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代义学是给与士人免费入学，甚至帮助他们解决食宿问题的一种具有慈善性质的教育机构。义学含有推广教化与以富资贫两方面的理想，并以义庄和义田作为经济基础，使得教化能普及更多的民众。自北宋以来，义学常以应举为教学目标，不过对德行也很重视。南宋义学的教学出现举业与讲学并存的情形。举业在科举发展的环境下维持不辍，而理学家在义学中讲论德性知识的探求与实践，则使得士人即使举业无成，或无意于举业，也无碍于进入义学来接受教育，而将所学用于待人处世之上，于是义学所发挥普及教育的作用更为扩大。

——摘编自梁庚尧《宋代的义学》

材料二   清朝十分重视边疆民族地区的教化，制定了积极的民族文教政策。府、州、县学针对科举考试的教学内容很难为知识基础薄弱的少数民族子弟所接受。于是，设立一种新的面向大众的启蒙教育机构成为时代之所需，义学正是由于其自身特点与时代需求相适应而得到大力推广。

下图为清代贵州义学发展趋势图（单位：所）。

贵州义学发展趋势图

——摘编自许庆如《清代贵州义学的时空分布研究》

材料   在明代的名吏中，未经科举，由吏员升任官员而成政绩者，况钟可谓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况钟出身于吏员，深知吏治中的积弊，认为法不立则吏奸难除；亦知苏州赋役繁重，豪猾舞文为奸利，最为难治。况钟到任初理政事，群吏环立请判牒（官府断案写的判词），况钟假装木讷，不懂诸务，随群吏之意。群吏异常高兴，认为太守糊涂可欺。三天之后，况钟召群吏责问“前某事宜行，若（你们）止我；某事宜止，若强我行。若辈（你们这些人）舞文久，罪当死。”立即捶杀数人，将贪虐庸懦的僚属全部斥退。从此，一府大震，人人奉法，人称况钟为“况青天”。

苏州民间素有好诉讼之习，无论大小事件，都动辄赴京告状。由于苏州属直隶府，上无布政司、按察司的设置，一旦准予差提，每一家牵引多件，株连数十数百。无辜之人受诬解送，农耕经年抛荒。对此，况钟上书奏请，遇有告状之事，由巡抚审理判处。于是，“刁风顿息，而越控解京之弊始除”。另外，每当御史巡按到府，府官过于卑屈，御史肆其贪侮。况钟奏定“相见礼仪，而宪纲始肃”。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把干部管理制度建设作为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任务，为实现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战略目标提供坚实的组织制度保障和干部队伍支撑。

——摘编自苗月霞《中国共产党的干部管理制度：回顾与展望》

材料：下表中国历代粮食储备制度的对比分析

——摘编自费佐兰、余志刚《中国粮食储备制度的历史变迁和发展趋势》

材料   明代的士人是熟读诗书等儒家经典的知识分子，他们暂时还未进入仕途，却是进入仕途的主要阶层，是有功名的候补官员。

在明代，士人包括以下几种知识分子：进士、举人、监生、诸生等。经殿试后，及第者皆赐出身，称进士。举人是乡试录取的优胜者。监生，即国子监学生，包括举监、贡监、荫监和例监，此外还有外国留学生，即“夷生”。四种监生中，洪武初年官僚子弟比例较大，洪武以后百姓子弟日益增加，占了绝大多数。诸生，即地方府学，州学、县学的学生，他们一部分来自民间私塾，一部分来自社学。

明中叶以后，程朱理学受到强烈挑战，阳明心学兴起，王阳明、湛若水等人四处讲学，在各地创办书院，弟子遍天下。他们不仅仅关注学问，而是学问，政治并重，今天广为流传的格言“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就是东林书院讲学的宗旨。从城市到乡村，尤其是在乡村，他们是有功名的头面人物，即社区和宗族组织的首领。

——改编自毛佩琦主编《中国社会通史·明代卷》

材料一   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提出存在“两个中间地带”的论断，一个是指亚非拉广大落后国家，一个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两个地带都反对美国控制。1963年5月，外贸部副部长卢绪章在瑞士与法国一些工业界人士举行重要会谈，此后法国工业界人士对中国开展一系列访问。美国从1963年8月起扩大对越南的武装干涉。戴高乐多次对美国进行谴责，并敦促美国撤军。1964年1月27日，中法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关和国政府一致决定建立外交关系”。

——摘编自赵怀普《中国谋求打开对欧关系的努力》

材料二   1978年，中法双边贸易总额为19.5亿法郎，1979年一跃到28.3亿法郎；1978年12月，两国政府签订关于发展中法经济关系和合作的长期协定。1980年后，中法两国领导人多次互访。1985年4月，中法两国又签订了为期五年的发展经济和合作的长期协定，以及法国政府向中国提供优惠贷款的文件。双方声明：“两国将采取一切有益措施，创造良好的条件，以促进两国之间的合作，特别在能源、电讯、信息、运输、航空、农业等方面扩大合作。”

——摘编自陈福星《论中法经济贸易合作关系》

材料一：农业是历代私有制国家赋税收入的主要来源，历代统治者无不把“令民归心于农”作为“治国之要”。早在商鞅变法时，秦孝公就颁布法令：“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者多，复其身”。唐宋以后，随着地主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土地占有矛盾日趋加剧，封建国家日益重视荒地的开垦，例如，洪武二十八年，明政府下令：山东、河南农民“新垦田地，不论多寡，俱不起科。康熙十二年规定：“嗣后各省开垦荒地，俱再加宽限，通计十年方行起科”。除上述目的外，历史上还有因“凡水旱虫霜为灾，十分损四以上免租”、“民产子，复勿事二岁”而减免赋税的情况。

——摘编自刘德成《中国古代减免赋税析论》

材料二：土地革命时期，苏区开始建立税收制度，不过主要由富有阶层承担，一般民众的税负很轻。土地税征收中“贫农中农税轻，富农税重，雇农及红军家属免税”。营业税按照商业资本大小及盈余多少征收统一的累进税，资本在百元以下的群众合作社以及农民直接出售剩余产品的都实行免税政策。关税一般是轻税或者免征，一切货物在边境纳税之后通行全苏区不重复征税。中国共产党没有完全依靠税收，而是采取“取之于己”的方针：一是红军公田收入；二是来自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手工业收入；三是发展经济，开展生产建设。

——摘编自赵云琪《从历史视角看中国共产党“轻税于民”的税收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