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15日，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引用了梁启超先生的“三个中国”说，指出：“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且是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未来之中国，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

材料   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争竞自团结之时代也……此实汉族自经营其内部之事。当时所交涉者。惟苗种诸族类而已。第二中世史。自秦一统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烈之时代也。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於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而其内外之变动。实皆为二千年所未有。

——摘编自1901年梁启超《中国史叙论》

材料   外界之势力之影响于学术，岂不大哉!自周之衰，文王、周公势力之瓦解也，国民之智力成熟于内，政治之纷乱乘之于外，上无统一之制度，下迫于社会之要求，于是诸子九流各创其学说，于道德、政治、文学上，灿然放万丈之光焰，此为中国思想之能动时代。自汉以后，天下太平，武帝复以孔子之说统一之。其时新遭秦火，儒家唯以抱残守缺为事，其为诸子之学者，亦但守其师说，无创作之思想，学界稍稍停滞矣。佛教之东，适值吾国思想凋敝之后，当此之时，学者见之，如饥者之得食，渴者之得饮，担簦访道者，接武于葱岭之道，翻经译论者，云集于南北之都，自六朝至于唐室，而佛陀之教极千古之盛矣。此为吾国思想受动之时代。然当是时，吾国固有之思想与印度之思想互相并行而不相化合，至宋儒出而一调和之，此又由受动之时代出而稍带能动之性质者也。自宋以后以至本朝，思想之停滞略同于两汉，至今日而第二之佛教又见告矣，西洋之思想是也。

——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1905年）