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发生于1873年的浙江省余杭县。小白菜的丈夫患病后不治身死，婆婆怀疑小白菜与杨乃武合谋毒害其子，于是请人写诉状递进余杭县衙。余杭知县刘锡彤徇私报复，便诬指杨乃武“夺妇谋夫”，酷刑逼供、屈打成招，小白菜以“谋杀亲夫”之罪名被拟凌迟处死。杨乃武被污蔑为“通奸杀人”，获罪斩首示众，并报杭州知府定罪。知府以此定罪报浙江按察使署，浙江巡抚草率从事，维持原判上报刑部。《申报》是英国商人于1872年4月30日在上海创办的中文报纸。该案发生5个月后，《申报》在1874年1月16日刊登《记余杭某生因奸谋命事细情》。此后连续3年，《申报》都跟踪报道（直到1877年4月11日）该案件，其舆论监督最终促使清朝当局为“杨乃武与小白菜”平反昭雪，制造冤案的各级官员均受到惩处。

——摘编自张艳红、谢丹《近代媒体舆论推促司法公正个案分析——以〈申报〉“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报道为例》

材料   1850年，德国各地已出现了大量矿业、纺织，机器制造业、冶金等职业学校。同年，对地方工业学校进行改革，制订出全国统一的标准。根据这个标准，建立了统一的中等工业专门学校，并在教学内容方面增设了力学，化学实验等实习课程。1870年，进一步将工业学校改为3年制，又增加了测量学、机械设计等课程。同时，联邦宪法还规定工厂所在地要建立补习学校，农村农闲季节也要开办各类学校，训练农民的生产技能。1890年召开教育会议之后，电力等科学技术教育在德国受到了更大的重视。19世纪晚期，英国开始模仿德国，着手本国的职业教育改革。

——摘编自楚汉《近代德国教育改革述评》等

材料一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清廷在击退廓尔喀侵略后，对西藏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进行重大改革。规定“驻藏大臣督办藏内事务”，地位“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平等”；前、后藏的噶卜伦以下的各级地方官员和管事喇嘛的选任，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班禅共同简选；所有当地政教事务，“事无大小，均应禀知驻藏大臣办理”；达赖、班禅以及其他大呼图克图转世的“金瓶掣签”仪式的举行，要受驻藏大臣的监视，然后呈请中央批准，方为有效。其他如审查财政收支、主持对外事务、春秋巡边等，也都由驻藏大臣经管。

——摘编自朱绍侯等主编《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建国初期，西藏地区曾是两种政权并存，经过长期曲折复杂的斗争，逐步过渡到区域自治。根据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一方面规定对于西藏现行的政治制度和西藏地方政府，中央不予变更；另一方面也规定，有关西藏国防、外交等重大事宜，由中央驻西藏的代表统一管理，同时在昌都地区已成立了具有人民民主政权性质的人民解放委员会。1956年4月底，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在拉萨宣告成立，从而完成了西藏实行区域自治的一个重大步骤。西藏自治区在1965年9月1日正式设置。

——摘编自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卷》

材料一   进入20世纪后，国际组织有了较大发展，国际社会的集体安全制度开始受到重视。第一次世界大战极大地破坏了国际法，使国际法面临严重危机。然而，国际法并没有消亡，它仍然随着国际关系的演变而继续发展。国际联盟体系的建立，标志着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常设国际法院的诞生，这是国际司法制度的一种进步。开始出现的广泛强制仲裁体系，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早在1920年，国联行政院的一个决议就表明，国联成员国中立的概念并不符合如下原则：所有成员国在实施针对盟约违反国的行动方面有合作的义务。1934年，国际法协会通过了《非战公约》的解释条款，并指出，在交战双方都违反该公约的情况下，可以免除中立国的传统法律义务。

——摘编自杨泽伟《国际法发展的历史分期》

材料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国际法，虽然规定了禁止侵略战争，但是它既没有设立有效防止战争的机制，也没有详细规定发动和进行侵略战争的责任。在二战进程中，同盟国开始着手制定追究侵略责任、严惩反和平罪行和战争罪行以及反人类罪行的规范，并建立实施了这些规范的机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国际组织的大量涌现，特别是联合国的成立，国际组织的国际法主体资格问题，得到了各国政府和国际法学者的普遍认同。由于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海洋法、航空法、空间法和国际人道法等方面的发展，传统战时中立的权限已经发生了变化，有些方面扩大了，而另外一些方面则受到了限制。与现代国际法中的《国际联盟盟约》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宪章》中的集体安全制度有了显著的进步。国际法院于1946年在海牙设立，国际法院的裁判实践，对国际争端的解决与国际法的发展有较大影响。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以来，国际法院的判决基本上反映了国际正义力量的主张，其咨询意见也常被当作国际法的权威解释广泛引用。

——摘编自杨泽伟《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现代国际法发展的影响》

材料   民族古已有之，民族主义则是伴随18世纪近代西方民族国家建立的产物，是一种“现代现象”。“民族主义”一词，最早见于15世纪的德国，1836年首次被列入《牛津词典》，19世纪中叶开始被频繁使用。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民族主义是近代欧洲历史上的一种现象……直到18世纪西欧资产阶级开始分享或获得全部权力时，才呈现其近代的形式”。目前，很多学者比较认可英国学者厄内斯特·盖尔纳的民族主义定义。他认为：“民族主义首先是一条政治原则，就是认为政治的和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情绪或者一种运动，可以用这个原则作最恰当的界定。民族主义情绪是这一原则被违反时引起的愤怒感，或者是实现这一原则带来的满足感。民族主义运动，是这种情绪推动的一场运动。”

“人们谈及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很多都是直接从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开始，而不是从它的更远的中世纪源头开始的”。它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在历史中孕育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日益壮大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其提供了最初的动力；伴随经济发展而来的是思想的解放，文艺复兴运动使人们摆脱神权，追求人权，为民族主义的产生准备了思想武器；当经济与政治条件都具备后，以法国大革命为标志建立的民族国家催生了最初的民族主义。

在英、法、美等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影响下，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建立，民族及民族国家的观念传遍欧洲，并随着欧洲国家的殖民扩张而传播到世界，民族主义由此获得了广泛的影响，具备了全球性的意义。

——摘编自宋新伟《民族主义在近代西方的缘起和蜕变》

材料一   汉武帝在公元前111年平定越地和西南夷后，设立了南海、苍梧等17个郡。开始也是“一用汉法，以新改其俗”，但是此后便改为“初郡”，“且以其故俗治，毋赋税”。汉朝对西域治理采取了班超“宜荡佚简易，宽小过，总大纲而已”的建议。对羌族的治理也是“临事制宜，略依其俗……防其大故，忍其小过”。在汉朝商议如何处理海南岛的珠崖郡反叛时，大臣贾捐之就从内地与边疆的文化意识形态和社会习俗差异出发，认为“骆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习以鼻饮”。最后，“因俗而治”的羁縻政策战胜了郡县制。

——摘编自陈跃《“因俗而治”与边疆内地一体化——中国古代王朝治边政策的双重变奏》

材料二   王桐龄先生强调：“汉族无种族界限，对于外民族之杂居内地者，例与之通婚姻。在汉族全盛之时代汉唐有然，在汉族战败时代之两晋南北朝亦莫不如此”；“汉族无种族界限，对于外民族之杂居内地者，照例与之合作”。吕思勉先生强调：“汉族以文化根柢之深……兼容并包，一视同仁，所吸收之民族愈众，斯国家之疆域愈恢。”《论语·颜渊》中提到，在有教无类思想的指导下，汉人对外民族族群施以“教化”，认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汉族由于对其他周边民族的偏见和歧视较少，所以在面对不断内迁、通婚的周边民族时能将其与中原王朝的国民同等对待。并且，中原王朝统治者为了统治需要，还大量重用其他民族的优秀人士。这种无歧视的思想再加之当时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和文化，使中原王朝能不断吸收其他民族成员，而其他民族在被中原文化吸引的同时，能逐渐承认并且肯定中原文化。

——摘编自张娟《从匈奴的迁徙看匈奴对中原文明的认同过程》

—摘编自关孝廉《清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刍议》、赵鸿飞《略论康熙朝朱批奏折的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