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重视监察机构的设置，将之置于与行政机构并列的位置。在历史演进中，监察机构的体系越来越严密，相对于行政机构的独立性也越来越强。历代政府重视监察法规建设，坚持依法监察，监察法规逐步完善。监察机构职权涉及察德、察政、察能。同时，为防止地方分离，整肃吏治，历代统治者都重视中央对地方的监察。监察以常驻为主要形式，并辅以不定期的或定期的巡按制。此外，监察御史作为风纪之官，品秩虽低，权势却十分显赫，甚至享有“便宜从事”和“风闻奏事”的特权。但是，监察机关的独立是相对的，其监察功能的发挥受到皇权的极大制约。

——摘编自林志强、张旭日《中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特征研究》

材料二   监察官是罗马共和国时期比较特殊的官职，其产生、职权伴随着平民和贵族的长期斗争。随着共和国历史的发展，监察官基于实践的需要，其权力不断扩大，从最初的人口和财产调查权，到后来的公民道德监督权，再发展到元老遴选权，监察官的地位日益神圣和显赫。由此看出，监察官的权力扩张恰好对其他官员起着很大的制衡作用，从而推动着古罗马共和宪政的平衡与发展。

——摘编自连佳《浅议古罗马共和宪政下监察官制度及其启示》

材料

——摘编自曾宪阳《浅议古代官吏的俸禄》等

材料一   朱邑，字仲卿，庐江郡舒县人，西汉循吏。初为桐乡啬夫，为政廉平不苛，迁庐江太守卒史。举贤良方正，授大司农丞，迁北海太守，治行第一、迁大司农，掌管全国租税、钱谷、盐铁和财政。廉平不苛，以爱利为行，未尝笞辱人，存问者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爱敬焉。“为人淳厚，笃于故旧，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朝廷敬焉。”“身为列卿，居处俭节”。

——《汉书·卷八十九·循吏传》

注：循吏，奉职守法的官员。

材料二   西汉和东汉记载入史书的循吏共计18人，有明确记载的选拔方式有孝廉、茂才、贤良、明经、辟除、征召、任子、纳赀（资）这八类，涉及次数较多的有辟除、孝廉、辟除、征召。黄霸是循吏中仕途轨迹记载最详细，也是次数最多的，黄霸涉及到的选拔方式为2次纳费、2次察廉、2次举贤良、3次征召。除王成记载不详外，其他循吏最少也会经历1次选拔，平均每人2.7次，差不多就是每个循吏在仕途生涯会经历3次不同方式的选拔。

——摘编自徐鹏鹏《文官制度与汉代政治治理研究——以汉代循吏群体为视角》

材料一   在唐代，凡军国大政的制赦起草先由皇帝交付中书省，中书省由中书舍人先对各奏文书迸行披览，作出初步处理意见，并草拟文告再交由中书令主要由中书侍郎对其进行修改之后。再交给皇帝进行审议皇帝批阅完毕以后会交给中书省，中书省按照批阅意见进行草拟，然后交给门下省进行审议，如果审核通过那么就可以将诏令下达尚书省，一旦门下省认为处理意见不合理，那么就会退还给中书省，由中书省继续草拟诏令，给皇帝进行申报，批阅之后再交给门下省。

——摘编自牟霜霜《唐代三省六部制下的君权与相权的博弈》

材料二   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国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今我朝罢丞相……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

——摘自【明】朱元璋《皇明祖训》

材料三   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原夫作君之意，所以治天下也。天下不能一人而治，则设官以治之，是官者，分身之君也。……昔者伊尹、周公之摄政，以宰相而摄天子（君主与宰相无等级之差异，所以周朝能统治良久）……后世君骄臣诏，天子之位始不列于卿、大夫、士之间……（宰相）避嫌而处，宁使其决裂败坏，贻笑千古。

——摘自【明】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置相》

材料   宋神宗年间，山东的女子阿云在为母服丧期间，被叔叔许配给了丑陋的韦大。阿云因不满这门婚事，趁韦大熟睡时连砍他十几刀，但只砍断了他的一根手指。县衙很快将阿云拿住，阿云承认凶手就是自己。于是县衙裁定阿云犯十恶重罪之一的“妻杀夫”罪名，判阿云斩刑。该案呈送州衙后，知州许遵认为阿云纳采发生在为母服丧期间，属无效婚姻，因此阿云的行为不属于“妻杀夫”，而是发生在普通人之间的罪行，且阿云有自首情节，应当判处流刑。大理寺、审刑院及刑部经讨论后，认为阿云的行为应以“谋杀已伤”罪名处理，故判处阿云绞刑，而不是流刑。许遵不服，便奏请皇帝裁决。宋神宗支持许遵，下旨免了阿云的死罪。但圣旨被大理寺驳回，宋神宗只得将此案交由大臣讨论。翰林学士司马光认为，谋杀的主观恶性极大，这种有预谋有计划的杀人行为不可允许自首；而且阿云最初是没有自首的，直到被官府拿获后才招供，司马光认为此种行为称不上自首。因此，司马光坚持按照《宋刑统》判处阿云绞刑。在司马光看来，如果轻饶阿云，那么尊卑、规矩将成为一纸空谈。翰林学士王安石则支持许遵，他认为司法判决应当就事论事，阿云属于“只谋未杀”，所以罪不至死。王安石提出，“因盗伤人”的罪名要重于“谋杀伤人”的罪名，连前者都允许自首，后者也可推知应该允许自首。同时，王安石认为有司的职责仅限于适用法律，至于有争议之处应由皇帝定夺；如果任由有司超越立法原意、舍法而论罪，则百姓对法律的稳定性预期会被打破，致使“人无所措手足”。百官对此案的看法莫衷一是，最终，宋神宗经过权衡，选择了王安石的意见，判处阿云流放。

——摘编自袁易鑫《宋阿云之狱》

材料   从周代至战国，教化可谓政教风化和德育的代名词，是一种引导个体身心摆脱原始状态，达至“仁义”“礼”“智”的境界。就传统儒家而言，教化并不是反对法律，而是倡导“德先刑后”“德本刑末”的教化手段。传统教化思想在整个封建社会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和成就与其严密的教化网络和运行机制密切相关，这种立体网络系统既包括各级各类组织化的学校系统，也包括了乡约、族法、家规、祭祀礼仪、蒙学等自发的社会教化系统。……在古代众多教化榜样中，有三类是人们效仿的对象：一是圣人，即“百世之师”。二是明君，即最高统治者的率先垂范。三是名臣和名士。此外，在古代生产力低下的背景下，共同体的生存与发展就成为人们的理念追求，而社会和文化精英扮演了规则发现者、表述者和践履者的角色……也是一般所谓教化向更普遍范围的人群示行、推广规则的基点。

——摘编自雷月荣、程红艳《传承与融合：论中国传统教化及其当代德育价值》

材料一   从民族关系及相关认识来看，唐初所修撰的“五代史”与南北朝时沈约所撰《宋书》、萧子显所撰《南齐书》、魏收所撰《魏书》有显著的不同。《宋书》《南齐书》涉及北朝史事称“魏虏”，《魏书》涉及南朝史事则称“岛夷刘裕”“岛夷萧道成”“岛夷萧衍”，这种认识与称说，在“五代史”中都有所改变，不论是《梁书》《陈书》涉及北朝史事，还是《北齐书》《周书》《隋书》涉及南朝史事，多书为国号加“帝”或国号加官称与人名。“五代史”中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地方，即认为北周先人出于炎帝后裔。

——摘编自瞿林东《从正史编撰看民族交融的历史进程——谈唐修八史和元修三史》

材料二   边疆之得失，实关一代王朝之兴衰，关系当代中国领土与主权的完整。边疆不断统一的过程，实际就是中国疆域形成的过程。清以前，历代以长城为限，实行华夷分治，始终没有完成对边疆的真正统一。至清，破除千百年来“华夷之辨”的民族观，提出华夷一体、“中外”一家的新“大一统”理论，废长城，合内地与边疆为一国即中国，在边疆设治，与内地一体化，统归中央集权管理体制，实现对边疆的完全统一、中国及其疆域告成。

——摘编自李治亭《论清代边疆研究的三把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