持机关部队开展大生产运动，发放农业贷款和青苗贷款，同时对公营工商业进行投资和贷款。边区银行在抗战时期开展信贷业务的建设过程中，总结了一套金融事业发展的好办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作风，围绕生产的业务方针，民办公助的群众路线，事业需要的贷款原则，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

——摘编自陈争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教程》

材料三1983年9月，国务院决定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不再兼办工商信贷，并将人民银行的工商信贷部分出来，建立中国工商银行。人民银行主要集中加强信贷资金管理。同时，中国人民银行领导国家外汇管理局，统一管理外汇，充分利用国际信贷制度，为现代化建设保驾护航。1991年4月，基于卫星通信网的全国电子联行系统开始试运行，这为人民银行更好的执行国家信贷政策，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1995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首次以国家立法形式确立了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的地位。

——摘编自谢川波主编《新中国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制度的变迁》等

材料   公元前536年郑国的子产首先铸刑书，公元前513年晋国铸刑鼎，以后诸侯国纷纷起而仿效。随着法律的公开化，“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战国初年，魏国的李悝在总结各国法律的基础上，编定《法经》，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体系的法典著作。《法经》分盗、贼、囚、捕、杂、具六篇，是一部诸法合体分篇而以刑为主的法典，商鞅变法的《六律》就是仿照《法经》的内容和体裁制定的。……中国古代法规中不但有一般的惩治刑事犯罪的内容，还载有国家体制和行政管理等方面的条款，既包括了军事、财政、经济、文教等方面的职责，又有严格的处罚规定；不但详列了判决量刑标准的实体法，还包括具体处理诉讼、办案断狱的程序规定。此外，还明确规定了各级官吏的职责、待遇和具体工作细则，乃至考课、升贬、休假、丧葬之制也无不在内。律、令、格、式、例和诏敕、上级批详等长期并行。

1870年，清政府进行了一次法律修改，虽然是小修小改，但还是迈出法律变革的第一步。1889年，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但新思想日益深入人心。随后，由于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缔结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统治岌岌可危，清朝政府被迫承认，不变法实难苟存，一些高官权臣们也认为不图强则不能自立。1902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刑部左侍郎沈家本和驻美大使伍廷芳等主张兼取中西，着手修订法律，得到清朝政府的同意。

——摘编自韦庆远、柏桦编著《中国政治制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