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会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不但结束了30年战争的长期纷争局面,而且在欧洲大陆形成了一个以国际法为国家间关系规范的政治格局。它规定了各国在其领土范围内拥有主权,彼此间平等,且不接受任何更高的外部权威。从威斯特伐利亚和会开始,到1815年的维也纳和会、1878年的柏林会议,直至一战后的巴黎和会可谓是以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为样板。20世纪以来,公共事务的领域从解决争端扩展至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人权几乎人类生活的所有方面。维持和平与促进发展不仅靠国家,也靠各国共同创立的国际组织,后来一些非政府组织也争取加入进来,逐步形成了整套的国际治理机制。

——摘编自刘衡《国际法之治:从国际法治到全球治理》

材料二   有清一代,世界东西两端同时并立着两种秩序体系:一个是东方宗藩体系,另一个是西方公法体系,它们建筑在完全不同的经济文化基础之上,其内部之间的结构体系与制约机制也截然不同。18世纪末19世纪初,世界格局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两种体系的碰撞导致了一系列的断裂与变革。有学者概括其为“英国的主权平等,外交观与清朝的差序包容,天下观的碰撞。也有学者提出“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

——摘编自张卫明《晚清中国对国际法的运用》

材料一   梁启超无疑是受到孟德斯鸠、黑格尔及达尔文等人“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影响，他在多篇论述中指出“地理与历史，最有密切之关系，是读史者所最当留意也。高原适于牧业，平原适于农业，海滨河渠适于商业。寒带之民，擅长战；温带之民，能生文明。凡此皆地理历史之公例也”“地理影响形成民族特别性格，而此种性格，递代遗传，旋为历史上主要之原动力”。但他同时认为“谓物质的环境县万能力”仅“含有一部分真理”“人类之所以秀于万物，能以心力改造环境，而非偶然悉听环境所宰制”。

——摘编自梁启超《地理与文明之关系》（1902）等

材料二   二战后，为了批判法西斯与西方地缘政治学说，斯大林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指出“地理环境可以加速或延缓社会发展的进程，但对社会发展不起决定作用”；“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或‘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即人们生存所必须的谋得方式”；“地理环境不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原因，因为在几万年间几乎保持不变的（自然地理）现象，决不能成为几百年间就发生根本性变化的（社会制度）现象的主要原因”。

——据《斯大林文选》上卷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