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重商主义萌生于洋务运动时期，倡导者以早期改良派为主，也包括洋务派的开明官僚。他们积极探求抵制列强商品输出的有效途径，在反思传统“重农抑商”经济观的基础上，提出了“士商平等”“商战固本”和“以商立国”为中心的一系列反抗传统和外来侵略性质的重商主义思想，但实际成效不大。直到甲午战后，清廷才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把发展商业作为立国的出路，企图依靠资产阶级来解脱当前的厄境。于是1903年清政府设立了专门保护和奖励工商业的国家机构——商部，之后又颁布公司法和破产法，各大城市相继成立商会，而且清政府还调节官商关系，制定商律，抑制官吏勒索商人的陋习。清廷还颁布《奖励华商公司章程》《华商办理实业爵赏章程》，对投资者给奖做了更加详细的规定。清廷对商业的提倡和扶持，促进了20世纪初工商业的发展。

——摘编自张步先《晚清重商主义探析》

材料二   王韬分析了通商的好处，大胆得出“恃商为国本”的结论，彻底抛弃了“商为末业”的传统观念。薛福成认为当今之世已发生剧变，要富强则必须以“工商为先”。清朝统治者在此问题上的思想也逐渐开化，在上谕中认可“工商之业，为富国之本”。重商思想所包含的近代思想观念，改变了中国人在农业生产方式下的传统思维模式和习惯，形成了近代的竞争开放观念，刺激了价值观念的更新，在一定意义上具有思想解放的作用。当重商思潮取代“抑商”思想，成为晚清经济思想的主流后，促进了工商业的大踏步的向前发展，并为工商业的发展注入了许多现代性的因素。同时，随着晚清重商思潮影响的扩大，最终向上延伸到政治制度层面，促成统治阶级对国家机构作出调整，在中央设立了一个负责经济改革和发展的专门机构来实施对近代新型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行政管理。这表明传统的政府职能开始发生转变。

——摘编自赵筱侠《论晚清重商思想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

材料   中世纪中后期，英国比法国较早地建立起强大的王权，英国贵族的势力因受到强大王权的限制远不如法国的贵族，但是，深受日耳曼人传统自由观念熏陶的英国贵族们绝不会成为对王权俯首帖耳的羔羊，单个贵族虽不足以和国王抗衡，多数贵族联合起来却能迫使国王签署限制其权力的《自由大宪章》，贵族与王权的较量在近代英国民族国家形成的关键时期基本上呈均衡态势，由此产生了以兼容并包为基本特色的多元政治文化传统，既容忍对立方的存在，又兼容传统的思想与文化。

——摘编自雷恒军《制度变革的民情分析》

材料   古代东亚长期存在以朝贡体系为特点的国际秩序，这一国际秩序以天下观、朝贡体系二位一体为历史逻辑。天下观是自先秦逐步形成的涵括中国和“四夷”的空间和秩序观念，朝贡体系是天下观理想模式的现实映照，二者互为表里，不能相互脱离。朝贡体系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其制度及背后的观念并非一成不变。朝贡体系中的册封制度从封赐爵位到不断添加内臣化官爵、再到仅封爵位，从“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到清朝划分朝贡诸夷和通商诸夷等，都显示了内外观念的逐渐变化。而民国时期从华夷观念走向“五族共和”和“中华民族是一个”，体现了中国已经从内部完成了对天下观、朝贡体系的历史逻辑的超越。

——摘编自黄纯艳《朝贡体系维护了古代东亚和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