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不仅是经济革命，更是政治整合。一是通过清匪反霸打击实际掌握乡村统治权和压迫普通农民的地主势力或其他黑恶势力，将分散在乡村社会的社会权利收归到国家政权体系中来，实现了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的整合；二是国家政权在乡村社会末端建立起基层政权组织，将广大农民组织起来，将土地分配给无地、缺地、少地的农民。由此，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先生称土地改革是“农民取得土地、党取得农民”。

——摘编自李华胤《我国乡村治理的变迁与经验探析》

材料二1980年，四川广汉向阳公社率先重建乡政府，开始了政社分开，废止人民公社，建立乡镇政府的进程。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立了乡镇政府作为基层国家政权的政治地位，村民委员会是群众自治组织。村委会的建立使得农民成为乡村治理的主体。随着市场经济以及农村环保、民生事业的发展，市场组织、社会组织也成为了乡村治理的主体。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对农村各项工作提出更加全面、更加系统的要求。十八大之后，新型城镇化战略更明确地站在统筹城乡的角度上，以城乡一体化为目标，对农村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各个方面进行了全面部署。

——摘编自刘新《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乡村治理的历程与发展》

材料   公元前2070年夏王朝成立迄今四千多年来，历代王朝都把防范和治理火灾的消防工作列为国家管理公众事务的一项重要内容，并建立了相应的管理体制。公元前1300年左右的商代时期，根据出土的甲骨卜辞所述，曾有奴隶在夜间放火焚烧奴隶主的三座粮食仓库，这是文字出现后最早有关火灾的记录。

《周易》：“水在火上，既济。君子以思患而预防之。”战国时的思想家墨子，是墨家的创始人，他注重实践，在《墨子》一书中，不仅包含着力学、光学、声学许多科学原理，而且在防范和治理火灾方面，也有许多独到的主张。他在《备城门》、《杂守》、《迎敌词》等篇中提出许多防火技术措施，既有设置、建造的具体要求，又有明确的数字规定。东汉史学家荀悦在《申鉴·杂言》中进一步明确提出：“防为上，救次之，诫为下”的“防患于未然”的思想，认识到消防是国泰民安的大事要事。

东汉京师洛阳和唐朝京师长安，都建有若干“武侯铺”，每个铺都配备各色灭火工具。唐代时常用水袋、皮袋、溅筒灭火器。宋朝苏东坡在杭州任通判和太守时，建立了官府消防队(时称“潜火队”)，这是中国历史第一支专职消防队，配置了棚索、斧、锯、旗号、火笼、火背心等消防器材装备。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皇宫三大殿发生火灾后，明成祖在“罪已诏”中以极其沉痛的心情对治国安民的十二个方面进行深刻反省。明朝官府开始设立防火铺，并配有水桶、云梯、火钩等救火器具，其中最早的消防器械是藤斗水枪。中国人民还善于向西方学习。明末清初，传教士向中国士大夫和工匠传授消防知识。后来经过中国工匠的改造升级，可用传动装置发动出水，又称机龙。清朝此时主要的灭火器为水龙(又称“水铳”、 “唧筒”、“机龙”)。和早期简易的水龙相比，此时的水龙已演变成需用人力扛拉的木制抬龙，加上水桶、吊桶、铜锣、行号、火把和油灯、大纛旗和各小旗(大、小旗均用蓝底白字)、梯子(竹制)、警铃、挠钩、刀锯、斧凿、杠索、灯笼、号衣、号帽、防火背心，就基本组成了消防队的全套装备。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中国消防简史》

材料中国人的孝意识源远流长，孝的观念从原始社会末期已经出现，从此便不断发展演进。《论语·为政》载：“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两汉时期儒家提倡的孝文化被成功普及于乡里，是这一时期乡里教化的一大特色。汉代皇帝常常下诏褒奖孝悌、三老，并赐爵、赐布帛、赐米，从精神和物质上给予双重鼓励。“孝悌”是乡里选举产生的典范，其名单造册存于郡国档案，充分表明了教化在基层社会的重要地位。在乡间，孝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协调了社会关系，由原来的法律强制性行为演变为靠社会舆论力量督促民众自觉遵守的道德行为，通过乡里的广泛传播，减少了亲辈之间的紧张关系，有效地消除了家庭纠纷，促进了整体社会的安定，而且移孝为忠，孝子变为忠臣，起到了法律所不能替代的作用，这也为后来历代王朝所借鉴。

——摘编自张信通《秦汉时期的乡里教化》

材料一自唐末以来，长期的战乱将西藏旧有的统治秩序冲毁了，各地方势力之间相互攻伐，属民不时起来造反，社会动荡不安。至元十六年（1279年）朝廷对西南包括西藏地区发布诏书：“官不失职，民不失业”，或“各从其俗，无失常业”。元朝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推行土司制度，设置了一套“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乃郡县吐蕃之地，设官分职”的管理机构。元朝设置中央政权中的四大机构之一的宣政院直接统辖藏族地区，藏族地区的军政、民政、财政大权都归宣政院掌握，体现了政教合一的特点，宣政院的职能相当于一个行省机构，故未置行省，只是称“宣政院辖地”。宣政院之下，元朝在藏族地区先后设置了三个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简称吐蕃宣慰司，而辖境内都有藏族的部落，其酋长则充当府宣抚使、安抚使、招讨使等土官。元朝在吐蕃宣慰司下又划分了13个万户，万户府主要是依教派和其他地方势力的占地范围和属民分布来划分的，并任命地方僧俗首领为万户。

——摘编自李干《元代西藏（吐蕃）土司制度探析》

材料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1965年9月9日，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标志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藏全面实施。1960年底，西藏逐渐建立了乡、区、县（包括县级区）和专区（市）等各级人民政权。西藏现有各级人大代表34264名，全国人大代表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代表占66.7%，自治区人大代表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代表占70.2%。西藏自治区成立至今，历任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和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均为藏族公民。西藏和平解放后，党和国家就把帮助西藏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改变落后面貌作为首要任务予以高度重视，制定了一系列特殊优惠政策。西藏城镇化速度加快、水平提高，交通和通信发展很快，各族人民充分分享着现代化的各种发展成果。

——摘编自冯智《西藏民族区域自治的成功实践及其历史启示》

材料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提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开辟了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此后随着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发生的巨大变化，1978年宪法在许多方面已经同当时的情况和国家生活的需要不相适应1982年宪法的起草、制定，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党的十二大文件为重要依据。在宪法制定过程中，不仅在宪法修改委员会内充分发扬了民主，多次深入讨论，集思广益，而且多次广泛地征询了中央各部门国务院各部委以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政机关的意见，多次广泛征求了党外人士、各类专家的意见，并发动、组织亿万群众进行了长达4个月的全民讨论在宪法制定过程中，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也非常注意收集各国的全套法典，当时仅宪法就收集了35个国家的。我国是个大国，人多，各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因此，1982年宪法在制定过程中，考虑到了各种不同情况，没有一刀切如关于劳动权，宪法草案最初只作了原则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摘编自刘荣刚《1982年宪法的制定过程及其历史经验》

材料一中国“大一统”历史的国家疆域观，其思想起源可追溯至(夏商周)三代。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在春秋时期被称为夷狄的许多民族融于华夏，至战国时期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古代民族共同体—华夏族.民族融合与地区性的统一，为以华夏族为核心的“大一统”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与西方实体的民族国家相比，中国的国家疆域模式更多地表现出对一统理念的追求，而一统理念的边界又似乎是模糊不清的，这是因为中国传统国家理念中是以中心来划定边缘的，中心的意识要强于边缘的概念而政权的承接性与管治的范围则表达了对“中心”的正统性的崇拜与认可，成为疆域变迁合法性的基础。近代以来，在西方民族国家理论的冲击下，中国也试图以民族国家解释中国国家疆域形成的历史过程，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不可分割的历史表述国家一统的历史这是因为在世界主流强势文化的影响下，民族国家体系成为世界范围内主流合法的国家建构形式

——摘编自王超《疆域历史与历史疆域》

材料二民族主义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反对宗教神权、封建专制、追求民主、自由和平等，以建立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的面目而出现的同时民族主义的危害性，特别是民族主义与暴力和侵略战争的联系，早在民族主义的初始阶段即已显露二当时，一种民族优越感和民族扩张的野心已在革命的法国开始出现。对自由主义原则的背离和对本民族利益的过分夸大，把自己的价值观和政治体制强加于其他民族而无视他们意愿和权利的趋向滋长起来拿破仑在鼓励和推进被征服地区的民族主义观念的同时，也把法兰西的民族沙文主义和扩张主义推向了顶峰……这表明民族主义已经与武力结合在一起，预示着欧洲列强在将要到来的帝国主义时期的民族利益纷争中所采取的政策。

——摘编自宋新伟《民族主义在近代西方的缘起和蜕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