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宋代开始，大规模的宗族组织在基层社会普遍建立，家法族规的制定也蔚然成风。宋代家法族规强调族众遵守社会秩序，严禁宗族子弟闲游、偷盗、赌博等。宗族成员违反国家律令、族规家法、风俗道德等行为要予以惩罚。婚姻方面，家族法规强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财产继承上，按照诸子均分原则进行处理。宋代家训族规在国家法的支持和默许下具备一定的权威性，违背者将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总之，宋代家法族规起到了国家制定法难以起到的社会控制作用。

——摘编自苏洁《宋代家法族规与基层社会治理》

材料二   鸦片战争以后，大批外国的游人、商人和传教士进入中国，由于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不同，在基层，中外冲突时有发生。新式武器逐渐流入民间，地方矛盾变得愈发激烈，官府往往无力弹压。伴随着国民思想的进步与法律意识的觉醒，基层传统社会的“人治”受到冲击。近代以来，尤其是进入民国后，基层社会治理方面也开始出现配套的法律。社会基层问题强调多数人参与纠纷、矛盾、冲突的协调和解决。1904年5月13日，《岭东日报》报道了广东省澄海县蓬洲所陈氏模仿“自治”的方式：“公议族规四条，谓如有犯规者，行自治之法，或笞惩，或罚影戏。”总之，近代基层治理出现新的特征。

——摘编自温建钦《近代基层社会治理出现转型》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依据政令或法律对基层社会进行治理的能力急速增强，乡规民约逐渐式微。基层社会尽管也制定过一些村民公约，但由于其内容极富政治性，基本上就是一些政治口号，与之前在基层社会所存续的传统乡规民约有着质的不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法治建设的推进，乡规民约在宪法与法律上也有了一席之地，成为了基层社会治理和群众自治的重要载体之一，使之在城镇和农村都得到了相应的恢复和发展。

——摘编自何旺旺《乡规民约的历史嬗变及其在当代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