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来健全和巩固新建的政权。其中重要的一项措施，就是在原有赋税制度的基础上，对赋税制度进行改进。秦代建立的赋税徭役并行制，是以田租、口赋和其他杂税为三大支柱，并辅以徭役制度等，……这一制度的确立，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十分深远影响。

——摘编自易述程《古代税赋——历代赋税与劳役制度》

材料二   安史之乱后，农民的大量逃亡，为了弥补财政的亏空，唐政府先后出台了许多新的税收项目，使赋税制度越来越混乱，造成了“科敛乏凡数百，废者不削，重者不去，新旧仍积，不知其涯”的严重局面……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在宰相杨炎的建议和推动下，唐王朝对国家税收体制做出重大调整。

——摘编自梁方仲《明清赋税与社会经济》

材料三   康熙后期，清政府将百姓赋税中以人丁为单位征收的“丁银”数额固定下来，号称“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时又将其分摊入田赋一并征收，称为“摊丁入亩”。

——【清】吴振棫：《养吉斋余录》卷1

材料一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国家始终是以变体的家长制形态出现的，也就是“家天下”的变体。当时由于小农经济无法提供足够的经济支持，国家的权力机构往往并不深入到乡村社会，而是止于县政；在乡村社会通过“家国同构”的社会组织，利用乡村自治组织力量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农民对“家”的认同自然而然地延伸为对“国家”的认同。因此，治国和治家的规则是通用的，“三纲五常”既界定了个人与家庭的关系，又规范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而专制皇权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因而往往借助乡村社会内生的伦理教化来实现在乡村的统治，而不仅仅是借助“横暴的权力”。

——摘编自任剑萍《对中国古代“家国同构”之探析》

材料二 “国家观”是一个意识形态层面的概念，可以理解为民众、统治阶级对国家的认识与归属感。鸦片战争前对于国人来说，并没有一个完整成型的“国家观”概念。近代以来，战争敲开了禁闭已久的国门，也带来了新思想、新理论，国人的近代国家观念开始逐渐萌发并传播。有识之士并没有沉浸在国将不国的悲痛中，而是积极唤醒国人。梁启超在《时务报》中表述了自己的民权和主权意识，在国际交往中中国官员也开始接受并运用“国家主权平等原则”这一国际法内容。1898—1912年是清政府大厦终倾、中华民国日出东方的时期，是近代化的新型国家在废墟上建立的时期。随着中华民国建立，新生政权以法律形式规定了中国的疆界，明确了国家主权，意味着我国在形式上已经转变为一个近代国家。

——摘编自秦磊《中国近代国家观的形成与发展：1898—1912》

材料一   唐人陆贽论及租庸调制时说：“丁男一人，投田百亩，但岁纳租税二石而已。言以公田假人，而收其租入，故谓之租”。租庸调征缴只以丁身为依据，而不计其余，并不考虑农户的实际占有土地情况，其弊端是十分明显的。而且租庸调的征收颜由唐朝统一确定，长期以来一直保持不变，虽然有其稳定性，但其不能依据社会经济发展形势的变化而做出调整，有其不能根据土地实际占有状况的变化而主动调整，存有明显的僵化缺陷。唐制规定贵族、官僚户和其他特殊身份之人可以免除租调徭役，而一些人庇荫在这些特权户之下，逃税、避税，使国家征税额也随之减少。公元780年，租庸调制因为实际上的完全“废坏”而被两税法所取代。

——到阳《试论唐代租庸调制的制度缺陷和执行弊端》

材料二   唐代租庸调税制的特点是“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在这种税制下，皇空贵戚、官僚贵族、孝子顺孙、义夫节妇、逃户流民为了生存投靠地主豪强做荫户，不承担国家的租税徭役。由此，只有30%至50%的户和14%的人口承担国家的全部租税，租税负担处于极不合理状态。建中元年（780年），德宗下令：“令黜陟观察使及州县长官，据旧征税数，及人户土客，定等第钱数多少，为夏、秋两税＂。两税法在预算上实行“量出为入”的原则。每年财政经费先计算数颤，然后按照各地的土地、人口、条件等实际情况进行分配，分配时坚持贫富有差，税负均等。这一原则防止了地方官吏强取豪夺，多收多征，加重民众的负担。

——张帆《中国古代经济简史》

主题一   经济的发展

材料一   宋初，北方作物的大规模南移和占城稻的引进推广，在耕作制度上带来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在同一块地上不同作物可以接续栽种，不少茶农、桑农、果农等不再是为自身的直接消费而生产，而是把产品投入市场，转换成货币，再购入粮食、布帛等生活必需品。

——摘编自张其凡《中国大通史》

材料二   宋朝的商品经济非常繁荣。新兴经济作物茶叶、甘蔗之类绝大部分进入市场。市场形成城市、镇市、草市三级金字塔型结构。在地方贸易网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江南、西北等几个较大的区域市场。海外贸易规模超出唐朝，朝廷在南方沿海港口设立了多处市舶司。民间开始出现中国古代最早的纸币，称为交子。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三   宋代城市功能由单一的维护封建统治的堡垒功能，日趋走向多样化，它的社会、商业贸易、文化消费等功能日益显露出来。最明显的就是城市生活由原来只为统治集团、贵族官僚服务开始面向下层，面向一般市民生活需求，史载，“今闻阎之卑，倡优之贱，男子服带犀玉，妇人涂饰金珠，尚多僭侈，未合古制”。城市突破了居民区和商业区的区分，中世纪前期的城市管理制度“坊市制”被十分发达的“厢坊制”所取代，到了南宋中叶，不少城市又演变为“偶巷（坊）制”，坊不再是封闭式的居民区。实际上是商业与居住混杂在一起的街区。南方以自然经济区域为范围，以经济发展为驱动力，推动交通、人文方面的发展，形成一个个独具风格和特色的多功能城市，走上了经济型城市的发展道路。正是这场宋代的“城市革命”，推动了封建城市规划的变革，中国城市的发展，开始了多元化的道路。

——摘编自《中国古代的城市生活》

材料四   宋元时期，南北交通改善，为技术和贸易的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经济氛围宽松自由，商业空前繁荣，同时在税赋方面大量征收纺织品。这一时期，北方大量人口南徙，为江南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和资金，同时也将北方较为先进的纺织技术传到江南地区。1289年，元世祖又“诏置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木棉提举司，责民岁输木棉十万匹”。在此情况下，棉纺业在各地广泛兴起，元代棉花已能与丝、麻纺织原料鼎足而立。

——摘编自杨敏《宋元江南纺织手工业与区域经济的相关性研究》

材料五   五代十国时期，南方战事稀少，社会环境较为安定。在此期间，南方逐渐成为经济发达的地区。北宋灭亡之后，南宋政权偏安一方，南方经济得以进一步发展。此时南方在农业、手工业、商业上都得到了巨大发展，已达到一定的发达水平，农业生产甚至超过北方。此外，自唐至宋元，庄园的分布有明显向南推移的趋势。到了元代，为解决“南粮北运”问题，甚至开发前所未有、规模浩大的漕运和海运，也足见南方经济的重要性和其影响力。

——摘编自商字楠《中国古代经济重心转移及其影响分析》

主题二   社会的变化

材料六   两宋时期，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古时期森严的良贱制度也逐渐被打破。宋仁宗时赋予了私人奴婢编户齐民的法律地位，南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后官奴婢制度消亡。仁宗朝，政府规定商人、佃农、奴婢均为编户齐民，这意味着压抑下层百姓权利的种种桎梏得以剔除，而对奴婢生命权的保护亦更加深入具体了。

——郭尚武《两宋良贱制度的消亡及其影响》

材料七   （宋代）岳州知州指出：“（农民）自来兼作商旅……欲出榜招召，务令疾速归业。如贪恋作商，不肯回归，其田权许人请射（承佃耕种）。”宋高宗采纳户部意见：“商人田产，身虽在外，家有承管，见今输送二税，难（不应）许人请射。”

——摘编自徐松《宋会要辑稿》

材料八   社会流动按其流动方向，划分为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关于水平流动，多表现在地域和职业方面的流动。如农民摆脱户籍与土地的束缚，“释其耒耜而游于四方，择其所乐而居之”。商人在各地流动，“富室多是外郡寄寓之人，盖此郡凤凰山谓之客山，其山高木秀皆荫及寄寓者。其寄寓人，多为江商海贾……”士人也从事经商，在赶考途中，有“贩盐为事”。垂直流动则多表现在科举制全面展开，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上升的机会，宋代开始阶级区分不及前代严格，阶级之间的流动性比较大。

——摘编自陈静《宋代商品经济与社会流动研究》

材料九   唐宋变革是中国传统社会历史上的重要变革，实现了春秋战国以后的又一次社会转型，使中国传统社会进入齐民社会阶段。较之此前的汉唐世族地主社会，齐民社会具有社会等齐性、契约普遍性和社会流动性三个方面的进步特征：社会等齐性意味着社会特权阶级大大缩小了，社会身份趋于等齐，社会等齐性为社会“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创造了前提条件，导致契约的普遍化，并使人们摆脱了身份的束缚，可以自由迁徙并从事各种不同的职业，这些大大提高了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

——摘编自高德步《唐宋变革齐民地主经济与齐民社会的兴起》

主题三   儒学的复兴

材料十   在北宋初年，儒学思想比较沉闷，在当时的政治思想中没有占支配的地位。到北宋中期，随着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加剧，因循守旧政治受到日益激烈的批评，士大夫中要求改革政治的变法思潮日益高涨。儒学这时期吸收了佛教、道教的一些思想，向着“通经致用”的方向发展，适应新的政治形势需要而日益活跃。当时士大夫中不少人出于对内忧外患交炽局面的忧虑，想通过对经籍作出符合现实需要的新解释，为解决现实的社会矛盾寻找答案，为巩固宋王朝的统治寻求药方，形成了不同的学派。儒学也在各个学派争鸣中得到发展，形成带有新的时代特点的新儒学。

——摘编自吴泰《中国史话》

材料十一   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

——《朱子文集》卷七

材料十二   理学是中国古代最为精致，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其影响至深至巨。理学家将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进而以天理遏制人欲，约束带有自我色彩、个人色彩的情感欲求。……应该看到，理学强调通过道德自觉达到理想人格的建树，也强化了中华民族注重气节和德操，注重责任与历史使命的文化性格。

材料十三   中国古代的儒学思想是一个流动的发展过程。孔子以及后来战国时代儒家，广泛而深入地探讨了人的价值，人的完善的品德，以及人性的冶炼。董仲舒把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塞进阴阳家的框架，加上一个最高的主宰“天”，成为一种神秘的天人感应论。唐代出现了儒、道、佛“三教”并立的局面，同时一些思想家或明或隐地吸取佛学思辨哲学的若干方面。宋明理学在三教融合、渗透的基础上孕育、发展起来。理学一方面使人们屈从于封建主义统治，另一方面，理学家发展了早期儒学中重视人的独立思考，兼综百家和重视文化遗产研究的传统。

——摘编自张岂之《儒学思想的历史演变及其作用》

主题四   文学艺术和科技

材料十四   宋代市民文化的繁盛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使演艺由宫廷走向民间，由上层社会的消遣享乐转向大众性文化娱乐——更具意义的是，以勾栏演艺为中心的瓦舍之创设，为演艺提供了固定的场所，从此民间城乡各路艺人汇聚于此，使得官方与民间、城乡长期分流的表演艺术终于迎来了交流汇合的契机”。两者相互渗透、相互融合，促进了宋代各类文化式样更趋世俗化、大众化。这一时期，随着市民文化的发展不仅俗文学作品的创作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俗词、话本艳曲等大量的通俗文学文艺作品层出不穷，而且出现了俗文学文体的相对独立，其突出标志就是宋代出现的话本小说以平易生动的口语代替了以往文学作品典雅的文言，语言风格凸显出口语化、通俗化的特色，开启了后世以口语化的白话文进行小说创作的先河，从此白话小说在文学舞台上占据了-席之地以白话文为主的俗文学文体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受市民文化发展的影响，自宋代以后士大夫阶层在文学创作领域里也呈现出雅俗贯通的倾向。

——摘编自郭学信《宋代市民文化兴盛的时代特征及社会效应探论》

材料十五   宋代，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进入黄金时代，科技成就走在世界的前端，法国汉学家谢和耐称它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这一时期，在数学、传统医学、传统天文学、法医学、传统农学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政府推动出版了一系列的科技作品如《梦溪笔谈》、《圣济录》、《洗冤集录》、《统天历》、《农书》等。四大发明指南针用于航海、火药用于军事，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促进了科学知识的传播。李约瑟博士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以罕见的篇幅来讨论朱熹的科学思想。

——摘编自刘芹《儒学与中国古代科技——以宋明为例》

材料十六   火药、指南针、印刷术一这是预兆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了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强大的杠杆。

——马克思在《机器、自然力和科学应用》

主题一经济的发展

材料一   宋初，北方作物的大规模南移和占城稻的引进推广，在耕作制度上带来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在同一块地上不同作物可以接续栽种，不少茶农、桑农、果农等不再是为自身的直接消费而生产，而是把产品投入市场，转换成货币，再购入粮食、布帛等生活必需品。

——摘编自张其凡《中国大通史》

材料二   宋朝的商品经济非常繁荣。新兴经济作物茶叶、甘蔗之类绝大部分进入市场。市场形成城市、镇市、草市三级金字塔型结构。在地方贸易网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江南、西北等几个较大的区域市场。海外贸易规模超出唐朝，朝廷在南方沿海港口设立了多处市舶司。民间开始出现中国古代最早的纸币，称为交子。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三   宋代城市功能由单一的维护封建统治的堡垒功能，日趋走向多样化，它的社会、商业贸易、文化消费等功能日益显露出来。最明显的就是城市生活由原来只为统治集团、贵族官僚服务开始面向下层，面向一般市民生活需求，史载，“今闻阎之卑，倡优之贱，男子服带犀玉，妇人涂饰金珠，尚多僭侈，未合古制”。城市突破了居民区和商业区的区分，中世纪前期的城市管理制度“坊市制”被十分发达的“厢坊制”所取代，到了南宋中叶，不少城市又演变为“偶巷（坊）制”，坊不再是封闭式的居民区。实际上是商业与居住混杂在一起的街区。南方以自然经济区域为范围，以经济发展为驱动力，推动交通、人文方面的发展，形成一个个独具风格和特色的多功能城市，走上了经济型城市的发展道路。正是这场宋代的“城市革命”，推动了封建城市规划的变革，中国城市的发展，开始了多元化的道路。

——摘编自《中国古代的城市生活》

材料四   宋元时期，南北交通改善，为技术和贸易的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经济氛围宽松自由，商业空前繁荣，同时在税赋方面大量征收纺织品。这一时期，北方大量人口南徙，为江南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和资金，同时也将北方较为先进的纺织技术传到江南地区。1289年，元世祖又“诏置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木棉提举司，责民岁输木棉十万匹”。在此情况下，棉纺业在各地广泛兴起，元代棉花已能与丝、麻纺织原料鼎足而立。

——摘编自杨敏《宋元江南纺织手工业与区域经济的相关性研究》

材料五   五代十国时期，南方战事稀少，社会环境较为安定。在此期间，南方逐渐成为经济发达的地区。北宋灭亡之后，南宋政权偏安一方，南方经济得以进一步发展。此时南方在农业、手工业、商业上都得到了巨大发展，已达到一定的发达水平，农业生产甚至超过北方。此外，自唐至宋元，庄园的分布有明显向南推移的趋势。到了元代，为解决“南粮北运”问题，甚至开发前所未有、规模浩大的漕运和海运，也足见南方经济的重要性和其影响力。

——摘编自商字楠《中国古代经济重心转移及其影响分析》

主题二社会的变化

材料六   两宋时期，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古时期森严的良贱制度也逐渐被打破。宋仁宗时赋予了私人奴婢编户齐民的法律地位，南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后官奴婢制度消亡。仁宗朝，政府规定商人、佃农、奴婢均为编户齐民，这意味着压抑下层百姓权利的种种桎梏得以剔除，而对奴婢生命权的保护亦更加深入具体了。

——郭尚武《两宋良贱制度的消亡及其影响》

材料七   （宋代）岳州知州指出：“（农民）自来兼作商旅……欲出榜招召，务令疾速归业。如贪恋作商，不肯回归，其田权许人请射（承佃耕种）。”宋高宗采纳户部意见：“商人田产，身虽在外，家有承管，见今输送二税，难（不应）许人请射。”

——摘编自徐松《宋会要辑稿》

材料八   社会流动按其流动方向，划分为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关于水平流动，多表现在地域和职业方面的流动。如农民摆脱户籍与土地的束缚，“释其耒耜而游于四方，择其所乐而居之”。商人在各地流动，“富室多是外郡寄寓之人，盖此郡凤凰山谓之客山，其山高木秀皆荫及寄寓者。其寄寓人，多为江商海贾……”士人也从事经商，在赶考途中，有“贩盐为事”。垂直流动则多表现在科举制全面展开，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上升的机会，宋代开始阶级区分不及前代严格，阶级之间的流动性比较大。

——摘编自陈静《宋代商品经济与社会流动研究》

材料九   唐宋变革是中国传统社会历史上的重要变革，实现了春秋战国以后的又一次社会转型，使中国传统社会进入齐民社会阶段。较之此前的汉唐世族地主社会，齐民社会具有社会等齐性、契约普遍性和社会流动性三个方面的进步特征：社会等齐性意味着社会特权阶级大大缩小了，社会身份趋于等齐，社会等齐性为社会“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创造了前提条件，导致契约的普遍化，并使人们摆脱了身份的束缚，可以自由迁徙并从事各种不同的职业，这些大大提高了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

——摘编自高德步《唐宋变革齐民地主经济与齐民社会的兴起》

材料一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接受李斯的建议，在以武力夺来的广袤土地上普遍建立郡县，形成了一套严密的地方行政管理体系。然而，郡县制对于专制统治者个人来说也有不利的一面。异姓的地方官吏多数是些见风使舵的势利之徒，他们往往在王朝危难之时为自己着想，不全力去拱卫统治者濒危的社稷。“汉祖龙兴，取周秦之制而兼用之，其亦有意于矫前世之弊矣。”西汉各侯国的权力较大，但经汉景帝和汉武帝的努力，诸侯国势力大为削弱。

——摘编自万昌华《论郡县制度的嬗变与实质》

材料二   中央集权解决的是中央和地方关系的价值取向问题，以中央集权为主导，以皇权为最高象征，自秦朝始基本稳定延续两千年。中央集权的政治功能，其根本在于保障国家的版图统一，而国家的统一对百姓而言是安居乐业的前提条件，否则分裂必然导致内战，内战则导致百姓生灵涂炭。对于大版图、人口众、多民族、区域差异大的大国而言，维持统一无疑具有政治上压倒一切的优先性，也是任何执政集团先进与否的关键指标。对中华民族而言，郡县制的这一灵魂至今并不过时。

——摘编自曹锦清等《郡县国家：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传统及其当代挑战》

材料三   元朝大部分行省的辖区包括今天的二到三个省，远远超出以前王朝的一级地方行政区。行省于地方事务，凡军、政、财权无所不统，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渊源于元王朝特殊的民族征服背景，中央只有加重行省权力才能够及时并有效地镇压反抗行动，同时也能对分封在边疆地区的诸王贵族进行节制。行省官员中仅有主要长官能掌握军权，而这类职务通常不授予汉人，因此地方权力过重的弊端可以通过民族防范、民族控制得到部分弥补。

——摘编自孟广耀《蒙古民族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